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梭，过了数百年，商部族先人契的六世孙王亥在众星捧月中问世了。人们把聪慧、勇敢、富裕等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光耀门庭，生活衣食无忧。上天真是有意点拨，王亥不仅开创了中国商业之源，而且为以后商部族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王亥出身于王室，生活比起周边伙伴更为殷实，家有耕牛数头，族人朝拜送来的布帛、栗、黍等享用不尽。生活富裕的王亥并没有坐享其成，而是突发奇想，要到外边的世界看一看，看有没有更新奇的东西。王亥亲自驯牛，并让人制作了木车，用牛拉木车，车上再满满放上帛粟等货物。就这样，王亥和儿时的伙伴一起，走出了自己的家园，踏过无人涉足的林间阡陌，来到了相距甚远、从无往来的其他部落。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同的生活习俗、别样的生产生活用品让王亥和他的伙伴们大开眼界。他们拿出自己带来的牛羊帛粟，去交换心仪的爱物。而王亥带来的物品同样令所到部落的人眼界大开。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这样写道：“传说相士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在各部落之间进行贸易。”

王亥以物易物，受到族人的热情拥戴，使家族势力更加昌盛，这也使王亥更加坚定了经商的决心。于是，王亥频繁地与四周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商业贸易活动，甚至从河南东部商丘走到了河北中部易水一带。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还说到，王亥到了有易氏的部落（今河北易水）一带后，“有易氏夺取了王亥的牛，杀死王亥。”对此史书也多有记载，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竹书纪年》记载“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王亥所带物品太丰盛了，怎能不遭人眼红；王亥所在的商部落太强盛了，怎能不遭其他部落忌妒。王亥在易水被有易氏部落之君绵臣杀害了。另据古籍记载，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为报父仇，起兵灭了有易氏，商人的势力由此扩展到易水流域，并把商人的经商传统带到更远的地方。以至于王亥的七世孙商汤靠经商而兴盛起来的部族实力一举推翻了夏朝。

我国以“商”字为地名的地方不止一处，而真正与中国商业起源相关联的只有商丘。商部落从契到王亥再到商汤的先商时期一直活动于商丘一带，对此，史学界、考古学界都有定论。2004年5月，“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在商丘召开，来自国内40多位研究历史、考古、经济、伦理的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围绕商丘与商业、商文化起源、中国商业起源等进行热烈讨论后，一致认为商丘不但是商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商业的起源地。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专家考证：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丘》。

绵延千年、内涵丰富的商文化

商文化是博大精深的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族人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商文化发祥地在商丘，起源于以今商丘为市中心的黄淮平原地区。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商，在今河南商丘县，商朝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傅振伦先生在《商丘县志·序》中写道：“归德商丘，是古代名都大邑。黄帝曾孙帝喾兴于高辛，代高阳氏。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丘（在今商丘南），尧封帝喾子阏伯（即契）于商丘为火正。十三传至汤，灭夏称商朝。契至汤八迁其都。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振迁于殷，报丁（或报丙、报乙）复归商丘。汤始居南亳，从先王居。亳（今商丘东南）亦商丘地。”这是对商族起源问题最为明确的概括。

从考古发掘验证。商丘市的古文化遗址，诸如永城市的造律台、王油房，虞城县的营廓、魏堌堆，睢阳区（原商丘县）坞墙的半塔、谷子坑，柘城县的山台寺，以及睢县的周龙岗等，均为龙山文化。证明了五帝时代文化在商丘的存在。睢阳区高辛镇，镇北有帝喾陵、帝喾祠。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之树碑，确认是真的帝喾陵。两相对照，五帝中的帝喾在商丘是有根据的。更有说服力的是古宋国都城的发现。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今睢阳古城探明了面积约10.2平方公里的古宋国都城，在筑城夯土中所发现的陶片等遗物，没有晚于春秋时期的。这一发现，与“周成王封微子于宋”、“奉其先祀”、“以嗣殷后”等文献记载结合起来考究，商丘是商族的起源地就无可置疑了。

《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宣，玄鸟致贻女何喜。”认为商族是玄鸟图腾而生。在甲骨文里，商先公王亥的亥字也从鸟。这充分说明商人以玄鸟（燕子）为图腾。不同分支的东夷人，崇拜不同的鸟。致力于甲骨文研究的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商人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渊源关系，因而认定商人起源于东方。他的这一见解，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丘乃商文化的根植所在无疑矣。

追溯商文化的起源，就涉及到五帝时代的炎黄文化。我国二十五史为首的《史记》，开宗明义第一篇便是《五帝本纪》，因而习惯上便以此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端了。关于五帝有多种说法，《五帝本纪》选择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后来，人们逐渐定于一尊，接受了这样的历史体系。

大量的历史文献、地面上留存的胜迹以及考古发掘证明,商族所居住的黄淮平原是中华有史以来开发最早、对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最深的地区之一。五帝创建的龙山文化为商文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从契封于商至汤建商朝，历十三代，约470年，为古商国时代。契初为部落联盟盟主，契的五代孙冥时建立了夏代的东方属国———古商国。古商国（包括部落联盟）政治清明，重于教化，民丰物阜，百姓安居乐业。相土辅佐夏朝，功著于商，故《诗》歌颂他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及其附近岛屿，并发明了“乘马”。相土三世孙冥善于治水，对待民众宽厚仁慈。冥子王亥，注重畜牧业的发展，驯服了牛为人架车拉犁驮物，并带着牛群远去易水边进行交易，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居于中华各氏族的前列。成为可与夏朝抗衡的东方属国。

汤灭夏后所建立的商朝，实际上是古商国的继续和发展。盘庚迁殷后商丘一带依然是商王朝的根据地和商族居住的集中区。从汤至纣被周武王所灭，前后历经三十一帝551年，商朝农业比较发达，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青铜器和烧制白陶，交换也比较扩大，有了商业专业户，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作为文化主要标志的文字，这时也已成熟。商文化在商丘兴起，经近11个世纪的演进，使商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走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先进的农耕文化是商文化的重要特征。商文化属于平原文化。商丘地处黄淮大平原，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使整个大平原气候温和湿润，草木茂盛，适宜于从事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等生产活动，早在古商国的相土、王亥时代，农牧业就已很发达，青铜工具的出现，对制作较进步的木制工具非常有利，马牛的相继被驯服、使役，更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能以成群的牛马到外地作交易。商朝农业为全国的先进地区，已开始使用青铜制作的农具。汤时代大臣伊尹发明了提水工具，名曰桔槔，用于吸水灌溉农田，农产丰富，已用多种谷物酿酒，农业生产技术被推广到四面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到了古宋国时代，以农业为主的复合型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能种植五谷杂粮，还能够种植桑、麻、漆等多种经济作物，庄周曾作漆园吏就是明证。在手工业制陶、纺织、冶金制造和玉器加工等方面也都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

悠久先进的农耕文化，塑造了商人崇德尚义的文化特色和勤劳古朴的民风。商人虽无山川之饶，但能“俭啬”、“恶衣食”，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美德，知足常乐，崇尚节俭，这反映了商人优良的传统文化意识。

商文化的另一特征，是它的多融性。商丘地处中原与东夷的接合部。中原人所创造的仰韶文化与东夷人创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黄淮平原交汇，这是第一次文化大交融，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古商国文化。古商国是夏代的东方属国，商文化与夏文化相互渗透是明显的。夏代创造的历法，俗称夏历，商国及商朝吸收采用。这是第二次交融，形成了商朝的文化。第三次交融是商文化与周文化的汇合，在商文化中可看到不少周文化的轨迹。长达七百余年的古宋国，历跨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历史时期，其间，地方割剧势力兴起，诸侯国之间战争不休，会盟交往也日趋频繁，加上商人经商、学者周游列国聚徒讲学等等，加速着区域文化的撞击与渗透。文化交融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媒介。至此，商族开发的黄淮平原成为绚丽多彩的古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