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狄盖特在指挥“工人之声”合唱团排练完毕之后，得到了一本《革命歌集》。回到所居住的地下室后，狄盖特读起《革命歌集》，一翻就翻到了《国际歌》。狄盖特被深深地吸引，创作热情被点燃。在破陋的风琴上，狄盖特连夜为《国际歌》谱曲。第二天早上，狄盖特就写出了主歌的初稿，再一天又给它配上了副歌的合唱。《国际歌》全部音乐就在两天之内创作完成了。狄盖特立即把它拿到群众中间去试唱，听取工人的意见，一遍又一遍地加以修改。6月23日，在里尔报界工人的节日纪念会上，由狄盖特亲自指挥的“工人之声”合唱团首次演出《国际歌》。“工人之声”合唱团决定立即出版《国际歌》，并商定在乐谱上只署上作者的姓，而不署名字，以免狄盖特为此而丢掉饭碗。歌谱第一次就出版了六千份。

1900年，由列宁在国外创办的《火星报》中的一篇报道援用了《国际歌》的四句法文原词，并且说：“今后我们要团结一致，高举红旗，高唱这支战歌去劳动和斗争。”

1902年，一位名叫阿·科茨的俄国矿工技师首次将《国际歌》译成俄文，并被收进《俄国革命歌曲选集》。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同年3月，《真理报》在“革命”的通栏下发表了《国际歌》。

仅有歌词的版本

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广州《劳动者》周刊第2至6号分四次连载了一首翻译的《劳动歌》，共6节，译者署名列悲，据说是黄文山与区声白合署的笔名。据考证，这是《国际歌》最早的中译歌词。

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办的《华工旬刊》，及1923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上，都刊载了中文翻译的《国际歌》，这首歌是郑振铎、耿济之翻译的，但未署名。1920年七八月间的一天，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郑振铎，和好友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打动了他们。于是，二人分工合作，由耿济之先把诗歌的大意口译出来，再由郑振铎执笔写成文字。第一天他俩工作到深夜，译出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译文直到以后才在《小说月报》以诗的形式发表，没有附曲，不适合歌唱。

传唱的版本

瞿秋白是1920年旅俄途经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国际歌》的。

最早将《L'Internationale》歌名译为《国际歌》的，是瞿秋白1920年11月起撰写至1921年10月稿竟的《饿乡纪程》，经友人改以《新俄国游记》为名在国内初版于1922年。

在中国最早公开传唱《国际歌》的，也是瞿秋白。1923年1月15日，瞿秋白出席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纪念德国共产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召开的大会，作为第一项议程，瞿秋白演唱了《国际歌》。但不清楚瞿秋白所唱的是俄文版还是中文版。

1923年春夏，瞿秋白把这首歌译成汉语。当时，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修改。法文“L'Internationale”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他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六个字。瞿秋白译本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15日第1期，第6-10页。

1920年5月，萧三远到法国。他和他的战友们第一次听到法语《国际歌》的时候，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想法。1922年冬，萧三从巴黎来到莫斯科。第二年，他与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歌词初步翻译成中文。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协助下，对《国际歌》的译词进行了几次修改。

1962年4月28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加以更加仔细的推敲修改，由此产生了《国际歌》新的中译本，经过集体审定后刊登在《人民日报》。其中对“L'Internationale”一词，萧三曾拟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英德纳雄纳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即由音译改为意译。但此后各种出版物仍照原样排印，保持首创于瞿秋白的音译不变。

1926年3月18日，国民革命军在纪念巴黎公社成立55周年时，印制了一张乐谱，上有三节中文《国际歌》歌词，大致为欧仁·鲍狄埃原诗第一、二、六节。

《国际歌》从歌名、歌词到曲调都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并随着共产党人的执着追求和国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发展而传遍全世界，呈现强大的生命力。

《国际歌》完整版的歌词共有六节。歌词的核心要义是：第一，揭露剥削阶级压迫和剥夺劳动人民的罪恶，第二，坚持人民创造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讴歌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创世说”与人民的历史主动性，第三，体现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性，第四，坚定共产主义革命理想与信念，号召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团结奋斗。六节歌词的每一节收尾，都是铿锵有力重复唱两遍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国际歌》的第一段主歌为两个平行乐句共8小节 。全曲起始是一个弱起节拍，这样的节奏起到了强调重拍的作用，4/4拍的节奏显得庄重而有力，强弱次强弱的节奏韵律散发出一种坚定执着的革命理想。而音调上更是由降B大调的属音上行到主音。属音到主音的功能行进往往给人一种走向光明的和声感觉，再结合弱起的节奏，《国际歌》的开头两个音便营造出一种引领号召人民通过革命走向光明的音乐氛围。而这种纯四度上行（5级音上行到1级音为纯四度）以弱起的节奏形势出现在了第一段每一个重拍节点上，这号角式的旋律完美地配合了歌词“起来”两个字，使得传唱者与听众在潜意识层面自然地形成共鸣。

《国际歌》的第二段是一个8小节并同样分为两乐句的连接部，它的第一句不仅转到了F大调，而且也为了曲调的先抑后扬，旋律一开始便保持在了低音区，而后随着大符点节奏的持续出现，旋律线逐渐向高音区进发。这种呈上升式的旋律线，就如同歌词内容一般，引领和激励着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奋斗。也恰在这时，全曲进入了最后的副歌部分。这部分不仅调式回到了原本的降B大调，曲调也开始走向高音区，弱起拍上出现的小符点极具进行曲的节奏特点，这种革命战士英勇战斗的节奏感就像一剂强心针，呼吁着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与反动派作斗争。而这个同样为8小节的最终副歌，其第一乐句不仅呼应了主歌的旋律，更是引领了整个歌曲迈入最高亢宏伟的革命旋律——“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全曲最后以高潮式的结尾结束。纵观整首《国际歌》无论是它的写作主题动机还是旋律的创作，抑或是节奏的设计及曲式结构，都完美地契合着乐曲开头“起来”这一句具有召唤性的动词。

在曲调上，这首大调作品在音程上先扬后抑，旋律上千回百折，虽然结构上大体上只有主旋律和副歌两个部分，但是音乐色彩明亮高亢、雄壮嘹亮符合全世界多数人民的音乐审美。

1888年，《国际歌》在里尔初次演出并出版后，很快就在里尔流传开来。法国北部工矿区是工人运动很活跃的地区，《国际歌》便开始在法国北部的工人中广泛传唱。

1889年7月14日，是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第二国际成立。法国工人党的代表就是高唱着《国际歌》参加这次大会的。《国际歌》已开始在巴黎工人中传播。

1896年，法国工人党在里尔举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为了破坏这次会议，雇佣了一批暴徒来袭击会场。暴徒唱起了《马赛曲》来进行捣乱。工人群众则高唱《国际歌》来进行回击，全体革命群众同声高场《国际歌》，声浪完全吞没了《马赛曲》。里尔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各地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纷纷把《国际歌》歌谱带回本地区，于是《国际歌》声便在法国全国迅速传开了。

1920年12月，第二国际成立法国共产党，并宣布《国际歌》为党歌。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1月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国际歌》作为国歌，1922年苏联成立后《国际歌》成为苏联国歌。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宣布社会主义胜利后决定更改国歌。经过几番争论，1944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拍板《牢不可破的联盟》成为国歌。同时把《国际歌》作为苏联共产党（布）的党歌。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歌》成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党歌。

《国际歌》自20世纪20年代初传入中国后，开始只在少数左翼人士中间传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代表们在南湖红船上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唱起了《国际歌》。

1923年6月20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三大在歌声中胜利闭幕。由此开始，在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成为惯例。

1927年“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提出“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还应加唱《国际歌》一项议程”“以后各营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都有唱《国际歌》一项”。毛泽东还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上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并在教导队的训练班上教学员们唱《国际歌》。

1930年7月，毛泽东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道：“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国际悲歌”就是指《国际歌》。此后，不论是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延安，毛泽东要求全党全军全民同唱《国际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传唱《国际歌》，强化了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际歌》被选为国歌。

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每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闭幕时，都会演奏《国际歌》，故该目录只收录特殊场合。

版权之争

《国际歌》的曲作者皮埃尔·狄盖特于1932年逝世，根据国际版权组织的规定：“作者的著作权在作者死后70年内当受法律保护”。因此，《国际歌》的版权有效期将顺延至2002年。然而，1972年，慕尼黑资本家汉斯·巴亚兰以3000美元的价格，分别买取了瑞士、奥地利和联邦德国等国的《国际歌》版权；接着，他又用1000美元买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歌》版权；此后，他相继买走了许多国家的《国际歌》版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古巴和保加利亚等国没有转让。

汉斯·巴亚兰购买《国际歌》的版权时，许多当事国，包括当时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不以为然。因此，当汉斯·巴亚兰以版权人的身份，首次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收取版税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关部门大感吃惊和不解。然而，汉斯·巴亚兰的要求是合法的。此后，汉斯·巴亚兰每年都要收取《国际歌》在许多国家大量的版税。其中，交税最多的是德国，在德国《国际歌》的收税标准当时定的是每分钟350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