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和一般农民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农民有自己的家，自己耕种的土地(无论是祖传的或从地主租来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阿Q则什么也没有。地主阶级对他的剥削并不是通过地租这样通常的形式，而是像资本家对工人一样，直接榨取他的劳动力，因此阿Q比一股农民更惨苦地呻吟于地主脚下，地主一天不给他短工做，他就得饿一天，这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更不自由，更无权利的命运。在未庄，自豪绅地主以至地保闲人，都把他视为无足轻重的贱物，高兴时拿他开玩笑，不高兴时便侮辱他，敲打他，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无端打骂阿Q而受到责难。豪绅地主甚至还可以以某种借口把他驱逐出未庄，不让他回来。阿Q就在这样严重的封建经济剥削和封建政治压迫之下，过着一种居无定处，颠连困苦的奴隶生活。一般农民虽然也受着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贫穷困苦，但尚不至于象阿Q这样被迫在农村中四处流徙，转若飞蓬。

像阿Q这样的阶层，本来是最易于产生反抗和革命的思想的，事实上，阿Q对于豪绅地主的迫害，总是不甘心的，他有怨愤，有不平的，他总希望自己能够摆脱一切届辱和痛苦，扬眉吐气，做一个自由的体面的农民。毫无疑问，阿Q过去也曾为此进行过一些实际斗争，只因为豪绅地主的势头太大，自己的力量太小，他的斗争从未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常常因此吃更多的亏，遭受更多屈辱和痛苦。封建统治阶级当中应运而生的各种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互相结合的腐朽意识，对广大人民群众也有很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加深了他们思想意识的消极的一面，使他们在重重的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于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灵魂，沉迷于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之中，而不再力求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阿Q精神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懦弱性与麻木性

阿Q是未庄一个流浪的雇农，他深受当时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他所处的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代，他每天都要面临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为了要生存，他寄居在土谷祠，靠着打短工赚取生活费，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阿Q，尝尽了社会的腐败，阿Q精神使他变得软弱、麻木不仁。

（二）狭隘性与盲目性

“阿Q精神”与中国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阿Q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牺牲品，他住的未庄，是一个当时黑暗社会的缩影。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谦虚礼让，例如“孔融让梨”，但这种思想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清政府“误解”，当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麻痹、欺骗大众的工具，用“谦虚”的面具来掩饰自己的失败。并且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不需要与外界交流，用“闭关锁国”政策无力地抵抗着侵略者的进攻。

（三）自欺性与奴役性

阿Q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他十分想反抗，但却无力改变现状。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他采取了精神“反抗”。运用自圆其说、自欺欺人的方式，让自己获得“成就感”，甚至用“健忘”这一妙招，让他忘却生活中的痛楚。在未庄赛神那一晚，阿Q在赌摊上正玩得兴起，赢得了一大叠洋钱时，却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打斗中，不但无故被打得浑身疼痛，而且自己赢得的洋钱也不翼而飞。此时的阿Q第一次感觉到真正失败的痛苦了。但很快，他举起右手，扇了自己两个巴掌，便舒坦地睡着了。他似乎觉着是自己打了另外一个人，很快就忘记了“失败”，反而觉着自己得胜了。

阿Q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奴役，哪怕曾被“革命风”吹过，他骨子里面那种奴役性不曾改变。例如他对男女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他甚至认为女人都是“假正经”。这些封建思想深深烙在阿Q的脑子中，在渐渐开放的时代，这些是他的坚守。

鲁迅把阿Q精神叫做“国民的魂灵”或“国民的弱点”，当然是指全民族都受到这种毒菌的侵袭。而且作品虽然写的是雇农阿Q，但在政客和官僚中也立刻引起了反应，正说明了阿Q精神不只是阿Q这个人或农民这一阶级所独有的。有些人觉得如果承认阿Q精神是普遍的国民的弱点，那就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陷入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承认民族的存在，它与阶级观点并不矛盾。阿Q精神可以说就是一种在一定历史阶段全民族都有的共同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