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榜单，通过综合分析中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气象资料，首次向公众公布中国夏季炎热城市情况，综合分析的结果是，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分别为：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

现状：凉夏频率增加

50多年来，该地区7月平均高温日为10天。大多数年份为“凉夏”，如1963、1970、1980、1982年，高温日只有3天；1983、1985和1997年只有4天；1993年只有2天；1973、1986、1987年只有1天高温；1974年和1954年7月根本就没有高温日。气象部门统计分析，20世纪80年代前，武汉平均10年出现1次“凉夏”，80-90年代，平均2-3年出现1次“凉夏”，极端高温天气明显减少，还出现了7个“极凉年”。

分析武汉市1951-2006年气候资料可发现，在过去的56年间，武汉6-8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下降了0.2℃，其中最炎热月份之一的8月下降最为明显，下降了0.9℃。

现状：数据依然“发烫”

根据重庆当地媒体发布的消息称，在近五百年中，重庆市平均10年有4年旱，是我国高温伏旱的主要频发区之一。该地气象专家介绍说，重庆市从1924年开始进行气温的仪器观测，其年平均气温变化趋势大致经历了“暖——冷——暖”三个周期。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为偏暖期，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为偏冷期，90年代中期以来又进入一个新的偏暖期。进入21世纪以来，重庆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特别是2006年发生了百年一遇的旱情，最高气温43.0℃，2100万人受灾，有媒体称：“这是一组发烫的数据”。通过统计来看，进入2000年以来，重庆的高温日始终是超过平均水平的。2007年，重庆綦江有39个高温日。余志豪教授告诉记者：“2008年6~7月，重庆气温仍然较常年偏高1℃左右。”而记者查阅当地气象资料得知，重庆綦江仅7月就有18个高温日出现。

现状：确实凉快了

由于大气环流的变化以及南京不断的植树造林，南京夏天的炎热程度与江南、华南其他都市相比大为减轻，故已摘去“火炉”的称呼。南京的天气确实变凉快了，2008年不必说了，总共只有10个高温日，其中三伏只有两个高温日，最高气温37.3℃，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凉夏，但比周边城市凉快很多。

江苏省气象台的监测数据显示，南京年平均气温上升，但夏季气温却在走低。数据显示，进入2000年以来，南京高温日没有突破20个的，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往往十年会出现3-4个“热夏”，一年里会有20天甚至30天的高温日。

除了太平洋气压“跷跷板”的影响，副热带高压中心这个中国夏季最大的“供热源”南移也是火炉转移的原因。

余志豪教授认为：“如果以前副热带高压的中心位置是在南京-武汉这一线，那么如今，它的位置偏东南，其中心位置往往在浙江东部以及江西南昌一带，中国的火炉也可能相应转移了位置。”

上海近5年的年平均高温天数比此前30年平均值高出2倍，2003年更是达到了40天。2004年-2006年三年里，上海的年平均气温都位居各省（直辖市）的前列。2004年是第二名，而2005年和2006年均为全国第一名。

另外一个候选“火炉”应该就是杭州了，2006年浙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40℃以上，而南京才37.8℃，显然不是在一个档次上了。

安徽省气候中心统计出，该省最热的城市是安庆。据统计，夏季全省平均气温为27.1℃，较常年偏高0.5℃，其中安庆市平均气温为28.6℃，为全省最高，成为夏天最热的城市。

2010年公布的新四大火炉，对“炎热城市”的分析研究，考虑的因素包括炎热指数（一种主要考虑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舒适状况综合影响的指数）、高温日数、连续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科学上用出现35℃以上高温日的多少，以及极限高温数值和相对湿度综合来衡量一个城市的炎热程度，一年中最高气温超过35℃的日子达20天以上，而且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把这样的城市称为“火炉”。

不同于极端最高气温或高温天气（日最高温度35℃）日数等指标，炎热指数综合考虑了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舒适状况的影响，有着独有的计算公式，通常认为，炎热指数值越大，人体感觉会越不舒适。因为在高温条件下，如果空气干燥，可以通过出汗和汗液的蒸发来散热，但如果空气湿度太大，人的散热系统的效率就下降了，汗液无法蒸发散去，就会感到很不舒服。

“火炉”城市的说法源于民间，原先并没有气象统计学上的依据。“火炉”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公众的直观感受，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例如，北方城市高温天数较多，但相对湿度不大，人体舒适度要好很多；有的城市极端最高气温很高，但是持续时间不长，炎热程度总体不一定就是最高的；有的城市夏季相对湿度很高，但最高气温不是很高，虽然人体感觉闷热，但炎热强度不强。当然，人体对炎热的感受与人员的身体条件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有关系。

重庆、武汉、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在夏季常常如火炉般闷热，主要是由于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较长时间的高温高湿天气。特别是7月中下旬和8月上中旬，副热带高压一般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使得这些地区闷热难耐。

重庆之热源于地形，“渝炉”堪称老山炼丹，是全国有名的盛夏高温区。而专家认为山城夏季多雨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排放物(二氧化硫、微小粉尘等)的增加影响到太阳辐射，导致了降水量提升，高温日相对减少。这样的“人工降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污染的“意外收获”。

江城武汉可称“一代炉魁”。此地江河湖泊众多，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一方面减慢了地面热量向空中辐射的速度，另一方面使人体表面不易散热，宛如桑拿，汗出如浆，闷热难耐。1934年某日武汉41.3℃的纪录为江城夺得“炉魁”之称。

南京深得江南“夏九九”的精髓：扇子勿离手，出汗如出浴。宁沪两地高温堪称伯仲，不过上海临海地形让南京自叹不如，因为海陆间气压差，上海的晚上比南京凉爽很多，虽然两地日最高温差不多，但是日平均温度上海就比较低。

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空前规模的燃烧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汽车的降价、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购车代步；加上空调的普及，这些都在向大气排放大量热气。城市里的人口、高楼、道路密集，混凝土、柏油路使太阳辐射升温快，散热慢，热岛效应越来越明显，城市的温度在逐步升高，越来越多的“火炉”城市涌现出来，这也是人类无节制活动加剧地球环境急剧变化升温的现实例证。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夏季炎热程度总体呈增强趋势，“火炉”名单也越来越长。气象资料显示，中国自1951年到2010年，全国平均温度上升了1.38℃，每十年增加0.23℃，和全球变暖情况基本一致。1980-2011年情况来看，中国夏季炎热程度总体呈现加重趋势，极端高温事件和高温日数范围扩大、频次增加。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夏季主要雨带北移到江淮黄淮一带，导致南方降水量偏少，温度持续偏高。从近31年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分布来看，全国高温日数最多的主要有两个区域，一是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附近，另一个就是包括杭州、南昌、长沙、福州等城市在内的江南华南一带。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北方大城市的增温更加明显，比如西安、石家庄等城市，这几年夏季高温日数超过了20天，出现了超过42℃的极端最高气温。此外，城市人口聚集、建筑物增多、交通压力增加、人为热源增多等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了城市热岛效应，进而引起气温升高。

国内外专家都在积极探索减少“热岛效应”的办法。例如，要加强城市规划，选择合理的城市结构模式，统筹安排工厂区和居民区；可以在城市建筑物表面涂上白色或换上浅颜色的材料，以减少吸收太阳辐射；在路边、花园和屋顶种花栽树，特别是城市热岛区要加强绿化，通过植物吸收热量来改善城市小气候。 此外，还要将城区分散的热源集中控制，提高工业热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热量散失和释放，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张存杰表示，对于公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机会，并采取相应的防暑降温措施，避免高温炎热天气可能造成的伤害。

有专家认为：炎热程度排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减轻高温对人们健康和生活的危害。比如，增加绿化，减轻热岛效应；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趋势等。

城市夏天炎热指数主要是“热岛效应”引起的，而温室气体是热岛效应的“罪魁祸首”。对付温室气体，还是要从消除城市热岛效应，多建绿地，多种树木着手。

“不要纠缠是不是‘火炉’。”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严先生说，因为“火炉”不仅仅是个天气问题，还是个发展问题。“杭州本来不是很热，如果持续热，肯定影响它的休闲城市的感觉。”他说，空调普及了，更多的建筑是节能的恒温建筑。同样是“火炉”，百姓感受今昔不同，因为城市有了更多的人性化设施。

他认为，比“火炉”排名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要积极地行动起来，“大环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我们能做的是民生关怀和社会小环境的改善。热天增多，说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政府在环保这方面需要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