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他的《企业中的人性方面》（1960）-书中，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管理理论：X理论和Y理论组织目标相矛盾的，必须用强制、惩罚的办法，才能近使他们为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④多数人干工作都是为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此，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鼓励他们努力工作。⑤人大致可分为两类，多数人都是符合于上述设想的人，另一类是能够自己鼓励自己，能够克制感情冲动的人，这些人应负起管理的责任。

管理策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管理工作重点在于提高生产率、完成生产任务，而对于人的感情和道义上应负的责任，则是无关紧要的。简单地说，就是重视完成任务，而不考虑人的情感、需要、动机、人际交往等社会心理因素。从这种观点来看，管理就是计划、组织、经营、指导、监督。这种管理方式叫做任务管理。

2、管理工作只是少数人的事，与广大工人群众无关。工人的主要任务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拼命干活。

3、在奖励制度胡萝卜加大棒

企业管理计划工作，在旧制度下都是由劳动者来做的，它是凭个人经验办事的结果；在新制度下则绝对必须由管理部门按照科学规律来做，这是因为，即使劳动者熟悉工作进展情况并善于利用科学资料

思想感情。他认为，如果工人能按照他所设计的标准动作进行工作，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X理论曾风行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欧美企业管理界。这种理论改变了当时放任自流的管理状态；加强了社会上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心，促进了科学管理体制

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点统治思想的反映，泰勒从企业家与工人都有的营利心来录求提高效率的根源，把人看成机器。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相对立的。

管理模式，否认了人的主人翁精神，否认了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与责任心。他们认为由于人是天性懒惰的，因此必须用强迫、控制、奖励与惩罚等措施，以便促使他们达到组织目标。

被管理者绝对对立起来，反对工人参与管理，否认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人性观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经济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提出，有关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经济人又称作“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有目标理性的，惟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最大化。这常用作经济学和某些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来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之后，西尼耳定量地确定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一名词引入经济学。与“经济人”相对的概念是“道德人”或“社会人”。

综述

对于“经济人”和“经济人假设”的涵义，中外经济学文献并没有给出权威和标准的解释，也没有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目前，大多数经济学者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大致包含四个要点：经济人概念来源于斯密；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经济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斯密的《国富论》就会发现，上述要点并没有完整地准确地反映斯密的思想。

并非出自斯密的著作

“经济人”概念并非出自斯密的著作，斯密的思想也并非是“经济人”的惟一思想来源。如果力图从斯密的思想中概括出“经济人”，那么，与此有关的思想主要是两点：第一点，人们是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第二点，在价值规律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并非出于本意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斯密是“经济人”思想来源的代表者。至于当前人们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已经或多或少离开了斯密的思想，我们不应当把任意演绎的思想强加给斯密。

限制性

按照斯密的思想，“经济人”完全是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所适用的范围，只是处于社会分工体系中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而不是“经济生活中所有的人”。这种意义的“经济人”对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对于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是不适用的。如果把“经济人”应用到其他人——非商品生产者，已经离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人，产品不表现为商品的经济时代的人，是不符合斯密的思想的。

目标和追求的差异

按照斯密的思想，“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己心”的涵义是：参与社会分工和以商品形式满足他人需要，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要。这里所体现的是斯密所谓“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相互帮忙”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间接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关系。因此，把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归结为“自私自利”，显然是不恰当的。在这里，斯密并没有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开来；而实际上，资本家的“利己心”和小商品生产者的“利己心”是有质的区别的。因此，把一般人的利己心和资本家的利己心混为一谈，同样是不恰当的。另外，斯密并没有将这种利己心看作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是看作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必然反映。而且他认为，人具有双重人格——追求个人利益和崇尚道德情操。如果把不同时代、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人，统统看作具有同样利己本性的自然人，显然不符合斯密的思想。

理性

按照斯密的思想，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并不需要以人的所谓“理性”作为前提条件，相反，斯密认为，这种商品交换的倾向是不是一种“本然的性能”，是不是“理性的必然结果”，不属于他研究的范围。因此，把“理性”作为“经济人假设”的必要条件和内在特征，同样不符合斯密的思想。如果讲“理性”，无非是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常人所具有的认识判断能力而已；但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人们本来可以具有的正常理性往往被扭曲了。

总之，按照斯密的思想，“经济人”无非是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参与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人；而目前流行的所谓“经济人假设”，并没有确切地反映斯密的有关经济思想，也不能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有效的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前提。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经济人假设”，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人都是“自利的理性人”。科学认识论表明，关于人的任何假设都是有局限的，除非你不做假设，因为人是最复杂的。正因为如此，二百多年来，“经济人假设”是否合理有效的讨论，一直存在。问题的焦点在于，对于经济学而言，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完整的对人的假设，如果需要，到底哪一种假设是最合理的？或者进一步说，这种从西方经济学中引进的“经济人假设”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适应性到底有多大？局限性有多大？

人的假设都有局限

“经济人假设”的实质就是对“人”进行抽象，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通过抽象可以避免陷入对“人性”本身无边无际的争论，以更有效地讨论相关的经济学主题。

问题在于，这种抽象实际上就是将人不当成“人”，而是当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显然，这种“动物”本身并不存在。所以局限难以避免。

首先，由于经济学研究角度、研究需要的不同，对于人的抽象也各不相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学家对人性不同的看法也影响了其对人的假设。例如，著名的“社会人”模式就是另一种应用于经济学中的假设。它由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想以之来取代“经济人”模式。它的基本内容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的需要；人所做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所以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上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

同理，作为经济管理学基础理论的“管理人”模式在人的“有限理性”假说的基础上提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限制，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其次，“经济人假设”在假定人是“自利的理性人”的同时，还存在一系列相关假设，包括资源供给不受限制、市场信息对称、人的知识水平足够、市场机制充分有效等，但实际上这样的条件本身在现实中不存在。即使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一旦遇到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双重选择时，其利益判断也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其权衡标准也会背离这种“假设”。最后，即使人是“自利的理性人”，但由于每个人的“自利”程度和“理性”程度的差异，也可能出现不同等级和程度的“经济人”，从而使这种假设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起来。尤其是“自利”的标准差异会使人的选择出现巨大不同，如对吸毒、赌博等的消费行为的选择。

适用的研究领域有限

任何一种假设都与各自的研究目的有关，它必然会为了分析和解决某一种问题、现象或过程而忽略掉一些因素。对于同一个研究者，讨论的重点的差异，也可以使假设条件出现差异。实际上，研究者的研究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期限，也决定着其假设条件的选择。而且，随着研究目的和领域的变动，其假设条件也随之变动。有相当多的研究领域，如经济体制、经济分配、福利有效性、就业、货币、资本流动、区域合作等就不适合运用“经济人假设”。这就是说，这样的假设只是适合于提出该思想的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适应于探索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与优化、经济增长等问题。

进一步说，由于人在不同的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同，有些是基础性的，有些是附带讨论的，从而进行抽象的必要性就不同。如果说人的行为目的和方式可以完全由外界条件———比如社会习惯、制度等来决定，那么对人的抽象也就不那么重要。如果经济研究可以从其他方面而非个人（或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开始的话，那么“人”的问题就可以忽略。总之，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适用“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适用的对象有限

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很少有人考虑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但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几乎大多数经济产品都存在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就更受局限了。

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无论是有形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随着它们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异，“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公益性”程度越高的产品，如教育、桥梁、国防等，其“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就越低，因为人们在消费和购买这些产品时，常常无法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选择。

于是，在经济学中对不同产品的消费者选择进行研究时，原来的“经济人假设”就要部分或全部放弃，因为，这时就不能为了“简单”而对人进行过多的抽象和假设，而必须还原成具体的人。

适用的时限有限

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较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有限，这种条件下，“经济人假设”是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高、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扩大，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脱离“经济人假设”的条件。尤其是“绿色经济”等运动的兴起，更使人们关注个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从而使“经济人假设”适用的范围更趋狭窄。

适用的人群有限

在现代经济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的细分越来越重要，从而对不同人群进行经济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在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群体，其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传统文化等的差异，导致经济生活中人的“理性”水平出现差异。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即使再穷苦的人，在市场上也难以做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因为我们有“先人后己”的优秀传统。同样，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更注重对荣誉和地位的选择，而鄙视“重利忘义”的行为。这也就是说，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同人群的“情感水平”和“知识水平”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人假设”适用水平的不同。任何假设都有一定的局限，然而，经济学又不能没有假设，其关键在于分析其“假设条件”与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是否匹配，进而去探讨这种“假设条件”是否成立。

具有自利性和理性的“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设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演变，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广义“经济人”，我国目前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以上各个“经济人”假设的条件都不相同。最早的自利性演变为自利性和他利性结合；最早的理性演变为有限理性；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演变为追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统一；“经济人”假设的条件由最初的完全理想化，演变到与现实更加接近。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人”假设条件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理论研究，也直接影响到管理模式的变化。随着“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变化，管理理念更加人性化，更加重视兼顾个人和公共利益的协调。这就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以人为本，尊重社会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与时俱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双赢或多赢。

边界　

《国富论》的论述中，斯密“经济人”假设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利己本性，在经济活动中会导致人们完全追求个人利益而不会顾及其他人利益，但由于每个人的谋利活动受到其他人的谋利活动的限制．受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个人的这种利己行为最终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还说明“经济人”的道德行为。他认为，利己是目的，利他则是手段，先要运用利他这个手段，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同时，又提出上帝赋予了每个人的“利己心”，如果“利己心”过于强烈，就会侵犯他人的利己活动领域，因而每个人在充分利用利己冲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他人的利己性营利活动不受侵犯。要求“经济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行使自身合法权益时，不要越界和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逮不是否定“利己心”，而是充分发挥利己的条件。《国富论》谈到，每个人基于“利己心”的赢利活动，只许在不侵害“正义规则”的限度内进行，这和《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遵守社会生活“一般准则”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利己”行为的度，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保障。

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是指斯密“经济人”假设条件存在的“度”的界限。斯密“经济人”假设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经济人”必然是自利的，且不是孤立的。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利己心）是“经济人”行为的驱动力，“经济人”不能孤立的生存，只有在经济生活中与他人进行交往，谋求私人利益。第二，“经济人”总是凭借所处的市场环境判断自身利益，努力使用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经济人”唯一目的是追求私人利益，但最终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有良好盼法制和规则作为保证。第四，“经济人”追逐私利的手段和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变化，但其自利本性不变。综上所述，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应为：“经济人”的“自利性”边界应该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限度；“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亿”的边界应该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度：“经济人”的自利和利益最大化行为应该在法制和规则的约束之下，合乎伦理和遵纪守法。

位移　

位移是物理学的名词，用来描述运动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的物理量。“经济人”假设边界位移，是指“经济人”假设条件在经济史发展过程中发生演变的过程和现象。在经济史中，西方经济学家孟德维尔、斯密、边沁、约·穆勒、西尼尔、李斯特、西蒙、马歇尔、庞巴维克、科斯、贝克尔、弗里德曼、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都有“经济人”假设，大致划分为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广义“经济人”，他们各自对“经挤人”假设的条件都不尽相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因此，可以说自从“经济人”假设产生的第一天起，“经济人”假设的边界一直在发生位移。

（一）孟德维尔对“经济人”假设的启蒙

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公共利益指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个人劣行指的是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如果各个人都自由进行利己活动，可以自然而然地增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并且比有目的的活动效果更好。孟德维尔关于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大。

（二）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斯密确定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系统运用“经济人”进行经济分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在斯密之后，经过边沁、西尼尔、约·穆勒等人对“经济人”思想的进一步补充，基本形成古典“经济人”模式，为经济学进行分析和研究创造了科学假设和前提。

（三）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斯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经济学普遍继承，同时这一假设本身也在不断完善，最突出的体现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中。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人”就是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一是具有功利主义本性，即以最小成本去获得自身晟大的经济收益；二是具有完全理性，即掌握全部知识和信息，恰当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经济人”一般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四是“经济人”通常采取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等四种要素供给者的形态。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引入数量分析方法解答了斯密没有解答的问题，比斯密的原始“经济人”前进了一大步。新古典经济学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经济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实现最大的满足和效率。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将斯密的“经济人”，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简单、可量化的“机械人”。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转化为只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因此，薪古典“经济人”的假设边界是：纯粹的“自利性”而无“利他性”，纯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无“公共利益”，没有社会规则的约束。

（四）广义的“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又称广义的“经济人”）比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更接近于真实社会，它的“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内容：一是人具有双重动机。追求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非经济利益包括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通常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二是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人们获取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导致人的理性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具有有限理性，不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还追求利他主义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非经济利益，并且还有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说，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处在理想状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由此可见，广义的“经济人”假设边界应该是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复归，并且是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自利性”和“利他性”共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同在，“经济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问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中，西方“经济人”假说是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个人主义的，与我国的传统的集体主义主流意识相差甚远，不宜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前提，没有“经济人”的位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承认“经济人”假说的前提条件，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使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经济人”假说是交易的起点，是市场经济的起点。“经济人”通过利他实现利己，利他是利己的手段，利己是利他的目的。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具有不同性质，但都是市场用“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仍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以，“经济人”假说同样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隐含前提。在市场上追求各自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应该表现出以下四大基本特征：一是自主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企业或企业联合体，通过自由、自觉、自主地趴事生产、交换、消费活动，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二是追利性。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各自利益的正当性和重要性。三是竞争性。社会主义“经济人”在生产、交换、消费领域展开竞争，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培育和完善优胜劣汰的经济机制等。四是预期性。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可以概括为：“自利性”和“利他性”有机协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有机结合，”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遵纪守法。

边界位移对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经济人”假设边界的位移直接导致理论研究的变化，把经济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经济人”假设边界的位移也直接推进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一）“经济人”假设的理论演进

古典“经济人”是由斯密系统运用，经过一些古典经济学家补充和完善最后奠定了经济学成熟的基石，但还存在一些缺陷。通过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等的批判和完善，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古典“经济人”模式为基础，吸收同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人”的理念。新古典“经济人”模式克服了经济学家以前对经济学世界的肤浅解释，从而可以细致分析市场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学从具有道德和政治属性的学科转变成浓厚工具性色彩的分析科学。“经济人”变成了赤裸裸的理性自私人。在新政治经济学运动中。以贝克尔、布坎南、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第三次抽象。广义“经济人”模式的特征：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经济领域以外很多社会领域，认为“自利”和理性选择不但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存在于市场之外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政治、婚姻、生育、非法活动等）。把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运用到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修改了“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假设，使“经济人”假设走出纯经济学范围，更具一般意义。“新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的历史伦理因素、社会道德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人”的范畴中，对斯密“经济人”思想进行更高阶段的复兴。

古典“经济人”思想的初步形成和运用成为经济学的基石，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推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化，“新经济学家”对广义“经济人”的发展，使经济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由此可见，各个时代经济学家为了更有效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和各种经济现象，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撑点，就不断抽象、修正“经济人”假设。

（二）“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

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同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第一，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萌芽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X”理论。在这种管理方式中，管理者把人看作物件一样，忽视了人的自身特征和精神需要，只注重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提出了著名的“胡罗卜加大棒”的管理观念，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第二，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是“社会人”，从而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的管理理论。梅奥等人根据霍桑实验提出：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更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物质刺激只有次要作用。而且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只有在顾全群体利益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行为科学的产生，适应了社会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和企业劳动与劳动构成不断变化的要求，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不足。第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进一步把人看作是“自我实现的人”、“决策人”和“复杂人”，极力主张实行参与式、灵活多变的管理，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马斯洛“自我实现人”的假设，提出了通过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以不断激发人的潜能管理方法。西蒙“决策人”假设，从有限理性出发，使得管理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增强了管理的可操作性。沙因“复杂人”的假设，提出了“灵活多变”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要因人、因事、因环境而异。

由此可见．关于人的理论假设也就成了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出发点。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几乎都是基于对人的认识的飞跃；各种管理理论的不同，也是基于对人的认识的不同。

认真研究“经济人”假设及其边界的演变规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借鉴，保证各个社会经济主体实现和谐的利益分配结构。

（一）把握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中的“一般规则”，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

斯密认为古典“经济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马歇尔认为新古典“经济人”自利行为的理性特征，就体现在谋利行为必须在规范、制度的制约之下。在广义“经济人”阶段，把制度、法律、习俗等作为决定人们偏好形成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之中。

制度界定了“经济人”活动的空间和维度，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人”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由于在强化利益激励的时候，缺少健全的制度约束，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经济人”在强烈自我利益驱使下滋生寻租行为，侵害社会和他人利益。通过道德约束和制度强制性约束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使遵守道德和制度的行为与获得收益成正相关系。否则，对人的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平衡，尤其对约束机制的缺失，就无法避免自利的“经济人”损人利己、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的发生。

因此，我们在认同“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时，必须引导市场各个主体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既要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还需必要的道德规范。需要加强道德建设，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保证。

（二）把握好“经济人”假设的“白利”边界，有利于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因为：第一。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它的体制和机制运作的基础是人的趋利性，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要尊重经济规律，运用“看不见的手”，就要利用物质激励作用，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强化效益观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所以市场经济应该尊重“经济人”的自利假设，鼓励“经济人”竞争和获利最大化，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这才能够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和谐共处。第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追求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到目前为止，人们思想境界还远没有达到把为他人和社会劳动看作自己生活第一需要的高度，人们的劳动都直接或间接的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经济人”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形成的逻辑关系有力证明了，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但是，一定要防止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既尊重市场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又尊重和保护其合法的自身利益，每一个市场主体劳有所获，劳有所得，才能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三）“经济人”假设中的“理性”到“有限理性”假设边界的位移培我们的启示——完善社套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经济史上的“经济人”假设发生了三次变化，“经济人”假设的边界也随之发生位移。“经济人”假设边界位移过程中，“完全理性”演变为“有限理性”，“完全信息”演变为“有限信息”，“经济人”活动的范围由经济领域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斯密的“纯经济人”变成了“社会人”，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人”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发生位移和变化，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联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启发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这是当务之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利己和利他结合，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兼顾，经济和道德一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如果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的规范和基准，就可以澄清目前的许多混乱思想，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有助于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发展。

（四）准确把握“经济人”假设边界，可以提高我国公共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在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实践中，不仅要通过“经济人”的经济作用刺激公务员的“利己心”，产生激励作用，而且还要制订和执行有效措施对”经济人”的负面影响进行遏制，保证产生“利他”的行为效果。经济人假设为我国行政管理提供以下思路：一是应该重视公务人员的物质报酬体系的建设。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是公务人员，通过“经济人”假设边界可以有效理解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动机，尊重公务人员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公务人员的物质报酬，尽可能满足公务人员的利己心，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应该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制约公务人员的“经济人”负面行为，保证公务人员能够利己和利他行为合理并存。在认可“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公务人员“经济人”政策的负面作用，严格制定健全的政策规范，依法行政，明确约束公务人员的行为，防止负面行为产生，促进公务人员更好地实现利己和利他行为的高度融合，增加社会公共利益。三是公共行政逐渐引人市场机制，减少公务人员“经济人”负面行为发生的几率，缩小政府直接管制范围。现代公共行政包括授益性行政（如社会福利、低保、行政救助、社会保险等行政活动）和服务性行政（如水电、通讯、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行政活动），授益性行政服务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提供，服务性行政服务可以引入商业化管理方法和市场机制，缩小政府直接管理范围，消除公务人员寻租的滋生温床，推进“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最后实现“有效政府”。

（五）把握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中，利己与利他一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紧密相联，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应该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目标，相互交往的各方，都应获得相应利益，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因此，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建立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关心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目前应采取切实措施，做好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低保”等工作；做好农村的扶贫工作，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尽快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