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从丁村考古发掘现场传来喜讯。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齿悄然出现在考古人员的面前。3日后，在距这枚门齿1米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半个月后，又一枚右上侧门齿出现了。这三枚牙齿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全国著名考古学家纷纷云集丁村，现场参观考察。也许你会说，一个月的时间，只发现了这么3枚牙齿有什么大惊小怪？千万不要小看了这3枚牙齿，它们轰动了全球，令世人刮目相看。

这3枚牙齿走出了汾河边上的荒滩，伴随考古学家一同来到了北京的实验室。紧张的测试研究很快有了结论：这是同一个人的牙齿，是个少年，年龄只有十二三岁。臼齿咬合面为椭圆形，纹理比北京猿人简单，比现代人复杂。牙齿的间沟为十字型，而这种十字型结构的牙齿中国人最多，占此类牙齿比例的81%。至于那两枚牙齿，则被定为铲型门齿。它既有北京猿人的特征，也有现代黄种人的特征，而与外国白种人的门齿特征差别却极大。显然，这三枚牙齿是中国人的牙齿。研究在进一步深入，结论在进一步明确，各种特点表明生活在汾河岸边的丁村人距今10万年左右。

丁村，位于襄汾县城南5公里处，西傍汾河水，东依东陉山，1952年秋在开发丁村砂源中，接二连三地发现各种动物骨骼、牙齿、腿骨的碎片化石，以及黑色有棱有角有刃的石片、石块。1953年在砂中发现化石和石器及以后屡次新掘出土文物的研究结果表明，丁村人生活时代属更新世晚期，距今10万年左右。其时林木茂盛，气候温和，汾河河谷宽阔。两岸松杉蔽日，岸边蒿草野菊丛生，并有鹿、大象、犀牛、野马、野驴出没河边。汾河中河蚌和鲇鱼、青鱼、鲤鱼等水生动物甚多。丁村人即在这样的环境中狩猎野兽、采集野味野果，生息繁衍。

专家们认为，丁村遗址应是解放后国家发现的第一处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将成为今后研究人类历史的起源和发展提供极宝贵的资料。1957年科学界把丁村发现的人牙化石命名为“丁村人”，出土文化称为“丁村文化”。

丁村人化石都发现于汾河东岸的54100地点的砂砾层中，这层砂砾位于有古土壤条带的黄土内。3枚人类牙齿属于约12、13岁的小孩。右上内侧门齿齿冠舌侧中 部低陷，两侧增厚并向内卷，使舌侧呈铲状，特称铲形门齿。舌侧接近齿根的部分有明显的舌侧隆突，由此延向切缘有两条指状突。右上外侧门齿也呈铲形，并有不明显分离的舌侧隆突。铲形门齿是黄种人和中国其他人类化石都具有的特征，与白种人显然不同。舌状隆突和指状突的发达程度则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黄种人之间。齿根缺乏纵行浅沟，且较细小是与现代人相近的性质。右下第二臼齿，可能与两个门齿属于同一个体。齿尖分布为十字型。其相对高度比北京猿人大，咬合面的纹理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根尚未充分形成，但估计也较细弱。总之三枚牙齿的形态都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

在丁村人的石器分布在汾河两岸，主要用角页岩制成。一般石片角都较大，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很大，且常双生，也有小而长的石片。石器中第二步加工的不多，加工方法用碰砧法或用锤击法。石器一般都较大，代表性石器为三棱大棱角尖状器和石球。三棱大尖状器因首次在丁村发现，因而又叫“丁村尖状器”。大棱尖状器有3面和3缘，横断面近似等边三角形，可能作挖掘植物根茎之用。石球制作颇为粗糙，被认为可能供投掷之用。

在此遗址中还发现石器二千多件，有砍砸器、刮削器、石球、小型尖状器、厚三棱尖状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等。丁村人制作石器的技术比北京人进步。其中石球可能用作流星索，是狩猎工具。厚三棱尖状器可能是掘土工具。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特色鲜明，个体均厚重，代表了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另一个传统“河套－丁村系”。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丁村文化”的概念也形成了。这里出土的器物越来越多，构成了一套先祖亲手打制 成的旧石器，其中有生产类的，也有生活类的。这些器物进一步拓宽了考古学家的视野，被冠之“丁村文化”的这些器物分为三段，即早段、中段和晚段。这三段文化范围涵盖的年代，比那三枚牙齿又宽阔了好多。

丁村文化早段，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但稍微靠后一些，主要石器有三棱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和石球等，距今约20多万年；丁村文化中段，属于旧石器中期，主要器物和早段完全一致，只是精细了一些，距今为10万年左右。而丁村文化晚期，既有先前的石器，又有了以燧石为原料的细石器，如锥形石棱、琢背小刀等，这说明这一时期还有新的文化融合了进来，经测定距今约2．6万年。丁村文化扩充了丁村人生活的时间，我们稍加留意就会明白，丁村人上承北京猿人，下启山顶洞人，将这漫长的时间填充的滴水不漏。

丁村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总计有28种。食肉目有狼、狐、獾和熊；奇蹄目有野驴、野马和披毛犀；偶蹄目的有野猪、赤鹿、羚羊和水牛；还有北方少见的长鼻目动物大象。这些动物的化石，拓宽了考古学家的思维世界，使他们由此遥想当年，明白了丁村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丁村人研究的完整体系和丰富成果。

丁村人走出了土层，走出了丁村，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各种图书。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中国原始人类生活环境》中写道：“当丁村人在汾河岸上居住的时候，汾河不像现在那样，河水急而混浊。当时汾河水势应当很大很深，还可能比较清些，流得也缓慢一些……。丁村人在群居生活中，对这些动物（指犀、象、斑鹿、野马、原始牛）的侵害，已经不害怕了，但是脱离了群体而单独生活，仍然还是不可能生活下去”。另一位考古学家贾兰坡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一书也写道：“当丁村人在那里居住的时候，河身不但比现在宽得多，河水也比现在大且深”。丁村和丁村文化成为永远无法消失的历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许你走进丁村，会发现村落的静寂与其声望有些不相符；也许你走进丁村，会发现河滩的荒败与其价值有些不相符。但是，其价值、其声望却是永恒的。

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1953年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挖沙工程中发现的。

1954年9月11日，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所前身）、山西省文管会（文物局前身）各派人员组

成发掘队。发掘队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邱中郎、吕遵鄂、王建以及各方人士20多人组成。经过两个月的普查与发掘，共发现含有旧石器的地点11个，编号从54：90到54：102地点，并对其中9个地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掘，对其他地点作了调查与采集。共发掘及采集石制品2005件，哺乳动物化石29种。在54：100地点，还发现了三枚“丁村人”牙化石。丁村遗址也在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5年夏季，丁村人牙化石发现地54：100地点受到洪水冲击。为了避免洪水冲刷造成文物流失，经呈请国家文物局批准，1976年8月－－11月，由山西省文管会（文物局前身）、临汾地区文化部门，派张德光、武文杰、白玉珍、解希恭、陶富海，并邀请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参加指导，组成考古发掘队，对54：100地点进行了抢险发掘，除了获得更多的考古资料以外，可喜的是又发现一块古人类化石－－小孩儿的右顶骨化石。同时，对与54年发现的丁村遗址地点相对应的汾河西岸沿河地段，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柴寺村南丁家沟（76：006）、吉家沟（76：007）、下尉门峪沟（76：008）三个含旧石器的地点，并对008地点进行了试掘。

1977年，山西省文管会王建、临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解希恭、陶富海，在对汾河西岸76：006、007地点进行发掘的同时，在76：006地点东侧临近汾河岸边的二级阶地底砺层中，发现了石制品，编号为77：01地点。

1978年，对77：01地点进行了正式发掘，经过对发掘所得标本的研究对比，清楚地表明该地点是一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细石器遗址。

1979年，为了对丁村遗址进行更深层的探索，山西省文管会派王向前，会同在丁村文化工作站发掘工地的王建、陶富海，邀请了山西省地质局区测队的王朝栋参加，对丁村遗址范围内的第四纪地质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一些典型的地质剖面进行了实测。同时在汾河三级阶地中的中更新世红色土及砾石层中，陆续发现了白马西沟（79：01）、解村沟（79：02）、塌河崖（79：03）、上庄沟（79：04）等含有石制品的地点，经过不同程度的试掘与采集，证明他们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的石器文化遗存。

1979年－－1980年，为了解决丁村居民建房用沙问题，经有关部门批准，丁村文化工作站开辟了两处取沙场，

并随机进行了发掘。经过对发掘材料的研究，它们属于丁村遗址的中期文化遗存。编号为79：05、80；01 地点。

1985年，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丁村民宅，临汾地区在原有的丁村文化工作站的基础上，成立了丁村民俗博物馆，两套班子一班人马。由于单位工作的重点转向了民俗与民居，对于丁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逐步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保护遗址的完整与安全。但随着古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等学科的飞速发展，对丁村遗址、丁村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就有了更深的要求。

2003年，丁村文化工作站周倜，在丁村遗址北部襄汾南寨村，老乡打土窑洞的现场，在79：03地点上部的S1古土壤里，发现丁村文化类型的石制品。

2004年，山西省考古所王益人、丁村文化工作站周倜，在南寨（79：03）－－解村沟（79：02）－－上庄沟（79：04）这一区域内的S1古土壤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了几处新地点，编号为04：01－－04：05。其中01、02、03地点，在S1古土壤中都发现石制品，05地点是老地层，是处在S2之下与S3同时发育的地层。同时，为了查清丁村遗址内第四纪地层的关系，先后邀请北京大学和中科院地球物研究所的专家，在丁村遗址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调查，对塌河崖79：03地点的剖面进行了实测。

丁村遗址的范围，分布在北自襄汾城南至柴庄的汾河两岸，长达11公里。地处临汾盆地南端，以柴庄隆起为屏障，与侯马盆地隔障相连。河谷内，堆积着四级不同高度的阶地。除形成于全新统的第一阶地外，其余各阶地中，都埋藏着旧石器文化遗存和哺乳动物化石，地层主要为中更新世红土和晚更新世黄土覆盖。

早更新世，华北地区普遍处在沉降时期，临汾盆地同样也接受了较厚的沉积物。在遗址范围内的河谷地带，就可以见到厚度达四十米左右的河湖相堆积。这套堆积，以粗沙砾石相杂的砾石层、黄白绿各色泥灰岩和泥灰质粘土构成，在汾河西岸，南起柴庄隆起部位北至大柴，呈南高北低潜入地下，东岸普遍可以看到这类沉积物。

进入中更新世，柴庄隆起的泻湖口下切并增宽，水流加大，盆地内堆积了厚度达15米－－20米的沙层和泥灰质粘土类物质。这套堆积，构成了以后覆盖其上的红土层的砥砺层。中更新世晚期，河流下切加剧，两岸冲沟冲切，在河东保留了数十米厚的以洪积为主的冲积物，形成了解村西沟、白马西沟的阶地－－第四阶地。

晚更新世早期，汾河继续下切，在河流滚动的侵蚀－－沉积、沉积－－侵蚀的循环中，两岸都保留了交错层理发育、砾石磨圆较好的河流相沉积物，加之上面覆盖的河漫滩相的微红色土状堆积，构成了丁村组的堆积－－第三阶地。到了晚更新世晚期，由于河湖的相对稳定，沉积了一套灰黄灰白色的粉沙质粘土，并伴有大量的蜗牛化石，构成汾河的第二阶地。

丁村遗址内不同的地点、地层，都出现了大量的石制品，而且主要类型、典型代表器物之间，都存在密切的传

承关系。根据地层的早晚，我们一般分为早段、中段和晚段。

丁村文化早段，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晚段，分布在丁村遗址北部，塌河崖一带和04：05 地点一带。石器有大三棱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石球、刮削器、双阳面石器等，距今30万年左右。

丁村文化中段，属旧石器时代文化中期，分布在丁村周围及汾河两岸的第三阶地里，新发现的04：01地点也属这个时期。它的石器与早段一脉相承，无论类型、石料、打制方法都非常一致，只是处于不同的地层里，距今十万年左右。

丁村文化晚段，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汾河西岸的77：01 地点。在这一地点，出现了两种石器类型，一种是传承了丁村文化传统的粗大石器，另一种是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典型的细石器，器形包括锥钻、尖头、刮刀、雕刻器、修背小刀等。虽然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些细石器的来历，但很显然，丁村文化的晚段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体，传统的丁村文化在接受新的文化类型的同时，走向了更高的境界。这一地点的年代，经过测定距今两万六千多年。

按照石器的使用类型分类，一般不外乎砍砸、刮削、挖掘等，大概有尖、刃、钝三类。或挖植物的根茎、砍砸植物的果食，或宰杀动物、割刮皮肉，再就是用于狩猎，如丁村的石球。总的来说，丁村文化的石器类型，组合了人类生存必需的全部功能，表现出丁村人的勤劳和智慧。

通过几十年、几代人对丁村遗址所做的大量工作和研究，证实丁村遗址不是仅限于汾河东岸单一的中期文化的11个地点，而是扩及汾河两岸，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地点多达30多个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丁村人的年代也不是以前所说的十多万年，而是从几十万年前就开始，一直承袭流传至新石器时期。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更可喜的是，在古土壤地层里发现了丁村人遗留的石制品，这就意味着丁村遗址不再是单一的河流沉积型的文化遗址，而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找到丁村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活足迹。

在更新世时期，由于气候的冷暖交替变化，动物的种群也发生了变化。丁村遗址所出的近30种动物化石，构成

了中国北方晚更新世早段的动物群种。丁村动物群共6目28种。如食虫目的鼹鼠；食肉目的狼、貉、狐、熊、獾；奇蹄目的野驴、野马、披毛犀、梅氏犀；偶蹄目的野猪、赤鹿、葛氏斑鹿、大角鹿、河套大角鹿、羚羊、转角羚羊、水牛、原始牛；长鼻目的德永古菱齿象、纳玛象、印度象；啮齿目的河狸、鼠、鼠兔等，此外还有爬行类的龟鳖、平胸目的鸵鸟等。

如此庞大的动物群种，是在什么气候和环境条件下生存的呢？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专家对丁村遗址地层中的孢子花粉进行了测定和研究，认为丁村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以草本植物为本，禾草居多，还有藜、蒿、沙草等，在下层孢粉中另外有松杉等。说明当时汾河两岸是禾草草原，有森林草原景观。前期炎热，后期凉爽，气候相对来说也还是适宜的。

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一编：“一九五四年，山西襄汾县发见三个人类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这种人被命名为‘丁村人’。从石器里显示出人类初步使用石器的现象，不过比‘北京人’已经有些进步。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等地，曾发见过约二十万年前的人类门牙一枚及许多旧石器。门牙与‘丁村人’牙齿极为相近，旧石器中有尖状器、长刮器和各种刮削器，也比‘北京人’所用的进步些，考古学上称它为‘河套文化’。这时候的人，身体上的结构与现代的人类很相接近。石器已进到旧石器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