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夏季炎热程度总体呈增强趋势，“火炉”名单也越来越长。气象资料显示，中国自1951年到2010年，全国平均温度上升了1.38度，每10年增加0.23度，和全球变暖情况基本一致，极端高温事件和高温日数范围扩大、频次增加。

2010年公布的新四大火炉，对“炎热城市”的分析研究，考虑的因素包括炎热指数（一种主要考虑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舒适状况综合影响的指数）、高温日数、连续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科学上用出现35℃以上高温日的多少，以及极限高温数值和相对湿度综合来衡量一个城市的炎热程度，一年中最高气温超过35℃的日子达20天以上，而且出现过40℃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把这样的城市称为“火炉”。

不同于极端最高气温或高温天气（日最高温度35℃）日数等指标，炎热指数综合考虑了气温和相对湿度对人体舒适状况的影响，有着独有的计算公式，通常认为，炎热指数值越大，人体感觉会越不舒适。因为在高温条件下，如果空气干燥，可以通过出汗和汗液的蒸发来散热，但如果空气湿度太大，人的散热系统的效率就下降了，汗液无法蒸发散去，就会感到很不舒服。

南京、重庆、武汉、南昌等城市每年的高温日的确居于榜前。按照资料统计，四大城市夏季35℃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19.3天，37℃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4.5天；夜间28℃以上的最低气温，平均每年13.2天，30℃以上的最低气温平均每年1.9天。再加上“满城无风”的闷热，难怪拥有了“火炉”之名。

2013年7月，中国气象局公布“新四大火炉”后，有业内人士质疑，仅用高温天数代表“火炉”城市欠妥，温度、湿度、风速、高温时长、夜间温度等因素都要考虑，尤其是“体感温度”是老百姓最能体会到的，与其说是“火炉”，不妨用“炎热指数”来替代。

“火炉”城市的说法源于民间，原先并没有气象统计学上的依据。“火炉”这个说法反映的是公众的直观感受，但一直以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例如，北方城市高温天数较多，但相对湿度不大，人体舒适度要好很多；有的城市极端最高气温很高，但是持续时间不长，炎热程度总体不一定就是最高的；有的城市夏季相对湿度很高，但最高气温不是很高，虽然人体感觉闷热，但炎热强度不强。当然，人体对炎热的感受与人员的身体条件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有关系。

重庆、武汉、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城市在夏季常常如火炉般闷热，主要是由于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维持较长时间的高温高湿天气。特别是7月中下旬和8月上中旬，副热带高压一般维持在长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使得这些地区闷热难耐。

重庆之热源于地形，“渝炉”堪称老山炼丹，是全国有名的盛夏高温区。而专家认为山城夏季多雨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排放物(二氧化硫、微小粉尘等)的增加影响到太阳辐射，导致了降水量提升，高温日相对减少。这样的“人工降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污染的“意外收获”。

江城武汉可称“一代炉魁”。此地江河湖泊众多，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一方面减慢了地面热量向空中辐射的速度，另一方面使人体表面不易散热，宛如桑拿，汗出如浆，闷热难耐。1934年某日武汉41.3℃的纪录为江城夺得“炉魁”之称。

南京深得江南“夏九九”的精髓：扇子勿离手，出汗如出浴。宁沪两地高温堪称伯仲，不过上海临海地形让南京自叹不如，因为海陆间气压差，上海的晚上比南京凉爽很多，虽然两地日最高温差不多，但是日平均温度上海就比较低。

随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空前规模的燃烧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汽车的降价、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购车代步;加上空调的普及，这些都在向大气排放大量热气。城市里的人口、高楼、道路密集，混凝土、柏油路使太阳辐射升温快，散热慢，热岛效应越来越明显，城市的温度在逐步升高，越来越多的“火炉”城市涌现出来，这也是人类无节制活动加剧地球环境急剧变化升温的现实例证。

火炉城市的定义分为创纪录高温、人体适应度和持续高温时间，论气温，谁也比不过“火州”吐鲁番（全年日照时数3200小时，年积温5300℃以上、平均气温35度以上），但是在潮湿的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城市，湿热的天气更让人难以忍受，其中，以山城重庆、江城武汉、石头城南京、星城长沙、英雄城南昌最甚。

在历史上，重庆、武汉、南京的前三把“火炉”交椅坐得稳当，“第四火炉”归属则一直存在争议，南昌、济南、上海等地都曾榜上有名，而在2003年，南昌成功胜出。这年夏天，南昌有22天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9.7℃，地面最高气温超过60℃。市民们纷纷跳进赣江消暑，江上每天呈现千人共泳的壮观场面。同年11月已是深秋时分，南昌某日最高气温竟达31.2℃。眼下“火炉城市”纷纷要求摘帽，只有南昌至今尚未提出申请。

国家气候中心专家根据1981年到2011年这31年的气象观测资料，综合分析中国主要城市的炎热指数、极端最高气温、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要素，得出的结论是，近31年全国夏季炎热程度靠前的10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为：重庆、福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西安、南京、合肥、南宁。其中，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炎热城市最多。

随着全球变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济南近年以来也经常突破历史记录，在火炉城市中排名却有所下降。有观点认为，“气象观测站从无影山搬到龟山后，观测点在山顶测得的数据要比市区低个一两度，这也能影响到济南的整体排名。”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锋认为：“摘掉‘火炉’帽子，能够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得分。”“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的可持续发展。它取决于资源、环境的诸多支撑条件，更取决于城市人力资源的质量、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效益的优劣、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指标。”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导吴亦明说，“火炉”本来是个中性词，但如今在很多城市管理者看来，这肯定是个贬义词。为何这个词的敏感度这么高，恐怕和政府更加重视“人”、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有关。

气象专家表示，南京酷暑年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早在2005年6月，南京市就宣布告别“火炉”。而从近十年的气象资料分析，过去几大传统火炉中，只有南京能够“摘帽”。

如今，南京的高温非但在全国排不上号，在江苏省，高温中心早就移至苏南。不过，南京摘帽归摘帽，市民们的体感仍是“火炉”一个。

根据宋英杰的版本，南京并没有进入前十位，作为曾经的“四大火炉”，这次“落选”并不是第一次。早在2007年，凤凰卫视著名气象节目“凤凰气象站”就评出了中国新的“火炉”城市，南京也是连前10名都没排上。

江苏的高温中心转向苏南

南京大学气象学专家余志豪表示，对于火炉，气象学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相关资料显示，南京、重庆、武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并称为‘长江流域三大火炉’，后来在流传中，人们就淡化了“长江流域”，南京似乎成为了全国最热的城市。实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有气象学家通过“横向对比”，在长江流域，南昌、长沙等城市的夏季高温日数就均超过“三大火炉”，而这三个城市知名度比较高，才使这一说法广为流传。

从全国范围来看，夏季高温的最中心并不在南京，而是在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等地，他们的最高温度都要比南京来得高。以往的长三角高温中心，正在由南京逐渐转向上海、浙江两地，甚至苏南地区也被卷了进去。江苏省气象台老专家周曾奎研究员比较了2009年处同一纬度上，同受副高控制的南京、上海和杭州三市的高温情况：2009年夏天，南京高于35℃的天数的有15天，最高温度极值为37.0℃；而上海高温日有20天，其中最高温度极值达到40℃；杭州高温天数高达35天，高温极值39.7℃。

根据气象定义，如果夏季月平均气温超过29℃，高温日达到20天，最高气温超过38℃就可称为“酷暑年”。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南京共出现了8个酷暑年，多集中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之后只有两个酷暑年，为1978年和1994年。2003年，南京的高温突破近20年的纪录，达到了少见的40℃。是南京历史上最热的年份之一。但是南京夏天的极值高温又偏低，除了07年南京的高温上过38.2℃外，南京都没有超过38℃。

2010年6月以来，长沙已出现3次高温热浪天气，长沙城区最高气温连续一个星期达到40.3℃，再创入夏以来的新高。火辣辣的太阳灼烤着大地，市民纷纷躲在室内，不愿出门。

湖南省气候中心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湖南不但夏季时间长，暑热时间也长。平均气温≥28℃的暑热期，大部分地区一般自6月底或7月初开始，至7月底或8月上中旬结束，个别年份延至9月初，暑热期可达1.5个月～2个月。湘中的长沙一带最热，日平均气温≥30℃的酷热天，长沙每年平均有28天。日最高气温≥35℃的日数，长沙有26天。是当之无愧的炉魁。最热十大城市前列。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夏季炎热程度总体呈增强趋势，“火炉”名单也越来越长。气象资料显示，中国自1951年到2010年，全国平均温度上升了1.38℃，每十年增加0.23℃，和全球变暖情况基本一致。1980-2011年情况来看，中国夏季炎热程度总体呈现加重趋势，极端高温事件和高温日数范围扩大、频次增加。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夏季主要雨带北移到江淮黄淮一带，导致南方降水量偏少，温度持续偏高。从近31年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分布来看，全国高温日数最多的主要有两个区域，一是新疆东部吐鲁番盆地附近，另一个就是包括杭州、南昌、长沙、福州等城市在内的江南华南一带。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北方大城市的增温更加明显，比如西安、石家庄等城市，近几年夏季高温日数超过了20天，出现了超过42℃的极端最高气温。此外，城市人口聚集、建筑物增多、交通压力增加、人为热源增多等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了城市热岛效应，进而引起气温升高。

国内外专家都在积极探索减少“热岛效应”的办法。例如，要加强城市规划，选择合理的城市结构模式，统筹安排工厂区和居民区;可以在城市建筑物表面涂上白色或换上浅颜色的材料，以减少吸收太阳辐射;在路边、花园和屋顶种花栽树，特别是城市热岛区要加强绿化，通过植物吸收热量来改善城市小气候。 此外，还要将城区分散的热源集中控制，提高工业热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热量散失和释放，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张存杰表示，对于公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机会，并采取相应的防暑降温措施，避免高温炎热天气可能造成的伤害。

有专家认为：炎热程度排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减轻高温对人们健康和生活的危害。比如，增加绿化，减轻热岛效应;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趋势等。

城市夏天炎热指数主要是“热岛效应”引起的，而温室气体是热岛效应的“罪魁祸首”。对付温室气体，还是要从消除城市热岛效应，多建绿地，多种树木着手。

长期参与南京城市规划的南京工业大学规划系主任蒋伶说，气温涉及的是大环境、大气候，但肯定与小环境密切相关。“南京的盆地地形决定了这里空气流动性差，所以，必须注意保留通风廊道，让城市热气散出去，让外围的冷空气流进来。”蒋伶说，南京有廊道绿线10多条，分别处在长江沿岸、秦淮河流域及青龙山、紫金山、云台山及老山一带。“公布‘火炉’榜单，可以让老百姓也了解这些知识，人人都做监督员。我们的城市风廊绿线不少正在被一些建筑、房地产、开发区侵蚀，正在变窄变短。动到这些廊道，必须进行规划公示，全民监督。这是南京山水城林宜居环境的精髓，是城市结构、气候和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

”谈起南京正在做“气候与城市空间布局影响”的专题研究，蒋伶说，“组团式发展，有利于团与团之间留有敞开式空间。南京这几年正朝着‘手掌状’方向发展，这很好主城是手掌，副城是手指，中间廊道绿线空隙明朗。如果侵占这些空隙，就会变成‘鸭蹼状’，变成摊大饼，城市热岛效应就会急剧上升，破坏城市整体环境。”她建议，南京还应该继续加大“退二进三”力度，将工业企业迁出主城老城。

“不要纠缠是不是‘火炉’。”南大社会学博士严先生说，因为“火炉”不仅仅是个天气问题，还是个发展问题。“杭州本来不是很热，如果持续热，肯定影响它的休闲城市的感觉。”他说，空调普及了，更多的建筑是节能的恒温建筑。同样是“火炉”，百姓感受今昔不同，因为城市有了更多的人性化设施。

他认为，比“火炉”排名更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要积极地行动起来，“大环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我们能做的是民生关怀和社会小环境的改善。热天增多，说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政府在环保这方面需要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