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7 02:27
1976年清明前夕，郑长河因到天安门追悼周总理而遭到“四人帮”的爪牙、文化部某处副处长韦立的追捕，徐珊珊将他救下，并认出他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帮自己抄录诗词的青年。郑长河无惧“四人帮”的威胁，深情演奏自己为悼念周总理而作的提琴曲《一月的哀思》，使珊珊更加敬佩，两人情意相投。韦立正在追求珊珊，便向其父母反映郑的“反革命罪行”，珊珊的母亲不许女儿再与郑来往，徐父却理解并同情二人。在珊珊舅舅章国梁的教导下，他们认识到要学会善于斗争。珊珊痛斥韦立的无耻，坚决要与郑在一起。郑长河在民众的呐喊声的启示下，把《一月的哀思》改成小提琴协奏曲。清明时分，徐家举行了一场小型音乐会，以悼念总理、声讨“四人帮”。韦立带领党羽赶来，欲置郑于死地。“四人帮”终于被粉碎，郑长河以青年小提琴家的身份站在舞台上，演奏怀念总理的音乐，铿锵的旋律回荡于每个人的心中。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1976年发生的“四五”事件给了导演滕文骥很深的刺激，现场的种种情形使他总觉得有一个强烈的音乐主题敲击着自己。于是，他决定尝试着用音乐故事片来表现这一伟大事件。
影片样式
滕文骥选择小提琴协奏曲作为影片的贯穿音乐形式，不仅是因为这样容易构成故事，而且因为提琴表现力强，能胜任表达人们激动、思念、倾注、苦痛、斗争等各种情绪。
法国雷内·克莱尔在《电影随想录》中提到的电影交响乐化的尝试，也给了滕文骥启发。他尝试将影片的结构和协奏曲的形式（包括呈示部、发展部、再现部）相吻合。如影片的开头部分对应协奏曲的“呈示部”；中间部分描写主人公从哀思到呐喊到前进的过程，即协奏曲的“发展部”，当“发展部”接近高潮时，他加入了华彩乐段——徐珊珊的幻觉；而到“再现部”时影片与协奏曲达到同步和对位，协奏曲的最后一个解决和弦也正是全片的结束。
在影片处理上，他也注意凡是音乐的强音部分，对应的画面也采用特殊的强化表现手段。例如，全协奏曲的最强音——发展部结束的乐队全奏和定音鼓声，他使用了变焦镜头急推徐珊珊的眼睛，同时叠印乐队演奏的大全景。
演员表演
滕文骥要求演员表演要生活、自然、真实、含蓄。在选定演员后，他花了一番功夫了解演员情况，发现他们的长处和弱点，发展并巩固他们的魅力，有目的地改变他们的气质，系统地为他们介绍中外艺术作品，一起讨论、研究，提高演员的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他带领演员共同寻找角色的模特儿，观察、研究他们的思想、性格、爱好乃至生活细节。为使演员对角色产生信念，他还给演员排练了大量辅助性小品。
正面评价
《生活的颤音》是一首动人心魄的悲歌，又是一首赞颂青年一代同“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的凯歌。它抛充了反“四人帮”题材电影的陈规旧套，采用了音乐片的样式和新颖的电影技巧与语言。无论在影片的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技巧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并表现出影片的创作者们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在艺术上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的进取精神。在这部影片中音乐起到了灵魂作用。音乐渗透到剧作结构中，推动着剧情的发展，音乐细腻地深入到人物的行动与关系之中，变为刻画人物性格、传达人物感情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影片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倪震评）
该片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它思想解放、敢说真话，敢于喊出人民的心声，因而引起观众的共鸣。大胆探索、敢地创新是该片的一大特色。编导没有用寻常的平铺直叙来叙述故事，而是插入大段倒叙。对于一般过程、无关情节一笔带过，对于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则尽情抒写。编导还巧妙地运用电影语言，调动一切表现手段，描绘主人公的许多回忆、幻觉的场面，这些场面使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主观想像，成为具体、可见的东西，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强烈地感染了观众。（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许南明评）
负面评价
该片中缠绵细腻的男女之爱的旋律和肃穆、白炽的民族之爱的旋律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瞬间却没有融合得当。经过编导加工拔高的一切，如剪裁得当的服装，默默含情的眉来眼去，严峻斗争中的柔情幻想，却和那个特定的的瞬间格格不入。片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穿着、医生家中摆设等细节是不符合客观真实的，没有客观真实为基础的崇高斗争和爱情是不会感人的。归根结蒂这是个美学原则问题。（原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白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