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回过头来看，都是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50年，弹指一挥间。但对经历过那如火如荼岁月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每每回忆起来，总有不少感慨和沉思。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这篇社论时，周谷城说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次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号召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出“大跃进”的信号。而这年冬至1958年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又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当时，全国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到1958年1月，投入劳力达到1亿人。跃进的气氛甚为高涨。

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确定的目标。领袖一声令下，各地迅速行动，12年太久，只争朝夕。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纲要规定的指标。河南省委更是跃进得惊人，要求当年实现12年内规定的目标。就连因工业集中、历年靠吃外调粮的辽宁省也坐不住了，提出当年实现粮食、猪肉、蔬菜三自给。

为了农业的大跃进，《人民日报》大造气氛，发表了《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社论，使跃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农业大跃进里，一个致命的东西就是“放卫星”，搞浮夸。有的一夜之间就放出一个大卫星。放的卫星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离谱。水稻卫星最高的达到亩产130434斤，小麦卫星最高亩产8585斤。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的无知可笑，何等的自欺欺人！除了水稻、小麦外，玉米、高粱、蚕豆、红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个接一个地“放卫星”。当时农业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那年代，中华大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

农业小兄弟跃进了，工业老大哥岂能落后（当时人们把工业说成老大哥）？农业逼工业，于是工业大跃进也迅速开展起来了。当时的工业大跃进是以全党全民大办钢铁为标志。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参加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64个党的会议上说，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这一目标。

后来，冶金部在和各省、市、自治区研究钢产量发展速度时，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于是得出结论，5年或3年就可以赶超英国了，根本用不着15年这么长的时间。

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很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这样，毛泽东认定，“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个钢产量指标确定后，连当时的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都说，“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中央一位领导人回答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钢炼铁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当然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因为那时的气氛就这样。阿尔希波夫听后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炼铁再多也没用。”后来的事实不幸被他所言中。

工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于是，大江南北，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就连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参加进来了。

成千上万的农民置农业生产于不顾，置正在收割的庄稼于不顾，背着镢头，带上锅灶，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炼铁。当时的情景，犹如广为流传的民谣所言:“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门上铁吊等被砸烂，可谓大伤元气。

在“大跃进”的脚步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使“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这里，先说说“公社”名称的由来。公社这个名称，原出于欧洲中世纪，是当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学生们于1824年至1828年在美洲购置土地，进行未来理想社会的试验，并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欧文公社是由2000到3000人组成的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在公社内部，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变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里，也常把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称为公社。

我国的公社体制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初期的农村人民公社，也明显地、普遍地带有欧文公社的浓重烙印。

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这期间，陆定一受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收入书的第一条语录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本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还一再向全党推荐这本书。

于是，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

在合并起来的大社里，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如浙江省诸暨县城南乡的“红旗共产主义公社”，辽宁省安东县有一个地方叫“前阳公社”等。

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启发，作了更深的思考，撰写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同年7月1日《红旗》第3期予以发表。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4个醒目的字。陈伯达的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毛泽东对新鲜事物从来就投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因此，人民公社的出现，自然是一百个高兴，一百个支持。8月4日，他走出京门，来到河北徐水县视察，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6日，毛泽东又南下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在办公室门口，久久地疑视公社的牌子，连连点头说“人民公社好”。

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讲，“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据有关资料称，河南省是最先得到关于人民公社信息的，也是最早成立人民公社的省份。9日，毛泽东又东去山东，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有人准备大办农场时，毛泽东制止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由于毛泽东在沿途视察中是一路的兴奋，特别是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后，人民公社成了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全国各地农村在短时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99.1‰。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势头也带动城镇搞起了人民公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兴致勃勃地预言，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

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厂。

“人民公社”这种体制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予以结束，农村被“乡”（镇）、城市被“办事处”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