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8 01:15
记者傅彬同妻子、女儿走在大街上，想起了1975年冬天那些苦恼的日子。
当时，傅彬经过几年的干校劳动，被调回报社担任记者职务，接替一位因说了实话而被抓走的同事。上班第一天，老同学李记者就告诫他要小心处事。一天，下班回家，傅彬发现女儿打碎花瓶不但不认错，还说谎，就给她讲“狼来了”的故事。想到报社已变成了制造谎言的巨大机器，他苦恼了。
宋书记布置他和李记者到医学院去采访“考教授”。在考场，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一级教授怎样被主考人愚弄。按宋书记口授的报道文章，他不愿写。他去请教他的老师——那位几乎已经被逼得变成精神病的老记者。老师让他妻子读鲁迅先生那篇题为《立论》的文章，来回答自己的学生：“立论，难!”傅彬回到家里，看到妻子，想起他们的初恋——过去那美好、诚实的生活，这使他鼓足勇气去找宋书记，反映“考教授”的真实情况，请求他不要让他写骗人的文章。可他不知宋书记为了向上爬，“考教授”的丑剧正是他一手导演的。更使傅彬震惊的是，宋书记出了车祸，指名让老教授给他做手术，手术后却仍坚持批判老教授。
傅彬决定把自己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全部写下来，当妻子劝他时，他忍不住打了妻子。傅彬第一次想到去撒谎、装病。素不相识的医生理解他，给他开了病假条。但事情却被主编和宋书记识破，他们逼他供出医生的姓名。傅彬忍无可忍，终于说出久藏在心里的话：“党不赞成你们，人民不赞成你们，所以你们必定要垮台。”
于是，他被抄家，被捕。当他被送上囚车的时候，妻子说：“你要相信我，虽然现在的这种生活，逼得我有些变了，但是，我心灵深处的东西没有变。”女儿搂着他的脖子，悄声说：“爸爸，我错了，我不学那个会撒谎的放羊小孩，花瓶是我打碎的。”傅彬相信，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像以前那样诚实地生活了。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创作初衷
1975年底，“四人帮”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政治环境加剧恶化，报纸成为“四人帮”的傀儡，像全国人民一样，正直的记者也都敢怒而不敢言。文艺工作者杨延晋、薜靖为了抒发心中苦闷以一个正直的记者为主人公，根据自己平时的见闻，编了一些故事片断。他们把故事讲给可靠的朋友听，朋友们的反应又启发他们编出新的故事。“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决定把那些故事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希望通过影片号召人们实事求是，说真话，少说或不说假话。
在创作剧本时，有人提议他们为主人公傅彬安排一些英雄行为，但是他们没有采纳。因为他们希望观众觉得主人公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使每一个普通人透过主人公看到自己内心的力量。
艺术手法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由于高压，很多人落下了做恶梦的毛病，人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内心中反抗。为了具体展示人产那时的精神状态，导演在片中大量运用梦境、回忆、幻觉。为了更好地把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与回忆交织起来，他们研究了人的感情变化，发现当一个人苦恼时常常会想起过去。于是，导演安排主人公越是在痛苦、烦恼时，越是回忆起欢乐的往事。比如傅彬因如实撰写报道与妻子发生冲突，在他打了妻子耳光后，紧接着影片出现当年他与妻子由于共同追求诚实的生活而相爱的场面。
角色塑造
不但影片的主旨是“追求真实”，杨延晋在影片的制作各方面都要求“真实”。在演员表演上，导演再三强调“反对做作”，要求演员要像人一样地在摄影机前生活，而不是在表演，宁可不足也不能过火。剧组基本上不搞排练，导演只让演员坐下来对台词，互相说说戏，启发他们去寻找角色的心理和行为发展的脉络，用真实自然的感情塑造角色。在拍摄时，不管是全景还是中景，都要求演员的面部表情要像拍特写一样自然。有时候，导演不得不硬性要求演员舍弃自以为得意的过火表演。
剪辑方式
蓝为洁在开始剪辑工作前先阅读了电影的分镜头脚本和文学剧本。电影的故事让他产生了共鸣，在读剧本时他就在思考如何剪好片子。他把分镜头脚本与文学剧本进行对照阅读，找出导演增删的地方。通过对比研究，以及与导演交流，他确定整部影片是围绕“苦恼”“笑”来反映人物情绪的因素来做文章，剪辑也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所以，在剪辑影片时，他没有过多考虑动作衔接、声音的运用，而是紧紧抓住人物情绪，作为转换镜头的依据。
该片毫无帮风帮气，真实、新颖，像争妍的红玫瑰，引人注目，耐人欣赏。编导准确地捕捉住那个特定年月里知识分子的风貌和情感特征，生动鲜明地表现出他们在窒息中的挣扎与呼喊，在风暴凝聚前的疑惧与抗争。该片从平淡无奇的事件中揭示出问题的实质：践踏人心者必失去人心。编导紧紧抓住主人公个性的重要特点，大胆地改变传统的戏剧结构手法，匠心独运，把傅彬的内心冲突放到片主要冲突的地位上来描写，使之成为全片人物、情节民展的轴心。用大量篇幅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把他内心发生的回忆、联想、幻觉以至扭曲变形的心理反应，都用形象加以直观表现，大大加强了艺术效果，使人物有深度、有厚度、有立体感，更加真实可信。该片综合运用了意识流、象征派、荒诞派等多种艺术手法，不少艺术处理方式已经超出了现实主义的范畴。由于编导正确处理好了内心冲突与外在冲突的关系，所以尽管使用了种对观众而言陌生的艺术技巧，却并未影响影片整理体的现实主义风格。不足之处是有的地方人工痕迹较重，象征手法的运用有的还比较表面。（原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张仲年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