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其史料来自一是实录。二是唐人所修国史。

刘昫（公元887—946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雄县）人，五代时期历史学家，后晋政治家。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

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受命监修国史、负责编纂《旧唐书》。其是二十四史之一。

《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新的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

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

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与前半部已有现成帝纪可以直接引用的情况不尽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65卷。《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史臣曰” 的第一句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我们知道，唐宣宗实录在唐代没有纂成。唐昭宗时，裴庭裕“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目为《东观奏记》，纳于史馆。”今本《唐会要·修国史》中的这一记载，在整部《旧唐书》中只字不见，而且连裴庭裕这个人也未提起，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人、其书，这个“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贾纬了。因为后晋史官中，只有贾纬为纂修唐史、补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有《唐年补遗录》。同样，《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这更证明，《旧唐书》武宗以下的帝纪是采自贾纬之书，并无裴庭裕《东观奏记》。

有一个以往都未曾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唐代关于“礼法之沿革”的几部主要撰述，《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后晋时却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卷五五九、《旧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关于修《大晋政统》的记载。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云：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其事虽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几部撰述后晋时显然尚存。除了《礼阁新仪》外，其余都可以在《旧唐书》的纪、志、传找到它们的纂修情况和内容简介。前、后《会要》，即苏氏兄弟《会要》、崔铉监修《续会要》，为今本《唐会要》的前身。这类有关“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无疑是《旧唐书》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别来说，大体可以作如下概括：礼仪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王彦威《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参照了《通典·礼典》。音乐志4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了《通典·乐典》；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并参照了前、后《会要》、昭宗时的有关奏议；志三、志四为后晋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是修史计划中作有规定的。历志3卷，应当本于韦述《唐书》，这可从其序文中找到线索，即所谓“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关记载同，显然采自前、后《会要》；志下“灾异编年，至德后”，不少见于各帝纪，当采自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及司天台有关记载。五行志1卷，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极有可能是采自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职官志3卷，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后晋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德宗时的变革，主要录以当时的诏敕。舆服志1卷，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又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料来源。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而成。食货志2卷，为最初总体规划中所无，在纂修过程中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有较深入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韦述《唐书·食货志》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则是前、后《会要》。刑法志1卷，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为主要史料来源。总括起来说，《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料来源，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

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目录为据，立传者（包括目中出现的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共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

关于人物，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以韩愈《顺宗实录》为例，中有7人传记，即张荐、令狐峘、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对照《旧唐书》中相关列传，除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与《旧唐书》三人传记，如出一辙。列传剪裁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条所引《唐宪宗实录》140余字，几乎完完整整地出现于《旧唐书·卢坦传》中。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则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传中的45个周边政权，取材情况与人物传传记不同。概括而言，不只“国史、实录旧本”，《通典》、前后《会要》、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来源。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至于剪裁是否恰当，考辨是否精审，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由于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来就短缺，尽管几经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后晋史官不得不大为感叹：“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允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史臣曰”。

《旧唐书》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中国科技史的资料。在《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

《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总的说来，《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

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著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 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历史毕竟已给予《旧唐书》坎坷的命运，使它无端沉没了约五百年。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闻人铨等重刻《旧唐书》，但传布不广。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复刻重印于世。由于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存在不少残缺和相互歧异之处。清人罗土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可供参看。百衲本《旧唐书》是用南宋绍兴刊本残存的六十七卷，配以闻人铨本影印的。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校点本现比较通行。

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评之为“颇步繁芜”。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在《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赵翼《廿二史札记》评论说，《旧唐书》中的《封常清传》，“郁勃悲凉”，“千载下犹有生气”；裴垍所写的《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

《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中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

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庞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又如，在傅奕、狄仁杰、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载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

《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新唐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褒贬或从于新意，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旧唐书》自有缺点，书又出自众手，成功较速，未免疏漏。

旧唐书校勘记66卷 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 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 卷1至卷55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 罗、刘 ？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 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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