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30 14:28
“三降一灭”是康生污蔑新中国17年外交路线的一个罪名。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这一毫无事实根据的罪名严重影响了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事业，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为17年外交路线及王稼祥等外事口领导同志平反。
1962年3月间，王稼祥在研究了大量国际和国内情况资料之后，又经过反复思考，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党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提出的这个意见，已超出中联部的工作范围，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主持外事工作的领导同志，详述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渡过国内经济上的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二，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地、准确地阐明我国的对外政策。第三，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第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这些意见一经提出，就得到中联部党组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伍修权第一个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对王稼祥的观点和行动，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刘宁一也在信上签了名。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看了这封信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又交给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传阅，最后给毛主席看，都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问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康生把这些建议及王稼祥领导中联部期间的工作歪曲地概括为“三和一少”。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从1963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又多次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覆谈论中国党内的所谓“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并指出王稼祥主张“三和一少”，“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文革”开始后，为给刘少奇妄加罪名，康生巫陷刘少奇在国内鼓吹“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刊载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不点名地公开责问刘少奇：“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此文发表后，“三和一少”即被作为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名”。
对外交战线“三降一灭”的污蔑和极“左”思潮的泛滥，对中国外交事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许多驻外使领馆人员、援外专家和留学人员不看对象、不顾驻在国的规定，强行发送《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章等宣传品，并利用使馆新闻公报、新闻图片橱窗转载或展出国内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图片等，引起了驻在国的疑虑和不满，从而引发一系列外交纠纷。随着极“左”思潮迅速泛滥和造反派组织展开夺权活动，外交部门和外交工作很快陷人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1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与此同时，中国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不再来往，只同一些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保持联系。1967年夏季，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北京发生了“三砸一烧”外国驻华机构的恶性事件，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掌握。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周恩来得知“三降一灭”的说法后，非常气愤，曾当面责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康生做贼心虚，推说他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在外交工作中，制止极“左”行动、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制止极“左行动。8月23日凌晨，在英国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小时，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毛泽东批评王力在外交部煽动“夺权”的讲话是“大毒草”。几天后，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插手外交部的企图受到重挫。1968年1月，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要求外交人员加强纪律。此后，毛泽东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批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表现出““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他还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指出在国际斗争中应区分主次，不能一概斗争。经过1年多的努力，外交上极不正常的状态逐渐被消除。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