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5 17:00
学而第一,又称“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主要讲“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进入“道德之门”。本篇共有十六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点是“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本章这三句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来的解释都是:学了以后,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也高兴吗等等。三句话,一句一个意思,前后句子也没有什么连贯性。但也有人认为这样解释不符合原义,指出这里的“学”不是指学习,而是指学说或主张;“时”不能解为时常,而是时代或社会的意思,“习”不是温习,而是使用,引申为采用。而且,这三句话不是孤立的,而是前后相互连贯的。这三句的意思是:自己的学说,要是被社会采用了,那就太高兴了;退一步说,要是没有被社会所采用,可是很多朋友赞同我的学说,纷纷到我这里来讨论问题,我也感到快乐;再退一步说,即使社会不采用,人们也不理解我,我也不怨恨,这样做,不也就是君子吗?(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文)这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供读者在理解本章内容时参考。
此外,在对“人不知,而不愠”一句的解释中,也有人认为,“人不知”的后面没有宾语,人家不知道什么呢?当时因为孔子有说话的特定环境,他不需要说出知道什么,别人就可以理解了,却给后人留下一个谜。有人说,这一句是接上一句说的,从远方来的朋友向我求教,我告诉他,他还不懂,我却不怨恨。这样,“人不知”就是“人家不知道我所讲述的”了。这样的解释似乎有些牵强。
总之,本章提出以学习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注重修养、严格要求自己的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在《论语》书中多处可见,有助于对第一章内容的深入了解。
有子(1)曰:“其为人也孝弟(2),而好犯上者(3),鲜(4)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6)与(7)!”
有子说:“他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爹娘,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有若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对父母尽孝,对兄长顺服,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弟为前提,孝弟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弟,统治者内部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广到劳动民众中去,民众也会绝对服从,而不会起来造反,这样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读者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伦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悌即为仁的根本这个道理。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子曰:“巧言令色(1),鲜(2)矣仁!”
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会多的。”
上一章里提出,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的表现之一就是孝与悌。这是从正面阐述什么是仁的问题。这一章,孔子讲仁的反面,即为花言巧语,工于辞令。儒家崇尚质朴,反对花言巧语;主张说话应谨慎小心,说到做到,先做后说,反对说话办事随心所欲,只说不做,停留在口头上。这表明,孔子和儒家注重人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人应当言行一致,力戒空谈浮言,心口不一。这种踏实态度和质朴精神长期影响着中国人,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内容。
曾子(1)曰:“吾日三省(2)吾身:为人谋而不忠(3)乎?与朋友交而不信(4)乎?传⑸不习⑹乎?”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己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往来是否诚实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
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成理想人格。而本章所讲的自省,则是自我修养的基本方法。
在春秋时代,社会变化十分剧烈,反映在意识领域中,即人们的思想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传统观念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危机。于是,曾参提出了“反省内求”的修养办法,不断检查自己的言行,使自己修善成理想的人格。《论语》书中多次谈到自省的问题,要求孔门弟子自觉地反省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改正个人言行举止上的各种错误。这种自省的道德修养方式在当代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因为它特别强调进行修养的自觉性。
在本章中,曾子还提出了“忠”和“信”的范畴。忠的特点是一个“尽”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如后来儒家所说的那样,“尽己之谓忠”。“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泛指对一切人,并非专指君主。就是指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都尽力帮助。因此,“忠”在先秦是一般的道德范畴,不止用于君臣关系。至于汉代以后逐渐将“忠”字演化为“忠君”,这既与儒家的忠有关联,又有重要的区别。“信”的涵义有二,一是信任、二是信用。其内容是诚实不欺,用来处理上下等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信特别与言论有关,表示说真话,说话算数。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石。
子曰:“道(1)千乘之国(2),敬事(3)而信,节用而爱人(4),使民以时(5)。”
孔子说:“治理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
孔子在本章中所说的话,主要是对国家的执政者而言的,是关于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他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要求统治者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恪守信用;节约用度,爱护官吏;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
康有为说,孔子的学说是“爱人”,泛爱一切人。但本章里所说的“爱人”则非此意。他所说的“人”不是百姓,而是官吏,是有地位的人;而“民”才是百姓,是被治者役使的对象。可见,“爱人”不是爱一切人,而只是爱统治集团中的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是合理的,反映了孔子的社会思想。但这与“爱人”与否则无太大干系。从另一个角度说,孔子这里是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统治百姓出谋划策。
鲁迅曾经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待孔子治国方略的。因而颇具尖锐性。
子曰:“弟子(1),入(2)则孝,出(2)则悌,谨(3)而信,泛爱众,而亲仁(4)。行有余力,则以学文(5)。”
孔子说:“后生小子,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离开自己的房子,便敬爱兄长;寡言少语,说则诚实可信,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
本篇第二章中曾提到孝悌的问题,本章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孔子要求弟子们首先要致力于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和余力,则用以学习古代典籍,增长文化知识。这表明,孔子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重在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而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则摆在第二位。
孔子办教育,把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放在第一位,而文化学习只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阶级,无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教育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尤其重视学生的道德品行和政治表现,把“德”排在“识”的前面,这是阶级的需要。他们就是要培养适应本阶级要求的各方面人才。
子夏(1)曰:“贤贤易色(2);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3)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说:“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这种人,虽说没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上一章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句。本章中子夏所说的这段话,实际是对上章的进一步发挥。子夏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他的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做到了后面几点,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但他已经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了。所以,将这一章与前一章联系起来阅读分析,就更可以看到孔子教育重在德行的基本特点。
子曰:“君子(1)不重,则不威(2);学则不固(3)。主忠信(4)。无友不如己者(5);过,则勿惮改(6)。”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所学的也不会巩固。要以忠和信两种道德为主。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本章中,孔子提出了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庄重威严、认真学习、慎重交友、过而能改等项。作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从外表上应当给人以庄重大方、威严深沉的形象,使人感到稳重可靠,可以付之重托。他重视学习,不自我封闭,善于结交朋友,而且有错必改。以上所提四条原则是相当重要的。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过则勿惮改就是对待错误和过失的正确态度,可以说,这一思想闪烁着真理光辉,反映出孔子理想中的品德,对于研究和理解孔子思想有重要意义。
曾子曰:“慎终(1),追远(2),民德归厚矣。”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
孔子并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提出过人死之后有所谓灵魂的存在这种主张,但他却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在孔子的观念中,祭祀已经被异化,不单是祭祀亡灵,而是把祭祀之礼看作一个人孝道德继续和表现,通过祭祀之礼,可以寄托和培养个人对父母和先祖尽孝的情感。因此,本章仍是继续深化“孝”这一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内容。
儒家重视孝的道德,是因为孝是忠的基础,一个不能对父母尽孝的人,他是不可能为国尽忠的。所以忠是孝的延伸和外化。关于忠、孝的道德观念,在《论语》书中时常出现,表明儒家十分重视忠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希望把人们塑造成有教养的忠孝两全的君子。这是与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相互适应的。只要做到忠与孝,那么,社会与家庭就可以得到安定。
子禽(1)问于子贡(2)曰:“夫子(3)至于是邦(4)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5)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6)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7)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向子贡问道:“他老人家一到哪个国家,必然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求来的呢?还是别人自动告诉他的呢?”子贡道:“他老人家是靠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来取得的。他老人家获得的方法,和别人获得的方法,不相同吧?”
本章通过子禽与子贡两人的对话,把孔子的为人处世品格勾划出来。孔子之所以受到各国统治者的礼遇和器重,就在于孔子具备有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道德品格。例如,这五种道德品质中的“让”,在人格的塑造过程中,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让”是在功名利权上先人后己,在职责义务上先己后人。让用之于外交如国事访问,也是合乎客观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孔子就是因具有这种品格,所以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孔子认为,好胜,争取名声;夸功,争取名利;争不到便怨恨别人,以及在名利上贪心不足,都不符合让的原则。据此可知,让这一基本原则形成社会风尚的可贵之处是:就人情而言,长谦让名利地位之风,人们就多学别人所长而鉴人所短。前者可以导人于团结、亲睦、向善;后者则诱人嫉贤妒能。二者的社会效果截然相反。
子曰:“父在,观其(1)志;父没,观其(1)行(2);三年(3)无改于父之道(4),可谓孝矣。”
孔子说:“当他父亲活着,(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 要观察他的志向;他父亲死了,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地不加改变,可以说做到孝了。”
这一章仍然谈的是有关“孝”的问题,把“孝”字具体化了。鲁迅曾经说过:“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本章中孔子说一个人当父亲死后,三年内都不能改变他父亲所制定的那一套规矩,这就是尽孝了。其实,这样的孝,片面强调了儿子对父亲的依从。宋儒所作的注说,如不能无改于父之道,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这样,无改于父之道则成了最大的善,否则便是不善。这样的判定原则,正如鲁迅所说的,是歪曲的。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行举止都不能总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代超过前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有子曰:“礼之用,和(1)为贵。先王之道,斯(2)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3),知和而和,不以礼节(4)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求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孔门认为,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孔子在本章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有意义的。在奴隶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是很严肃的,其界限丝毫不容紊乱。上一等级的人,以自己的礼仪节文显示其威风;下一等级的人,则怀着畏惧的心情唯命是从。但到春秋时代,这种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已属常见。对此,有子提出“和为贵”说,其目的是为缓和不同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致于破裂,以安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但从理论上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又感到,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有子曰:“信近(1)于义,言可复(2)也。恭近于礼,远(3)耻辱也。因(4)不失其亲,亦可宗(5)也。”
有子说:“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态度容貌的庄矜合于礼,就不致遭受侮辱。依靠关系深的人,也就可靠了。”
有子在本章所讲的这段话,表明他们对“信”和“恭”是十分看重的。“信”和“恭”都要以礼为标准,不符合于礼的话绝不能讲,讲了就不是“信”的态度;不符合于礼的事绝不能做,做了就不是“恭”的态度。这是讲的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
子曰:“君子(1)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2)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君子,吃食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可以说是好学了。”
本章重点提到对于君子的道德要求。孔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他在工作方面应当勤劳敏捷,谨慎小心,而且能经常检讨自己,请有道德的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匡正。作为君子应该克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把注意力放在塑造自己道德品质方面,这是值得借鉴的。
子贡曰:“贫而无谄(1),富而无骄,何如(2)?”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3),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4)’,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5)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6)。”
子贡说:“贫穷却不巴结奉承,有钱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是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纵有钱却谦虚好礼哩。”
子贡说:“《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开料,再糙锉,细刻,然后磨光。’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孔子道:“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件,你能有所发挥,举一反三了。”
孔子希望他的弟子以及所有的人们,都能够达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的理想境界,因而在平时对弟子的教育中,就把这样的思想讲授给学生。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社会上无论贫或富都能做到各安其位,便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定了。孔子对子贡比较满意,在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子贡能独立思考、举一反三,因而得到孔子的赞扬。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1),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急;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这段话是孔子对自己学生所传授的为人处世之道。有的解释者说,这是孔子安贫乐道、不求名位的思想。这种解释可能不妥。这不符合孔子一贯的主张。在孔子的观念中,“学而优则仕,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这里的潜台词是: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也使别人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