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摄影区别于其它艺术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首先是造型的，以艺术的造型(画面)贯穿 在它的自始至终。

那么在造型中如何在二维平面上创造三维空间，在这方面，影视摄影的先驱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与理论，例如：如何利用人的视觉生理映象的特点，强化线条透视和影 调透视现象，利用斜线及斜向排列的物体向远处伸展和会聚来显示空间，利用多层次景物的逆光照明形成丰富的影调层次来展示空间等等，并通过影视特有的手段——运动摄影来改变 空间的结构和位置，创造出一种真实动人的现场感，开拓了空间的视野。如影片《小兵张嗄》中的一场戏，伪装成汉奸模样的罗金保带着嗄子走进院落，(镜头中景跟拉)他们钻进葡萄 树下，(镜头跟移)然后曲里拐弯走到小栅里，罗金保挪开堵在门上的一捆草，从一道门钻进去(镜头拉开成全景)，他们爬上房顶，再从梯子爬到另一个院落里(镜头随之降下)……这一 连串的运动镜头既揭示了当年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队的一种神秘传奇感，又较好地再现了一种空间的真实感。在扩展空间方面，中国古代画论中总结了三个字，一是“隔”，就是利用前景以及安排 较多的景物层次，在选景时要尽可能利用门窗、篱笆、建筑物的局部做前景，并使景物有递进关系，在多层景物间弥漫烟雾，加强空间透视现象。二是“借”，也就是背景的选择，拍 室内场景，背景处应有门窗透进光线或通过它看到远处景物。在室外则让背景中有远处的山峰、塔、建筑等成点状嵌在背景中。三是“引”，即利用线条向画面深处伸展和指引。如向远方伸展的道路、河流、水渠，成行的树木、电线杆等。它们在视觉上

做斜向安排，在视觉上就有模拟第三空间的作用，如果它们向画面的对角线方向伸展，而消失点又在画面之内， 就更有效地形成纵深的三度空间的幻觉。在画面上真实地再现空间，对表达情节内容表现人物的活动及心理状态提供了可信依据。如影片《公民凯恩》中，用了诸多纵深镜头来再现空间，正如影片导演威尔斯所说：“在生活中你看到的东西是同时尽收眼底，在电影里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影片中当苏珊演出又一次失败后企图自杀时，画面空间造型是这样安排的， 前景是一只玻璃杯和一瓶毒药，中景是枕头上苏珊的面部，后景是房门和门下透过来的一线亮光，我们听到苏珊的喘息声和凯恩在门外拚命敲门的声音，这一空间的创造给我们一种既 紧张又担心的心理感受。画面空间的营造由此可见会产生一种非同寻常的奇特效果。

摄影画面并不只是以再现真实的空间为目的。创作者们为了表现某种主观情绪，为了创造内心的视觉意象，还有意地利用各种摄影技巧改变人们对真实空间的印象，进行空间的变形，压缩多重空间的画面组

合，来达到空间的表现性目的，空间变形拥有着很大的表现性和情绪意蕴。如影片《黄土地》中曾多次以画面展现翠巧在河边担着水桶向画面走过来，通过长焦镜头对空间的压缩，使人感到翠巧身后始终充满了黄河之水，感到黄河的温暖柔和以及 她对翠巧的宠爱与主宰，使人物深深嵌入了黄河之中。影片《死神与少女》产房一场戏，摄影师运用小景深拍摄一排排刚刚降生的小生命，通过调节焦点，使画面的清晰点由第一个婴儿逐次转向最远的一名，产生一种飘浮感，犹如嫩芽破土而出。摄影造型空间表现手段还能构成意象性和抽象性的影像形态，利用这种影像形态，主旨不在表现对象，而在描写心意，在“神”与“形”的关系上，是舍“形”求“神”即“舍像求意”来着重表现强烈的主观情意，同时还渗透进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判断。如美国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 ，影片一开头就 用了一组意像性的表现手法，黎明前的越南丛林，天有一丝亮光，静静的、伤感的男声独唱和伴奏的琴声从远处飘来，然后又从远处传来轻松疲倦的直升飞机马达声，随后两架直升飞机的滑橇徐徐掠过画面，这一“造型——空间”语汇给人的情感刺激是异常强烈的，我们感到丛林里曾经遭到毁灭或者将要遭到毁灭，或者丛林里蕴藏着人类的恶梦。故事还没有开始 ，这里没有情节，没有动作，也不是故事将要展开的具体地点，而是通过摄影手段的隐喻性体现出了创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和伤感，以及对大自然抱着的怜悯之心。画面随后是直升 飞机叠印上尉的头部，头顶冲着银幕下方，好象整个人类世界都颠倒了，上尉的眼睛一开一闭注视着画外的人类世界，这究竟代表了谁的眼睛呢?是剧中人上尉的，还是创作者的，亦或是观众的仿佛都是又都不是，总之这是一对注视着全人类的眼睛，再配以飞机的马达声，组成了一组极有抽象意味的造型——空间形象，这形象一经出现，就预视了影片的宏观视 点。空间的变形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物与人一般的空间比例，达到某种视觉上的强调和暗示。 同一画面的不同空间组合，是现代影视摄影画面空间表现的一种方式，也是画面内部蒙 太奇构建的一种方式。这种组合的艺术韵味带给人一个复合的视象，使画面信息在同一欣赏时间内感受到不同空间的变化所展现的立体化、多元化。比如：在电视画面上处理一个歌唱演员的表演，同一屏幕画幅，出现一个全景和一个远景，将演员的姿态、风度和画部表情同时展现给观众。又如在电视中将人物的现实空间与幻想空间结合到一起，一幅画幅中容纳多幅画面，包容几个不同的空间，将会给影视空间带来一个新的纪元。

影视摄影在处理空间客体上，有两种形式：或是如实地再现空间原貌，或是艺术地虚构 空间，使空间夸张、变形。前者是保持“空间真实”，通过移动摄影的仿生眼，给我们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后者则通过镜头的分切，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综合的整体空间。这个空间也许在观众眼里是统一的，其实是毫不相干的异时异地镜头的组接，库里肖夫的“创造的地理试验”便是典型的例子。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任何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之外的存在和空间之外的存在，同样是极大荒唐”。因此，影视空间和时间并存就如天秤中的砝码，应使两者配重同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后的艺术创作中发挥出强大的震撼力。

影视艺术对叙事要求也很高。影视叙事要注意故事与情节。故事主要是指，事件的发生或产生的行为被讲述出来成为结果。而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互相关系。只有搞清楚二者，才能很好地把握新闻叙事。在新闻叙事中，还要注意细节。所谓细节，就是指影视作品中的某种能够集中反映事物本质特征、揭示作品内涵的“特写”，是硬实作品对特定信息元素的着意刻画和突出表达。除了细节，还有冲突。冲突不仅一般地强调事件的因果联系，强调事件的发展要由一定的原因来推动，而且强调时间的产生、发展和最后的结局都是人物之间矛盾冲突带来的。此外，在叙事时，还应该注意时空、人物和主题，注重叙事模式，采用修辞与悬念，使叙事文本更受人欢迎。

影视艺术的生产过程，从前期准备到后期的策划、营销作者都做了全面分析。阐述了现今影视艺术生产的情况、存在问题，并对问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电影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人类亘古以来试图超越时空局限的强烈愿望，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终于获得征服时空局限的物质手段。同时，电影的发明不仅诞生了一门新的艺术形式，也深刻影响着人们传统的思维形式。电影是通过摄影机或其他视听信息记录手段，将活动影像记录在胶片或其他载体上，然后通过放映机或其他放映设备，将这些活动影像映射于银幕或其他观赏载体上的过程。当电影诞生之后，人们在摆弄这个玩具的时候，发现它不仅能记录一个简单的动作，而且可以记录有含义的事实、重大的历史事件，还可以通过记录来叙事。由此，电影便被纳入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语言符号范畴之中了。

除了电影，还有电视的影响。关于电视艺术的内涵，在理论界仍没有得到统一认识。在《广播电视词典》中，对电视艺术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解释。狭义的解释认为，电视艺术包括一切艺术类节目，如电视戏曲、电视歌曲、专题文艺节目、电视剧等。广义的解释认为，一切的电视节目都含有一定的艺术性，所以电视艺术即泛指一切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不但拥有一个强大的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电视传播网络系统，搜集、加工、生产制作各种视听兼备的信息，而且它还以特有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段，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电视文化产品。同时，以其视听兼备、表现逼真，以及时空自如的传播功效，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的接受群体。

影视文化凭借其卓越的表现和传播手段，能最广泛地普及文化，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社会文化的总体结构和比重发生重大变化。影视文化受众面广，能够广泛影响不同层次的观众，因而大大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方式，提高了人类对新鲜事物的感知能力，提高了文化的渗透性，扩大了文化的参照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家、民族和语言的界限，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影视艺术是艺术，是人类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独特形式。人类究竟为什么在以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诸种方式把握世界之外，还离不开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当代人为什么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

活中还需要观赏电影、电视艺术节目.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深刻。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惟有通过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惟有通过文艺创作、鉴赏和批评活动，始能陶冶情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从而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精辟阐述的：“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

一是影视艺术的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

影视艺术创作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审美也就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前瞻，是人的再塑造，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就的批判继承即扬弃，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审美就是对平衡、完整和真实的渴望；是对健全人格的渴望；是对获得一种适度感和良好判断力的渴望。”既是审美，影视艺术当然要给人以视听感官的快感。绕过快感，那是说教，不是艺术，也非审美，但止于快感，尤其是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那也不是艺术，亦非审美。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理应给受众以快感，并通过快感达于心灵，令受众在愉悦的基础上进而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即由快感而产生美感。这时，人心便获得了一种因审美而致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美感有时呈现为宁静，有时表现为振奋；有时悲伤，有时喜悦）。但时下有一种为某些电视选秀类、低级搞笑类电视节目和“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拳枕相交、三角乱恋”类的“娱乐片”电影提供理论依据的所谓“美学张”，认为历史已经跨入“后现代”，人类的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就是为了“生产快乐”，就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震撼和刺激。在这种“美学主张”的推波助澜下，荧屏上原本在幕后充当配角的技术在营造“视听奇观”的喧嚣声中冲到前台，以声光电波成为了主角和主宰，使神韵、意境和意象这些中国艺术精神的灵魂都纷纷让位于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视听感性刺激，艺术本体越来越萎缩。电视艺术在拥有了广阔疆域（它几乎能与源远流长、五花八门的各种文艺门类结缘而产生新的电视艺术形式）和广大观众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本应具有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优势。电视艺术节目（如MTV和某些综艺晚会等）越来越注重以感官刺激征服观众，以至逾越了艺术美的界限，日益庸俗化和快餐化。电视“大片”、“贺岁片”和某些“娱乐片”在美学追求上的泛化、浅表化和媚俗化，以及某些影片的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沉沦、人文精神的衰退、历史理性的匮乏、道德底线的崩溃，也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问题的症结在于：快感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度”的和谐把握，实质上关乎影视艺术能否真正高举“人民美学”的旗帜，能否在审美上真正“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从而真正代表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适“度”则和谐，快感升美感，养眼更养心；过“度”则不和谐，快感成宣泄，养眼变伤情。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生理感官的过度快感必然造成精神深度的痛感，无节制的感性刺激必然造成审美心理的失衡；伴随着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过度快感享受，其精神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势必衰减。古语云：“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不久前，温家宝总理赴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并讨论构建和谐社会时，季羡林先生强调“人自身内心的和谐最为重要”，其深意正在于此。影视艺术若一味凭借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宣扬声色犬马或胡诌搞笑，那就只能止于快感和养眼，只能乐其外而决不能乐其心。心乐受用一世，眼乐仅在一时。影视艺术之美，不在迎上合下，而在引领观众，化人养心。恩格斯曾借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谈到文艺的使命。他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3]民间故事书的使命如此，当代影视艺术的使命亦然。人民的影视艺术工作者，理应胸怀人民的美学理想和审美期待，辛勤劳作，奋发进取，充分发扬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奉献出养眼养心、“目击道存”的美的精品力作。

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这也是影视艺术与人民直接攸关的敏感问题。面对市场，电影看重上座率，电视艺术看重收视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再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倘若受众甚少，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乃至美学效应均难以充分实现。但是，却流行着一种“收视率（上座率）至上”的做法，窃以为很不可取。譬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导演丁荫楠积二十年来之创作成果，拿出《孙中山》 、《周恩来》、《邓小平》、《相伴永远》（李富春与蔡畅）和《鲁迅》这五部力作，以《时代·伟人》为题举办电影周，献给党的生日。这当然是大好事，伟人集中体现了所处时代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通过银幕塑造的成功艺术形象为当代人民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的精神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但奇怪的是，耗用民资建起来的电影院线却偏偏不愿举办这个电影周。理由便是“上座率不高”。结果，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紫光影院”单独承办了这个电影周。

首先，如何科学地看待和认识收视率（上座率）？据我所知，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主要由两家最火的外来专业机构——索福瑞公司和尼尔森公司统计。大概由于统计的方法和采样范围的差异，对于同一节目的收视率的统计结果这两家公司也常不一样。究竟谁的统计更接近真实呢？有没有比这两家公司更为科学的统计方法呢？这些都令人存疑。至于电影的票房上座率，拿某些“大片”、“贺岁片”来说，恐怕主要靠的并不是作品自身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而是靠艺术之外的商业营销炒作——用“唯美主义”夸张渲染的广告感性符号和媒体全方位的狂轰烂炸去吊高大众胃口，诱人掏腰包进入影院，改变人们正常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赵公元帅”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时髦的强势炒作，炮制符号的虚拟价值，造就视像文化的符号霸权，以至操纵影像世界，强占大众视觉，扭曲文化价值，改变审美定势，达到攫取商业利润的最终目的。王元化先生对此看得很透，他在给笔者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倘使也像股票一样，以炒作来提高价值，陷入市场化的泥沼，那也就是艺术没落的开始。”窃甚以为然。

再进一步，须辨清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热切期盼有越来越多的像电影《张思德》和电视剧《长征》以及像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电视艺术节目，其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相一致，都很高。但是，确实也还存在不少这两者并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有的“大片”尽管上座率很高，但许多观众步出影院便大呼上当。有些选秀之类的电视节目，十分火爆，收视率很高，但对广大青少年观众来说，虽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强烈刺激和快感，但并未获得正确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美感，反而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梦想，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相反，也确有一些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影视艺术作品，如某些经典电影和《瞿秋白》, 《南行记》这样的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精品电视剧，其收视率（上座率）可能一时并不高，但这些优秀作品的观众却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湛的审美享受，其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可谓高矣！而且，可以预期，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强大，通过译介，重播重放时一定会滚雪球似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可见，没有收视率（上座率），固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但有了高收视率（上座率），却未必就一定会有高收视质量（上座质量）。收视率（上座率）虽高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高与收视率（上座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低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此理应作出清醒、自觉的具有文化眼光和美学眼光的明智选择。

影视影像是影视艺术的基础，是指借助于感光胶片（或磁带、磁盘、光盘）等物质材料，利用摄影或摄像和放映或放像等技术手段，最终在荧幕或视屏上生成的视觉形象。影视影像是由一束可分辨的光线投射于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的两度空间的平面，并通过观众在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审美层面的视觉认知而生成的。影视影像是通过光的投影成像，它的成像并不取决于银幕，而取决于摄影机的镜头运用。也就是说，影视影像实际上是经过镜头的拍摄才确定下来的。可见，镜头如何运用直接决定影视影像的创造。

除了影像，声音在影视里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声音进入电影，使电影更逼近于生活真实，更像现实。但是，早期电影的声音观念不论是爱森斯坦等人提出的声音对位法还是好来坞戏剧式电影，都并没有重视声音的记录作用。影视声音包括对白、解说词、影片音乐等。对白也称对话，是指影视画面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影视对白可以交待人物间的关系、事件的背景，叙述故事情节；可以刻画人物的性格；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解说词是创作者在非叙事时空中对事件或人物的说明、评价和解释。影视中除人声和音乐之外的所有声音、以及一背景音响或环境音响的形式出现的人声和音乐统称为音响。影视声音有利于挖掘人物的内心，可以推进剧情、展现环境、深化主题，同时也可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