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07 16:19
关于这部书的编修目的，李心传在《杂记》甲集序中曾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宫行都，颇得窃窥玉煤所藏金匾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获闻名卿才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纪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缉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不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 年）迄壬戌（嘉泰二年，1202 年），汰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
他的友人许奕在缴上《要录》的奏状中也说：“李心传博通群书，尤熟本朝故事。尝谓中兴以来，明君良臣，丰功盛烈，虽已见之《实录》等书，而南渡之初，一时私家记录，往往传闻失实，私意乱真，垂之方来，何所考信？于是纂辑科条，编年纪载，专以《日历》、《会要》为本，然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辫之，可疑者阔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
他编著这部书，利用了他父亲舜臣任宗正寺主簿的条件，阅读了玉碟所保存的各种官修史籍和档案的副本，接触了一些官僚、学者，听到了他们关于政事的议论，再加上几十年的辛勤搜集，专心著述，终于写成《要录》、《杂记》这样一些关于南宋前期历史的史籍。
《要录》的编著继承了《通鉴》和《长编》的传统。全书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作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要录》说：“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要录》只记载高宗三十六年间事，篇幅却达二百卷之多，尤其是建炎元年至绍兴九年这十三年，几乎每年十卷，较《长编》详细，这也是年代较近、材料保存较多的缘故。
至于本书的书名，据《杂记》卷首所载当年宣取《要录》的指挥，多作《高宗系年要录》，《宋史》本传也作《高宗系年录》，但自《四库全书》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后人一直沿用这个名称。其实，本书只记高宗一朝史实，应以《高宗系年要录》为正；至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个名称，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取名和内容就可以知道，是作者一部内容更为广泛的编年体史书的名字，《高宗系年要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应包括孝宗、光宗、宁宗的系年要录。但现在孝宗要录已不传，光宗、宁宗要录究竟已否成书也不可知了。
《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熙宗完颜亶、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
2013年5月，该图书入选201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要录》有光绪五年（1879 年）仁寿萧氏和光绪八年广雅书局两种刻本，还有1936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6 年中华书局曾用原纸型重印）。这三个本子都来源于《四库全书》本，而《四库》本《要录》又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修《大典》时曾在注文中加进了一些后人的著作，修《四库全书》时又有窜改，再经过多次传抄、翻刻，这几个版本都有不少问题。商务排印本阅读起来较方便，但断句错误百出。中华书局的胡坤点校本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
李心传(1167年～1240年)，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三十岁考进士不第，从此绝意于科举，专心从事史学研究。
经多年努力，编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记述了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共三十六年的史事。后赐进士出身。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
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但因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熺父子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便不免因袭旧章，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的。
李心传，官至礼部侍郎，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迹，仿《通鉴》之例，编年系月，与李焘《长编》相续。宁宗时尝被旨取进。《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
而元代修宋、辽、金三《史》时，广购逸书，其目具见袁桷、苏天爵二集，并无此名。是当时流传已绝，故修史诸臣均未之见。至明初，始得其遗本，亦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一部二十册，诸家书目则均不著录。今明代秘府之本，又已散亡。其存于世者，惟《永乐大典》所载之本而已。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
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宋史》本传称其重川蜀而薄东南。然如宋人以张栻讲学之故，无不坚持门户，为其父张浚左袒。心传独于淮西富平之偾事、曲端之枉死、岳飞之见忌，一一据实直书。虽朱子行状亦不据以为信，初未尝以乡曲之私稍为回护。则《宋史》之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其宏博而有典要，非熊克、陈均诸人所能追步也。原本所载秦熺、张汇诸论，是非颠倒，是不待再计而删者，而并存以备参稽，究为瑕颣。
至于本注之外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俌《龟鉴》诸书，似为修《永乐大典》者所附入。然今无别本可校，理贵阙疑，姑仍其旧。其中与《宋史》互异者，则各为辨证，附注下方。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谨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仍依原第，析为二百卷。至其书名，《文献通考》作《系年要记》，《宋史》本传作《高宗要录》，互有不同。今据《永乐大典》所题，与心传《朝野杂记自跋》及王应麟《玉海》相合，故定为《系年要录》著于录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