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办学的四十年间，上海美专为国家培育了不少栋梁型的重要美术人才，程十发、陈秋草、万籁鸣、莫朴、赵丹、朱屺瞻、李可染、蔡若虹、沈之瑜、蒋兆和、韩尚义、吴茀之、黄镇、王琦、许幸之等名人，都是或毕业或曾求学于上海美专。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美专培育了各类新型美术人才三千人以上。各种新潮艺术形式，如电影、摄影、艺术设计、城市雕塑、新兴木刻等，以课程和学生社团等方式遍地开花。除了美术教育，上海美专还设有音乐部，并成立各种文学社和戏剧社团。

上海美专具有反帝爱国光荣传统。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后师生义演、义展、义卖，自办画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解放战争期间，学校的漫画宣传队，多次出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示威游行队伍中。

办学之初遇风波。

周湘是近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正规的美术学校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曾创办了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等多所美术学校。周湘先后于1910年9月和1911年7月，创立上海油画院和背景画传习所，传授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西洋画，学生有乌始光（27岁）、陈抱一（19岁）、丁健行（19岁）、刘季芳（即刘海粟，17岁）等二十余人。这些学生，年龄差距大，身份也不同，如乌始光已是在上海经商有经济实力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则是热爱美术，虽只是短期接受西洋美术教育，然而已感悟到在中国发展西洋美术的重要性，并且立志要在中国发展西洋美术。而要发展西洋美术，首先要创办培育西洋美术人才的新型美术学校。于是，由乌始光出资，并邀请有共同志向的张聿光、丁悚、汪亚尘、刘海粟、杨柳桥、夏健康等，于1912年冬天开始筹建上海美专（初名上海图画美术院），商定乌始光为首任校长、刘海粟为副校长、丁悚为教务主任，并于1913年1月，由乌始光以上海美术院院长名义，在《申报》登广告，开始招生，3月正式上课。但是，师生之间缺乏及时的沟通，一开始就遭到曾经是乌始光、刘海粟等人的老师周湘言词激烈的非议。例如，周湘以自己创办的中国图画函授学堂和图画专门学校校长的名义，1913年8月9日在《申报》刊出《周湘告白》说：上海美术院“院长乌君及贵教员等皆曾……鄙人之亲授，或两三个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呼！教育前途之厄也。”

从《周湘告白》来看，对乌始光、刘海粟等全盘否定，认定他们没有资格办美术学校，完全是以老师教训不及格的学生的口气在说话。对此，乌始光、刘海粟等当然受不了，憋了一肚子气。于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同年8月10日，上海美专（即上海图画美术院）于《申报》刊登《通告》，反击周湘。《通告》说：“本院学生成绩优良，在人耳目。周湘欲以无稽之言，一笔抹煞，抑何可笑。本院除与周湘严重交涉外，特登报声明。”

接着，周湘又先后在《申报》刊登《布告》和《启事》，上海美专也先后在《申报》登载《声明》等，彼此言词不友好地作了几个来回的“回敬”。这一风波，一度成为当年街头巷尾的谈资，可谓影响不小。无疑，对上海美专的创办者而言，是伤了一些元气，因为破坏了初创的上海美专的名声。然而，上海美专的创办者，依然意志坚定，决心把上海美专办成一流的学府。这也正是可贵之处。

忽陷四面楚歌

上海美专作为一所新型美术学校，侧重在西洋美术教学，当然必须采用西洋美术教学体系和方法。为了有效地进行西洋美术教学，先后聘请留学法国的傅雷、李金发、李超士、庞薰琴、张弦、江小鹣、周碧初、潘玉良、滕白也、方干民，留学日本的关良、陈抱一、吕澂、倪贻德、陈之佛、陈盛铎，留学英国的李毅士等担任教授或参与配合教学的绘画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上海美专在实践西洋美术教学中不仅突破封建旧制，率先实行招收男女学生同校学习，而且率先实行美术教学中必须进行人物造型基本功训练，聘请男女模特儿作人物裸体写生素描课。上海美专正按照预定办学目标蒸蒸日上发展着。

可是，在民国之初，封建礼教观念依然浓重的旧中国，上海美专率先实行招收男女学生同校，并聘用男女模特儿，让男女学生共作人物裸体写生，又公开展出这类作品，引起社会新旧思想冲突是必然的。据袁志煌编《刘海粟年谱》载：1917年“七月，学校举行成绩展览，陈列人体习作，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观后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后来形成一片社会舆论，指责上海美专的行为“有伤社会风化”。此时，刘海粟已是第二任校长张聿光之后的第三任校长，所有社会舆论的矛头都针对着刘海粟。于是，忽然间，上海美专和刘海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中。

上海闸北的议员姜怀素呈文政府当局查禁上海美专的人物裸体素描课，甚至军阀孙传芳出面下禁令，进而密令通缉刘海粟。当时上海县县长危道丰还上诉法院，传令刘海粟出庭受审，刘海粟巧妙地委托律师出庭。同时，刘海粟撰写文章和公开信函在报纸发表，宣传和力辩设置人体素描课，乃是创办新美术教育、引进西洋美术教学体系必须采取的教学方法，因为人体写生素描是绘画造型功底的必修课，这与社会上流传丑恶的“春宫”画根本是两回事。这一“人体素描课风波”前后持续达十年之久，至1927年才告结束。身为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得到法租界当局的保护（因上海美专地处菜市路即今顺昌路，属法租界），法租界总领事一度每天八小时派警探来美专保护。刘海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抗争办学，精神十分可贵。尽管有美术史研究者对刘海粟是“艺术叛徒”之说持不同看法，如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说，查旧时上海报刊，未见杨白民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之文字，所以认为，刘海粟自封“艺术叛徒”，然而撇开“艺术叛徒”之说究竟出自谁之口的考证，平心而论，刘海粟在引进西洋美术教学体系和方法，坚持新美术办学中，有一股敢于冲破旧势力束缚、敢于背叛旧观念的创新精神是确实存在，值得称道。

蔡元培解围

在旧中国的上海，近现代创办的二十多所美术院校，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美术科是公立外，其余都是私立的。作为私立的上海美专，始终困扰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尤其遭受上述男女裸体模特儿素描课风波的旧观念舆论围攻的负面影响，真是大伤元气，一度报考学生锐减，尤其是不少家长不让自己的小姐来报考。也因为经费来源少，使上海美专几乎难以为继。此时，蔡元培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应刘海粟之恳求，蔡元培出任了上海美专董事会主席。

蔡元培具有很高信誉和巨大影响力，邀请到社会各界名流和政要担任校董，其中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孔祥熙，交通银行董事长和金城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上海巨商王一亭，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沈恩孚、思想家梁启超、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专门设立经济校董，负责募集资金，解决了上海美专30%的经费缺口，使上海美专充满信心地扎实办下去。

同时，蔡元培还在精神上大力支持上海美专。如为上海美专创刊的中国第一份美术专业杂志《美术》第二期题写刊名。又为上海美专校歌创作富有思想性和鼓动性的歌词，这首校歌，由宋寿昌、糜鹿萍谱曲，标明音律节奏为“快活而庄严”。当年上海美专的同学们唱着“快活而庄严”的校歌，活跃了学校快乐的气氛，鼓舞了志气，促进着学业不断进步，欢迎着一批又一批新生入校，又欢送着一批又一批毕业生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建设祖国，乃至走向世界。

蔡元培对北大的一系列改革，对上海美专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1921年12月，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上海美术学校校长刘海粟来到北京，为北大画法研究会讲《西洋现代绘画之新趋势》，为北京高等师范平民教育社讲《什么叫做社会艺术化》《为什么要研究艺术》。在北京的刘海粟有机会聆听了蔡元培在北大革新的具体措施，所以蔡元培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提倡学术研究的主张，被刘海粟完全地接受下来，并带回到上海贯彻到上海美专的办学之中，在此基础上刘海粟还进一步提出了“不息的变动”的思想，使得蔡元培的主张在上海美专的贯彻中向着良性的方向有所延伸。在这种主导思想影响下，上海美专学术氛围浓厚，学术刊物延绵不断，先后编辑出版的刊物有《美术》《艺术》《葱岭》《艺术旬刊》《音乐教师的良友》《艺术月刊》《美术界》《美训》等等。师生社团组织也非常活跃，如中国第一个西洋画团体东方画会，半官方性质的江苏省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以上海美专西画教授为主干而发起成立的美术团体天马会，由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高师科十余位学生组成的“国画与西洋画并皆研究”的文人画社，中国早期洋画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当然还包括学生自发组织的话剧团、京剧社、篮球队、乒乓球队等。

1912年，蔡元培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1912年，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中国第一所现代美术高等学校创办，年轻的创办者立下了三项宣言，这是一国教育方针与一所学校办学宗旨的契合。1918年4月蔡元培的寄语：“闳约深美”成了上海美专的校训。1919年12月蔡元培帮助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组建了校董会。1921年，蔡元培将上海美专主要办学者（刘海粟、汪亚尘、俞寄凡、滕固）拉进中华教育改进社，让上海美专直接参与到中国新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中。1923年起，蔡元培担任上海美专董事会主席。此后为了上海美专募集建校资金、帮助上海美专在教育部立案，撰写校歌，支持上海美专的模特写生教学，介绍律师帮助美专在模特风波中胜诉，重新组织校董会让美专走出1926年底的学潮阴影，公派校长刘海粟游学西欧，1930年上海美专观海阁落成，蔡元培为上海美专题写新校名……从1923到1940年，上海美专主席校董蔡元培主持过数十次董事会，为十数届毕业纪念刊题词。从1923到1940年，上海美专有数百名毕业生从主席校董蔡元培的手上接过毕业证书步出了校门。

百年后，南京艺术学院的校训还是蔡先生1918年题赠的“闳约深美”，唱的还是那首蔡元培先生作词的校歌。

蔡元培一生为践行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创办了上海国立音乐院和国立西湖艺术院，帮助和提携过许许多多的艺术青年，但是没有哪一所艺术学校像上海美专那样让他为之操劳，也没有哪一所艺术学校像上海美专那样受他的影响如此深远。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美术学校。

1912年11月23日，由刘海粟与乌始光（出资人）创建于上海乍浦路7号，时称“上海图画美术院”，乌始光为首任校长。还邀请汪亚尘、丁悚、张聿光、杨柳桥、夏健康等友人等加盟。

1913年1月28日，上海美术院在《申报》刊登招生广告，注明校址在“美租界乍浦路八号洋房”。

1913年2月11日在《申报》刊登招生广告，称函授部报名资格方面，“男女”兼收。由此，上海美术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位女学生。

1913年3月，学校正式开课。只设绘画正科和选科各一个班，学生总共10人，毕业期为一年，为传习所性质。另附设函授部、夜校和速成科。

1913年7月，首次迁校于美租界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是月，上海美术院师生于张园举办首次作品展，展出作品50多幅，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1913年秋，聘知名漫画家丁悚为教师。随着全国新文化运动蒸蒸日上，上海美术院迅速发展，由于入学人数增多，10月27日迁至北四川路横滨桥畔全福里7号。

1914年起，开办人体写生课，破除世俗偏见；添设夜科，专习单色画。

1914年7月12日，三迁校舍于海宁路启秀女中校址内。

1914年秋，乌始光拟辞职，聘张聿光为第二任校长，刘海粟始任副校长，丁悚任教务长。另聘请徐咏青、沈泊尘、陈抱一为教师。是年改绘画科为西洋画科，学制二年，仍分正科、选科。

1915年1月，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由沪海道尹公署核准立案。是月，由海宁路迁至西门外江苏省教育会右首新屋，即白云观（今西林横路100弄8号）左近。1915年3月改学制三年，西洋画科三年级始雇一男性幼童任模特儿，历经着衣半裸、全裸阶段。是继李叔同1914年在浙江高等师范学堂图画手工专修科之后，第二个采用人体写生的学校。是年秋增设初级师范科，聘朱屺瞻等为教师。1915年秋又迁到西门外黄家阙路上的务本女中校址内开学。

1916年春，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又增设师范科，定修业期为一年。是年，刘海粟接任第三任校长。

1917年起，学校尝试将室内写生拓展为野外写生制度，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以自然为师。

1917年公开举行了人体写生成绩展览会，开创了中国美术教育模特儿制的先河。

1918年增设技术师范科。10月创办校刊《美术》杂志，11月25日出版，为中国第二种美术专业性杂志，提倡现代美术观念和新型美术改革。

1918年春，蔡元培书赠学校“闳约深美”的牌匾，这四个字从此成为上海美专办学的指导方针。4月，学校师生15人赴西湖作画，因此举国内鲜见，作画时“聚为观者，途之为塞”，成为一件新闻见于各大报刊。返校后师生举办写生作品展200多幅，参观者络绎不绝。

1919年秋，聘留日返沪的雕塑家江小鹣任教务主任。1919年12月成立校董事会，由蔡元培、赵鞠椒、王震、沈恩孚、黄炎培等社会名流组成，1922年蔡元培出任校董会主席。前后校董七八十人，其中有梁启超、王一亭、陈树人、孙科、孔祥熙、陈公博、褚民谊、吴铁城、潘公展、虞洽卿、杜月笙等。

1920年1月3日，又改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定设中国画科、西洋画科、工艺图案科、雕塑科、高级师范科、初级师范科，共六科，普通师范科学制一年，其余各科均为三年，成为设置完善的专门美术学院

1920年起，实行男女同校制，成为中国最早实行男女同堂教学的美术学校。除办本校外，还兼办上海女子美术学校、暑期学校。此后一度附设成美中学、夜校等。

1921年7月1日，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改西洋画科、雕塑科学制为四年，其余各科均为三年。是年，美专在徐家汇漕溪路募得基地，还购得原永锡堂部分房产和地皮。此外，另辟初级师范科校舍17幢于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近曹家渡。

1922年2月，上海美专决定将学校分三院：白云观左近为第一院，设西洋画科，分6班；林荫路原女子美术学校为第二院，造就美术教育人才，设高等师范科，并决定美专各科均招女生；新辟斜桥南首徽宁路655号为第三院（即徽宁会馆，近制造局路），设初级师范科。美专在此辟初级师范校舍约一年，翌年2月迁回林荫路第二院。

1922年5月，上海美专正式由教育部批准立案。

1923年5月，学校将徐家汇路斜桥附近永锡堂旧址内的老建筑，改建成西洋画科新校舍200余间。当年8月迁西洋画科于上海法租界菜市路440号以永锡堂浙绍会馆为基础改建的新校舍（今黄浦区顺昌路550号-565号），称第一院，并在此开办中国画科。将高等、初级师范两科迁于方斜路白云观左近，称第二院。

1925年1月，进行了较大的院系改编发展，设造型美术院，内分中国画系、西洋画系、雕塑系（后因学生少停办），学制四年。另设西洋画研究所等。师范院分图画音乐系、图画手工系，学制三年；附设图音专修科、图工专修科，学制二年；后又添办工艺图案系。

1925年10月，美专于菜市路（今顺昌路）第一院侧购地2亩，建西洋画系三层楼舍一座，内辟存天阁，并设西洋画实习室6间，宿舍52间，名海天斋。翌年6月，新校舍落成。

1926年，上海美专还设有音乐部，并成立各种文学社和戏剧社团。是年冬，学校发生学生革新运动，刘海粟将学生提前放假。

1928年春，校委会因刘海粟辞职，遂聘政界要人徐朗西任校长。是年冬徐辞职，又聘刘穗九为代理校长。

1929年学校发展兴盛，系科分设更为细致，如国画系就分山水科和花鸟科。1929年2月，刘海粟携眷赴欧考察美术教育，至1931年秋回国，其间刘穗九因事赴东北，推西洋画系主任王远勃代理校长。

1930年6月，美专于菜市路校址添建三层楼校舍一幢，内辟观海阁，实习教室6间；女生宿舍50多间，名海涵斋。

1930年7月1日，遵教育部令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至此，美专进入全盛期。

1932年增设绘画研究所。其后学制多变，曾分设四年制和三年制，一度分设三年制、五年制专科（分中国画、西洋画、图案、音乐4组），又设三年制艺术教育科（分绘画、音乐、劳作3组）及绘画研究班。是年8月聘王济远为副校长。

1932年11月23日，上海美专隆重举行了20周年校庆活动。此时学生已达700多人，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校董会主席蔡元培、校长刘海粟均发表了演说，同时还举办了《师生近作展览》，又于上海贵州路陈其美纪念堂演出精彩节目。

1933年2月，美专校董会决定在漕河泾学校基地筹建新校舍暨美术馆。1934年11月23日，美专新校址奠基典礼在徐家汇镇之南、漕河泾镇之北的漕溪路新址举行。1933年11月刘海粟赴欧举办中德画展，至1935年6月回国。

1936年上海美专建校35周年时，学校有中国画系、西洋画系、艺术教育系、音乐系、雕塑系和图案系六系，在校学生366人。

1937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委托上海美专举办各省市初级中学劳作美术教员暑期学习会，来校学习的教员遍及十四省之多。

1937年3月，添设高级艺术师范科，并将附设成美艺术师范学校改为附设艺术师范科。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1月上海失守，时局混乱，一些小型美术教育机构相继停课，上海美专这所规模较大、设备齐全、教学力量强的美术学府的正常教学亦受到影响。美专校舍先后被征用为难民收容所及沪南军警集中营，历时数月。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也发生了危机，开始陷入窘困局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生大减。抗战初期，上海美专师生打乱教学秩序，而忙于投入为难胞赈济的工作中，创作作品举办多次救济难胞书画义卖展览。

1939年，校长刘海粟应印度尼西亚华侨总会之邀，赴南洋举办画展，改由教务主任谢海燕主持校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美专规划内迁，一部分师生留沪，大部分师生由谢海燕代校长带领分批赴浙江金华，后迁福建建阳参加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美专在抗战中陷入困境，几经停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美专在上海菜市路原址筹备复员。9月，刘海粟复职，重新主持校务，是月15日新学期开学。抗战胜利后，只有上海美专恢复办学，上海其他美术院校未能恢复，为上海唯一的高等美术学府。1946年4月，学校调整学制，设立特别选科使缺乏学历的人得到学习艺术的机会；设立夜校，给从事职业的青年提供了补习艺术的便利。1947年明确设立五年制学校。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根据中央文化部决定，同年9月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迁离上海，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在江苏无锡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仍任校长，直至1957年11月。1958年2月，华东艺专迁址南京丁家桥，同年6月更名为南京艺术专科学校。1959年6月升格为本科高校，并定名为“南京艺术学院”，1967年迁址南京市虎踞北路15号；刘海粟1979年6月至1983年3月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后任名誉院长、教授。

南京艺术学院是江苏省唯一的综合性艺术院校，也是我国独立建制创办最早高等艺术学府。其前身是1912年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约同画友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193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由蔡元培任上海美专董事局主席，并为校歌作词，题写校训、学训。1922年，颜文樑在苏州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这两所中国最早的私立美术学校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与山东大学艺术系美术、音乐两科合并成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址于江苏无锡社桥。合并工作于12月8日完成，从此，这一天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庆日。1958年华东艺专迁校南京，同年6月更名为南京艺术专科学校。1959年定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学制改为四年，从而完成了学校的本科建制。

2012年，“闳约深美”——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由展览、出版、讲座和研讨等四部分组成。其中，主打活动“不息的变动——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纪念展”于11月17日至12月9日在中华艺术宫举行，展览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档案局主办，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艺术学院承办。展出美术作品150件，文献实物、影像等资料100件。出版了《上海美专档案史料丛编》，还在《文汇报》等主流媒体推出了纪念专刊。“不息的变动

1912年冬，由乌始光为主出资筹办上海美专。1913年1月，以乌始光院长名义在《申报》登广告开始招生，3月正式上课。因为乌始光当年经商已积累有一定经济实力。参与者有刘海粟等人。首任校长亦是乌始光。而刘海粟，当时是出任副校长。乌始光于1914年秋拟辞去校长职务后，由张聿光接任第二任校长，刘海粟依然是副校长。当张聿光于1918年离任校长后，则由刘海粟接任第三任校长。此后，刘海粟在上海美专校长任上，一直至1952年上海美专被合并掉。亦就是说，刘海粟担任上海美专校长的任期最长。自然，上海美专坚持办学四十年间所取得的成绩，其中刘海粟作出了鼎力的贡献。当然，刘海粟在校长任内，曾相继赴日本、欧洲各国考察或举办画展期间，先后有多名替任校长和代理校长主持校务和教学，如徐朗西一度任校长（1928年）、刘穗九任代理校长（1928年）、王远勃任代理校长（1930年）、王济远任代理校长（1933至1935年）、谢海燕任代理校长（1933至1942年）等，并且上海美专创始人中的丁悚、汪亚尘、谢海燕先后出任教务长。所以说，上海美专是由多名校长和教务长共同作出贡献的。

学校初创伊始，因乌始光年长，被推为校长。刘海粟始任校长时间，南京艺术学院官网介绍为1915年，图书《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等资料介绍为1916年，《东方早报》“关于上海美专的误传与误解”一文介绍为1918年，《上海美术志》记载为1919年7月。此外，乌始光有否担任过校长，乌始光和张聿光谁是第一任校长，刘海粟始任副校长的时间，各方介绍也存在矛盾。

关于刘海粟在何年担任上海美专校长一职向来多有不同的记载，大部分研究文章中沿用的是袁志煌、陈祖恩在《刘海粟年谱》中所记的1912年。袁志煌在其所编年谱中并未标注此说依据，然作为刘海粟上世纪80年代时期的秘书，此说当来自刘氏本人。

然据1913年1月到1919年7月时间段上海美专在《申报》上刊登的招生广告分析，上海美专的首任校长为乌始光，任期从1913年1月开始大约一年半许，次年8月即由张聿光继任，一直到1919年5月24日登报辞职。1919年7月1日，刘海粟正式就任上海美专校长。一般认为，刘氏在出任校长前，其身份仍为上海美专真正的“校主”，但作为一位年不过20岁的少年，在上海美专草创之初究竟担任怎样的角色尚需历史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解读的工作。但根据第一手资料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刘海粟正式开始担任上海美专校长的时间为1919年7月。至1927年，因为学潮，刘海粟于该年3月辞职，由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1928年2月，刘氏赴欧考察各国美术，由徐郎西代理校长；11月，徐郎西辞职，刘穗九继任。1930年，王远勃继任代理校长。1931年刘海粟欧游结束回国后，复任校长。

上海美专的创始人应为刘海粟和乌始光二人，在上海美专草创初期，他们二人共同承担学校的开支。丁悚是上海美专初创时期的主要教员之一，他是清末民初上海的名画家，有很多作品在《申报》上发布，1913年才加入该院。至于另一位重要参与者张聿光，1909年至1911年在上海多家进步报纸发表漫画，当时已颇有名气。1914年，张氏由丁悚推荐被聘为图画美术院院长，也是因其画家的名声有助于吸引生源，但张氏并非该院的最早创始人。刘海粟虽然是创办者和出资人之一，但他毕竟是一个初到上海的17岁的少年，各方面资历较浅，由乌始光担任院长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尽管刘海粟在学校初期仅有1919至1927的8年时间担任上海美专校长一职，但其对上海美专的创建、美专艺术文脉的形成、美专教育体系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蔡元培于1930年特地创作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歌》的歌词：

我们感受了寒温热三带变换的自然，

我们承继了四千年建设文化的祖先，

曾经透彻了印度哲学的中边，

而今又感受了欧洲学艺的源泉。

我们要同日月常新，

我们要似海纳百川。

我们现 在彻底的受了母校的陶甄，

将来要在全世界上发扬我们国光而绵绵。

啊！我爱我的中华万年！

啊！我爱我的母校万年！

上海美专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美术学校。它改变了中国艺术教育传统的师徒传承制，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与机制，通过现代教育模式向社会大量输送经过严格训练的艺术人才。它不仅是唯一诞生、发展、辉煌于上海的美术学校，也是上海这座近代崛起的大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历史印记。

当人们津津乐道潘玉良、李可染、程十发等享誉中外的绘画大师时，殊不知他们都毕业于上海美专，受教于刘海粟门下。当人们在观看《风云儿女》《夜半歌声》《林则徐》等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影片时，殊不知这些电影的导演（许幸之、马徐维邦）、主演（赵丹）都是从上海美专走出来的。

更广泛地说，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学者、文人、政要都关心过上海美专，鼎力相助过上海美专，他们或担任教师、或担任校董、或赠题词、或赐校训。如康有为（刘海粟的老师）为上海美专亲笔题写“存天阁”，蔡元培（于刘海粟有知遇之恩）撰写校训“诚实”和“闳约深美”的治学牌匾为美专谱写校歌。傅雷、胡适、黄宾虹、潘天寿、吴昌硕、王个簃、来楚生都曾在上海美专授课或举办讲座。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孙科等曾任校董。

果然，如蔡元培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上海美专培育出了大量具有“海纳百川”创新精神的新型美术人才。据《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史料丛编》记载，历届上海美专学生名录有三千余人，按这些名录与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活跃的有影响的人物相对照，其中许多国家栋梁型新美术人才，就是求学和出身于上海美专。例如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人、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徐悲鸿；上海博物馆馆长、美术考古文物学家沈之瑜；上海美术馆首任馆长、擅长中西绘画的陈秋草；中国美术电影（动画艺术）的主要创始人、美术电影一级导演万籁鸣；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新海派中国画杰出代表程十发；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浙江分会主席、版画家兼油画家莫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过程，现场速写创作留世珍贵的《长征画集》，后出任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黄镇；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美术理论家兼版画家王琦；浙江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浙江省美协副主席、油画家、水彩画家、美术史论家兼作家倪贻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装饰美术家任意；还有画家兼诗人、美术史论家、电影艺术家许幸之；美术史论家兼作家滕固；装帧艺术家兼作家叶灵凤；杰出的女画家潘玉良；以及新兴版画家郑野夫、刘岘、赵延年、沃渣、林长、张望、张怀江、黄笃维；著名油画家杨秋人、孟光、丘堤；著名水彩画家潘思同；著名漫画家张光宇、张谔、米谷、陶谋基，中国画大家朱屺瞻等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都是上海美专的学子。除了美术教育，上海美专还设有音乐部，并成立各种文学社和戏剧社团。著名的音乐作曲家贺绿汀、程懋筠、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亦曾是其教师。

上海美专在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创校、拓展、完善和最终与其他学校合并改组的过程。它的发展经历映射了早期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演变，是研究中国美术学校发展的标本。同时，它也是研究民国美术的重要场域，围绕它汇聚许多重要的文化人物和艺术事件，是众多文化元素交汇的聚焦点。因而上海美专成为研究民国美术乃至民国文化的重要例证。

上海美专办学初期的招生只是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宣传力度微弱。由于生源匮乏，学校的生存几乎不可能依靠学费的收入来维持。其时大部分的开销由乌始光和刘海粟（主要依靠父亲及大哥刘际昌的资助）承担。

从1912年的一幢石库门房子起步，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动荡，至1949年上海解放初被接管登记，刘海粟已在上海拥有多处校舍，并在江湾附近储备了近二百亩地，如果条件成熟，刘海粟似乎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梦想，即将上海美专扩展为上海艺术大学。在上海美专的校董会议和财务记录中，1912年至1949年三十多年间，美专的财务状况并非总是资金充足。

上海美专为私立学校，筹款、拓展与社会各界关系，加强学校管理，是学校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鉴此，学校于1919年组织校董会，聘请蔡元培、梁启超、赵匊椒、王一亭、沈恩孚、黄炎培等人为校董。校董会以后成为定制，受聘为校董的除了上述诸人，还有胡适、陈树人、孙科、孔祥熙、陈公博、戴季陶、褚民谊、吴铁城、潘公展、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张君劢、张东荪、李石曾、蒋梦麟、钱永铭等七八十人，多为上海政界、工商界、法律界、学界与社会名流。校董分为常务董事、经济董事与董事三类，常务校董有蔡元培、叶公绰、吴铁城等，经济校董有孔祥熙、袁履登、杜月笙、黄金荣等，校董会主席在很长时间里由蔡元培担任。特设专职经济校董，负责募集办学基金，帮助解决了办学经费中除70%为学生所交学费外，尚有30%的经费缺额，保障了上海美专的持续稳定办学。

作为一所私立学校，上海美专在动荡的年代里能够不断发展，与其通过校董会的设置，与社会各界保持良好的人脉，极有关系。政治上的奥援，经济上的支撑，学术上的扶持，社会关系的疏通， 美专在这些方面都得力于校董会。例如，刘海粟拜见黄金荣时，送上书画作品，以拉好资源。黄金荣是上海滩大亨，有他保护，美专可以少很多麻烦。钱永铭是美专的经济校董，负责美专经济活动，也担任国民党经济部次部长。美专需要经费时，他签了名，他开了头，下面的大老板碍于他的面子也跟着签名。钱就这样筹到了。1933年9月17日，上海美专研究所新校舍未完成以前，因债务牵制，经常费应须周转之时，仍由各校董每学期分别调度，以下列数目为标准，钱永铭三千，袁履登、叶玉甫、杜月笙各两千，孔祥熙再定。民国时期上海社会，相当复杂。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立足，上海美专必须处理好经济上能够支撑、社会上能够立足、文化上能够发展，这三点，都需要各个方面的关系。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希望把私立上海美专升级为国立艺大，1929年拨款资助刘海粟赴欧洲各国考察研究西方艺术。

在抗战期间，因为流亡或经济窘迫，美专的生源开班不足，有时一个专业班二三十个学生，到三年级时只剩下五六个学生。有些专业则因为开风气之先而没有生源，比如李金发一回国，刘海粟即邀请他在美专开设雕塑课，但该班首次招生未招到一个学生，只得取消当年的雕塑专业设置。杜月笙、黄金荣、王一亭等上海大亨曾是美专的校董事会成员，他们还数次为美专私人捐款，以填补美专的财务缺口。

上海解放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市政府发放的私营企业财产登记表上，上海美专已拥有庞大的土地和资产。这笔让人由衷赞叹的巨额资产像一个神秘的谜，体现出刘海粟惊人的事业意志、社会活动家的个人魅力以及经营和理财能力。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解放，上海历经北伐、抗战、国共内战以及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美专的财务状况又时起时落，在这30多年的历程中，刘海粟苦心经营，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仍将上海美专的校产和教学条件带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上海美专创办之初虽说条件简陋、经费困难、地方狭小，但年轻的刘校长却以开放的理念、创新的魄力、挑战的勇气，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艺术界进行了一次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在四个方面开创了划时代的第一：

一是首创男女同校，打破封建陋习，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震撼性。

二是首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倡导了科学的学术教育观，冲决了封建伦理。有人称当时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为提倡性教育的张竞生，二为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为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

三是首创大规模的旅行写生，开阔师生视野，打破旧式封闭教育。

四是首创中国第一本专业性《美术》杂志，提倡现代美术观念和新型美术改革。

该校深受蔡元培关于美育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的影响，而活跃于现代艺坛。其办学宗旨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并谋中华艺术的复兴；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研究和宣传的诚心。”该校尤在引鉴西方教育方式、教授西画方面成绩显著，且注重师法自然，尊重学生艺术个性，提倡艺术风格之多样化。

正是从办学思想、教学理念到操作方式一系列的大胆举措，使这所私立性质的学校具有勃发的活力和新兴的能量，在当时不仅凝聚锻炼了一批卓越的艺术师资，同时也吸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生源。如先后担任教授的有姜丹书、潘天寿、谢公展、诸闻韵、马孟容、张善孖、张大千、关良、马万里、汪亚尘、贺天健、黄宾虹、俞剑华、郑午昌等，而先后就学的有钱鼎、吴茀之、张书旂、许士骐、蔡若虹、李可染、程十发、来楚生、谢之光等，从而由师生共同构建了精英团队和大师群体，使中国美术艺苑星汉璀璨，群贤毕至。

上海美专是中国首座使用裸体模特教授人体素描的学校。

1914年，刘海粟就开始在课堂教学中教授人体画。

自1916年起，其人体画屡次遭到社会各界抨击。

1919年甚至有一位上海海关的监督行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加以查禁，但租界当局未予深究。

1920年，刘聘请一位俄罗斯女子成为专职模特，随后也聘请了一些中国妇女担任模特。

1924年开始，江西、江苏（时上海属于江苏管理）先后禁止裸体模特。

1925年10月，江苏省长要求教育厅查禁裸体模特。1926年4月，上海县知事危道丰奉令对美专发出警告，4月17日，刘海粟在《申报》上撰文反驳，反而向当时控制上海地区的北洋军阀孙传芳指控危道丰“不揣冒昧，扬长出令，大言不惭，虚张官架”。5月11日，危正式发布命令查禁裸体模特，并警告上海美专要“转请法租界及会审公廨从严查禁。如再违抗，即予查封。”6月3日，孙传芳致函刘海粟劝说其放弃使用人体模特，但是刘海粟于6月10日在《申报》上公开发表回复，坚决拒绝了孙的要求，孙遂下令要求上海县公署对美专加以查禁。6月底，法租界当局同意对裸体模特进行查禁，7月15日，迫于压力，刘复函孙传芳同意取消裸体模特。其后在孙传芳败亡后，刘方重新引入裸体模特。

上海美专首届招生正科和选课各一班一共仅有十人，修业期为一年。依照《大学令》的要求最短的大学各科之修业年限为三年。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美专在创办之初是一所带有补习性质的短期学校，这也是我国近现代美术教育起步阶段困难局面的一个写照。草创期的教师仅有刘海粟、汪亚尘、杨柳桥、夏剑康。1913年9月，聘请丁悚为教员。1913年下半年，该校选科班招到徐悲鸿、朱增均（屺瞻）、王愍（济远）、叶在镇、杨亦泉、徐兰祺、金兰荪、尤志道、陈纲、冯其书、严迪人、黄澄芳等等。徐悲鸿中途离校。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批学生中，还是出现了像朱屺瞻、王济远这样的艺术大家，反映了上海美专早期艺术教育的成果。

在乌始光担任校长的一年半时间里，是上海美专的起步阶段，刘海粟不仅是创办者、出资人，还同时担任了该院的教师，他不仅要筹集办学的资金，思考学校的生存与发展，还要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这期间上海美专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不健全的状态，基本的教学几乎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是学校的学科建设和整个学校管理体制的建立。该校最初仅设绘画科，专攻西洋画，后改为西洋画科。

1914年，受刘海粟在图画传习所画友丁悚的推荐，由当时在上海画坛有较大影响力的张聿光任院长，同时刘海粟任副院长。张氏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力，在绘画和教学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他的就任对上海美专早期的发展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建立正规学校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中小学美术教员，上海美专加快了师范科的建设。1918年3月1日，上海美专正式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并呈转教育部，申请立案并升级为美术专门学校，设图画一科，并附设技术师范科。1918年9月，上海美专第二次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申请立案。实际上，上海美专申请立案的主要目的就是招收师范生，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在1917年增设了一年制的技术师范班。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在逐步完善该校的学科建设。

刘海粟在张聿光担任校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通过聘请留日的专业教师、课程的改革修订、创办《美术》杂志、举办各种展览、筹划美术会社等方式来提升上海美专的影响力，同时也慢慢建立起他在上海美术界的话语权。此时美专的师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美术界从事其他工作的知名画家兼任，如张聿光，他从事照相布景的工作，兼任上海美专的教务；二是专业人才的聘请，这里的专业人才不仅有国内的艺术家，更多的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艺术家，比如极力推崇写生方法的陈抱一，美专聘请他们不仅引进了东洋的新式美术教育思想，而且也为上海美术界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三是美专毕业学生留校，如朱屺瞻、程国良、张邕都是作为美专的优秀学生留校工作的。在这一阶段，美专对于教师的管理也日益规范化，根据教师所长安排课程，并且给予不同的定级，这种定级定岗，反映了美专开始实行比较完备的教务聘任工作，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出美专的管理工作逐渐走向正轨。这些都与刘海粟的努力分不开。在教学方法上，美专打破了一直以来传统的临摹法，开始实行写生的教学方法，这一时期上海美专的写生课程不仅在教室里面画石膏像和人体，还把教学地点从封闭的教室空间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田间地头，把旅行写生纳入到上海美专的教学体系当中来。1914年，留学日本的陈抱一因病回国，1914年到1915年期间担任上海美专的教学课程，极力推行写生的教学方法，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美专创办以来一直的临摹方法，其先进的西方美术教育思想，也给上海美专的教学带来了新的内容。

张聿光担任校长期间，刘海粟任副校长，他除了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以外，还和张聿光共同承担了上海美专的发展建设重任，聘用留日教师，改革教学模式，上海美专的各项管理工作都逐渐走向正规，从毫无章法可循的传习所性质的学校成为了培养艺术家和中小学美术教师的专门学校，招生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创办七载，历届毕业生已数百人”。

在资金状况相对转好的情况下，上海美专进入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刘海粟借鉴日本和西方的艺术教育模式，他在1919年对日本进行了考察，系统地了解了透视学、色彩学、木炭画技法等课程，回国后，他把在日本所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上海美专的教学中，专业方面由之前的偏重西洋画科，开始系统地开设别的科系。

1920年1月，上海美专进一步修改学制，设置了西洋画科、中国画科、工艺图案科、雕塑科、高等师范科和初级师范科共六科。上海美专在学科的设置上已经趋于成熟，学科呈现综合性。上海美专的课程设置由当初单一的技能基础训练，开始重视理论的教学，开设了哲学、美学、美术史等试论课程，透视学、色彩学等课程成了西洋画科、国画科、高等师范科的必修课程。课程的完善需要相应师资力量的提高，这一时期，上海美专聘请了一些留日、留欧的艺术人才来进行教学活动，江新（小鹣）、陆蕗沙、李镶（超士）、周勤豪等人成为了主力军。1921年，汪亚尘结束了六年的留日学习生涯，回到美专，担任西洋画科三年级主任。1922年，陈抱一也结束留日生涯回到美专，当初他极力推行的写生教学已成为美专的主要教学方法。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陆蕗沙是美专“医用解剖学”课程的第一任教授。一批优秀的师资涌入上海美专，加快了美专的发展步伐。

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观点对当时的教育界和美术界都影响深远。他提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刘海粟将蔡元培称为上海美专的“精神领袖”。刘海粟说过：“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的精神，感发其天性的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上海社会对实用美术人才的大量需求也是上海美专成立的原因之一。美专的教育“学校教学偏重实技，对学理并无讲述。”虽然在之后的课程改革过程中，上海美专逐渐实现了从“术”到“艺”的转变，为实业服务也逐渐升华成为艺术而艺术。但用器画和图案画的课程在学校里从未间断这，种特定历史时期实用性美术的痕迹一直都保留在美专的机体内。

在师资的选择上，上海美专坚持多元性的原则，几乎汇聚了来自各种政治和艺术取向的教师，以保持学校的学术自由和蓬勃发展。前后在校持教鞭者数十人，中国画方面有张大千、贺天健、王个簃、来楚生、唐云、陆一飞、黄宾虹、潘天寿、张宜生、吕凤子、谢公展、吴茀之、陆抑飞、诸闻韵、汪声远、诸乐三、来楚生、顾坤伯等等，西洋画方面有陈抱一、关良、朱屺瞻、汪亚尘、周碧初、倪贻德、潘玉良、蒋兆和等等，每一个名字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都不可或缺。在该校执教过的专家学者还有马公愚（书法）、黄小痴（篆刻）、朱天梵（诗学题跋）、刘荣昌（中国文学）、章衣萍（世界文学）、吕澂（美学）、李宝泉（艺术思潮）、傅雷（西洋美术史、艺术理论、法文）、张辰伯（雕塑）、周锡保（图案）、姜丹书（艺用解剖学）等。

上海美专的老师教育背景十分多元，不同的老师基本做到了在美专能够人尽其才，发挥所学专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西学东进的时代大背景下，“西学”和“新学”、“科学”几乎是同义词，都指向现代化，因此更受人们的欢迎，美专的主干课程也基本由海归教师占主导地位。

民国时期上海美专的篆刻教育

1929年6月11日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师生作品展（即书画金石展览会）在宁波同乡会举行，《申报》开据给上海美专刊登广告的发票上剪贴着见报的广告。从1924年上海美专中国画科始为建制后，篆刻课最早与金石学相伴而生，或二者由一位教师担任，或二课分为两位教师担任，这反映了金石学与篆刻之间的关联。

晚清以降，西风东渐，中国的大城市首先出现具有现代教育体制的“洋学校”，民囯初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艺术学校—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在上海诞生。校长刘海粟在创办宣言中称：“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1925年刘海粟发表《昌国画》一文，再次表达在西风渐盛的风气下，当发掘祖国的艺术传统。他说：“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于中国……。民国肇始，上海美专亦随之呱呱下地，而中国新艺术亦肇其端也。顾美专过去乃以倡欧艺著闻于世，外界不察，甚至目为美专毁国有之艺学者，皆人谬也。美专之旨，一方面固当研究欧艺之新迀，一方面更当发掘吾国艺苑固有之宝藏，别辟大道，而为中华之文艺复兴运动也！”中国画作为本土艺术，在上海美专第一次纳入现代教育成为一门学科，这是近代艺术教育的重要一页。中国画传统中诗、书、画、印的一体特征，使篆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课程进入了学院的教学。由此，上海美专开启了现代教学模式的篆刻教育。

上海美专的篆刻课程与教学目的

上海美专的篆刻课程，并非独立的学科，乃是在中国画科中所设之必修课，它与中国画、中国画史、中国画理论、美学、艺术论、书法、诗学、国文、题跋、金石学等各门课程，一起构成了上海美专的中国画学科。

上海美专于1917年在普通师范一年制中始设“毛笔画科”，毛笔画的教学少不了题款、用印，因而可以想见其时在教学中已经涉及了篆刻。1923年9月上海美专在师范科开办国画科一班，由诸闻韵担任主任，许醉侯、潘天寿为教授，王一亭为导师，首招新生20余人。这是美专招收中国画科之始。1924年由诸闻韵任系主任的中国画系正式设立，并成为上海美专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至1925年修正的《上海美专学校章程》中，中国画系被排在了第一位。诸闻韵于中国画教学有着独立思考，在《国画漫谈》一文中专辟一节《国画与篆刻书法之关系》云：“吾以为研究国画之线条，必须从研究篆刻、书法入手。……篆刻、书法功深之辈，其练气也厚，其运气也浑。一笔着纸，郁勃纵横，其风格时露，如篆、如隶、如金错刀，笔笔是笔，无一率笔，笔笔非笔，俱极自然。”

诸先生的论述反映了在中国画教学中高度重视篆刻、书法的作用，同时强调中国画家所必备的修养。又说：“篆刻、书法与国画有直接关系。且篆刻学最高深，书法次之，绘画更次之。盖能画者未必能书，能书者未必能篆刻。反言之，篆刻家书法必佳，以篆刻书法家学画，未有不事半功倍而出人头地者。良以篆刻书法之笔，为绘画上线条之最有价值者也。”这篇《国画漫谈》发表于1935年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制第15届毕业纪念册》上，虽是谈国画，但其中关于篆刻与国画的关系，已将篆刻课的教学目的表述得十分清楚。

从1924年上海美专中国画科始为建制后，教师资料与课程设置均有了正式的文本记载。篆刻课最早与金石学相伴而生，或二者由一位教师担任，或二课分为两位教师担任。这反映了金石学与篆刻之间的关联。

篆刻课作为中国画科的必修课，一直延续至上海美专1956年与苏州美专、华东艺专合并为南京艺术学院，并成为南艺中国画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意义的是，篆刻在上海美专历史中还曾作为选修课，进入多种学科，如雕塑系、图案系、西洋画系、艺术教育系图工组、图音组等。

在1932年中国画系的《学程纲要》中，关于篆刻亦有表述：“篆刻：四学分，四学期，每周一小时。授以各家篆刻法、章法与其源流制度，并及印林典实。”篆刻课不仅要教技法，也授以篆刻史。时课算下来是书法的两倍。究其原因，大约出自诸闻韵先生所言“篆刻学最高深，书法次之”的理念。此外，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大纲中这样写道：“……清初之绘画，雍乾嘉道之绘画，晚清之绘画，书，篆刻，雕刻及玉石，工艺。”就是说在美术史教学中，也涉及了篆刻的历史。

以上所述，无论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再到课时、学分之安排，进而篆刻史也被视为美术史的一部分，这说明在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篆刻课并非可有可无之物，作为基础课，其真实地体现了篆刻艺术的价值。总之，在近代史上，上海美专中国画科中篆刻课程的设置，第一次在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中确认了篆刻是中国艺术的一种。

上海美专的篆刻教学，从教学目的上看是为中囯画服务的，与书法、题跋等均可视为中国画的基础课，因而临古的学习一定是篆刻的重要内容，并通过临古掌握识篆、写篆及治印三法等。方介堪曾在1929年第二期《葱岭》杂志撰写《论印学之源流及派别》一文，便是将历史上实用期的印章与文人流派的印章介绍给学生，又有《治印概论》一文发表于1927年底的《上海美专新制第一届毕业生纪念册》上，亦是主要论述印章史上各种风格、流派的特征。在上海美专的留存档案中，我们注意到许多课程都有实习课，这“实习”即今之谓“实践”的意思，包括临摹与创作，篆刻课亦在其列。1929年6月11日《申报》刊出《上海美专师弟书画金石展览会》广告，于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展出第23届学期师生汇报展，展期15天，展出的“金石”即指篆刻作品。次日，6月12日《申报》刊登《方介堪篆刻象牙印谱》由西泠印社出版，反映了当时师生的篆刻创作十分活跃。其他如刊于《申报》1934年1月11日的《上海美专四十二届学期成绩展》、1934年6月25日的《上海美专四十三届学期成绩展》、1935年1月1日的《上海美专四十四届学期成绩展》、1935年11月22日的《上海美专成立24周年师生作品展》的广告，均反映学生的毕业创作状况，其中的篆刻作品虽非大宗，却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上海美专的篆刻教师及教师中的其他篆刻家

作为私立学校的上海美专，所聘篆刻教师为一专多能者，或兼擅书法、绘画、诗文、金石学等，在担任该课之前已是社会上公认的篆刻家，这些教师又依凭上海美专更得到社会篆刻界的认可。

钱瘦铁（1897-1967）， 1925年2月至1926年1月任上海美专篆刻教授，时仅28岁。从现存文献看，他是上海美专最早担任篆刻课程的篆刻家。1927年被聘中国画系主任后，担任国画山水教授，不再兼任篆刻。

方介堪（1901-1987），于1926年8月起，历1927、1928、1929、1930年度任上海美专篆刻及金石学教授。方先生主要是以篆刻之长进入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的，时仅25岁。从1929年6月12日《上海申报》可知，其时他任教课余亦鬻印，故有《方介堪篆刻象牙印谱》问世。这些都是方先生早期在沪活动的重要史实。

朱义方（1900-1989），即朱复戡，1927年担任上海美专篆刻教授，年27岁。童年时所书石鼓文为吴昌硕赏识，称为“小畏友”，青年时以书印名腾海上。他的篆刻受吴昌硕影响较大，尤以金文入古鉩为世所重。

黄小痴（生卒年不详），1930年9月至1932年7月任上海美专篆刻教授。生平不详。

诸乐三（1902-1984），从1933年9月起，经1934、1935、1936年至1937年1月，担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篆刻教授，兼授国画、书法、画理等。初入校时年32岁。1936年担任篆刻课时，有《希斋印存》刊行。

王个簃（1897-1988），1940年2月至1941年1月曾担任篆刻课教学，这个年度正与李健衔接。1935年9月至1942年7月被聘为上海美专中国画系主任兼花卉教授。王个簃担任篆刻课虽仅一年，但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其石（1910-1965），1941年9月至1942年7月，任上海美专篆刻教授。马国权《近代印人传》称其“篆刻初法西泠，旋师皖派；嗣得亲吴缶翁，作风又变；后受同里陈澹如影响，转趋工整秀雅。”有《篑龛印谱》、《抱冰庐印存》、《朱其石印存》等行世。1944年5月31日《朱其石金石书画展》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展出，说明朱其石篆刻之外，兼工书画。

来楚生（1904-1975），1947年至1950年先后任上海美专国画讲师、花卉副教授，高等艺专教授等职。1947年度曾担任篆刻课教学。1925年1月入上海美专西画系学习，1927年1月毕业。抗战爆发在上海课徒鬻艺。后移居杭州，1935年与潘天寿、唐云等结社莼社。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擅写意花鸟，亦涉山水、人物，精书法和篆刻。其篆刻初受吴昌硕影响，然渗入古鉩字法、章法，将汉印与古鉩的形式语言交混结合，成功地创出一条新路。

在上海美专任职的诸位篆刻教授，皆擅书画，通诗词、金石、书画史之学，所以传授给学生的也是完整的传统艺术体系。不仅是技，更有道。从各位之印风和师承看，当以吴昌硕影响最大。其中钱、诸、王皆吴昌硕晚年的弟子，而方介堪、朱复戡、朱其石、来楚生四位，或为吴昌硕赞许，或亦受到其印风沾溉。除方氏主要受赵叔孺影响属工整一脉外，他如钱、诸、王、二朱、来皆具有写意风格的特征，是为海上当时时代风格的主流。李健虽佩服吴昌硕，然不主张步趋吴氏，但是，其印作中的书写意味及不经意处，亦反映出由吴昌硕开启的风格基调。

除上述担任篆刻课的教师外，美专自中国画科建立起，教师中不乏篆刻家。黄宾虹（1865-1955）、楼辛壶（1881-1950）、吕凤子（1885-1959）、潘天寿（1887-1971）、张大千（1899-1983）、马孟容（1889-1933）、马公愚（1890-1969）等皆以书画家身份而兼长篆刻。

众多篆刻家在上海美专的活动，毫无疑问使学校在这一艺术的研究和创作有着良好的氛围。

篆刻在中国艺术中的定位与上海美专篆刻教育的意义

晚清西学东渐之后，关于西方的艺术概念被引进中国，此时的一批文化精英在关于艺术分类的讨论中往往顾西不顾中，因而那些与西方不对应的中国传统艺术，并不被重视。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文中提到的“美术”包括：宫观、雕刻、图画、诗歌、音乐五种。1920年宗白华发表《美学与艺术略谈》关于艺术的门类则增添了舞蹈与戏剧两种，成为七种说。1922年上海美专俞寄凡翻译了日本黑田鹏信的《艺术学纲要》一书，黑田将艺术分为八种，即多出“工艺美术”一种。然而这些七种说与八种说的分类，似乎都并不关注中国传统的艺术形态。1935年，曾在上海美专任过教的丰子恺在其《绘画概说》中，以十一种艺术门类构成艺术，他新加上了书法、电影和照相三种，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到古代传统的书法艺术和当代艺术形态的电影和照相。1941年丰子恺似乎不满意自己的十一种说，在《艺术修养基础》一书中的《艺术总说》里提出了“一打说”，即十二种说：“艺术共有十二种，即1绘画、2书法、3金石、4雕塑、5建筑、6工艺、7照相、8音乐、9文学、10演剧、11舞蹈、12电影。”此处的“金石”只是篆刻的别称。这是近代史上艺术理论家第一次提出将篆刻作为单独的艺术门类。

此后丰子恺在《艺术的园地》《艺苑的分疆》等文中，对其艺术分类又加以阐述，他认为书法是“最高的艺术”，而金石（篆刻）“其高度不亚于第一境（指书法），或曰比第一境更高”。

上海美专的成立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标志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诞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初具先进的美术教育体系、培养专门的美术人才、造就未来的美术大师的实验平台。

刘海粟和他的上海美专勇于尝试新事物，实施新举措。刘海粟在办学宣言中就称既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又要“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由此可见美专的艺术教学和绘画创作是要兼容并包。

那一时期的油画大抵还处于引进和移植的尝试阶段，但毕竟已大异于民国之前的状态，表现 在各种西方流派——古典写实主义、印象画派、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在画布上的种种影迹。中国画方面，更是学派林立，表现各异，或者时代气息浓郁，或是笔墨维系传统。

1917年开始，上海美专尝试将室内写生拓展为野外写生制度，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以自然为师。白天外出采风作画，晚间评教评学。这一突破传统封闭式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开阔艺术视野，切身体会自然美的真谛。1920年，上海美专又废除了考试和记分法，“只求他们（学生）的研究方法在学术上是否精密，什么教育部的规定、学制上的变更，我们都是不管的。应该让学生自己抒发自己的感情，不要有师承模仿的习气。”同年7月，美专师生在上海老城厢西门外万生桥南白云观内的写生台上，描摹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人体模特儿。而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之后刘海粟就此誓死捍卫真美与封建势力的据理力争。

除此之外，美专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实行男女同校制度。早在1913年2月11日，上海美术院（上海美专前身）就在《申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称函授部报名资格方面，“男女”兼收。由此，上海图画美术学院迎来了它的第一位女学生：上海图画美术院函授部甲寅年A3号学生——马清渠。刘海粟认为：“男女同校激起两性的竞争。许多男学生，因成绩不如女同学，就在羞愧的同时发奋用过；许多女同学也不愿甘居人后，因而格外奋发。”这就意味着美专的这项举措不仅是在向封建势力示威，同时也是企图从心理学角度科学地激发学生潜能。

20世纪初上海的十里洋场繁华奢靡，到处都散发着商业的气息，即使是作为院校的美专也无法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不理会现实的商业竞争压力。加之上海美专是一所自筹资金的私立学校，在风云变幻、政局动荡的面带举步维艰。以图画美术院（上海美专前身）为例，1913年3月学校正式开课以后，学生共计仅有十人。刘海粟曾说：“当此创立时代，每年来学者至多十五六人，少只三四人。”而参与学校创办的汪亚尘回忆：“上海图画美术院最初不过六七人，继续三四年间，也不过增到十余人。”生源这样的紧缺，又要自负盈亏，为了学校的生存，同行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难免因之而起。

1913年8月9日，周湘以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和图画专门学校校长的名义，在《申报》发表《周湘告白》：“图画美术院诸君鉴：贵院长伍（乌）始光及贵教员等皆曾受业本校，经鄙人之亲授，或两三个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今诸君因恨鄙人管理之严格，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呼！教育前途之厄也。”图画美术院隔日马上在《申报》上做出回应：“顷阅《申报》，载有周湘‘告白’一则，信口轻蔑，本院诸君深堪异骇。本院张乌君并非画界人物，所聘教员，皆于画学根底甚深，亦非周门子弟……周之为人有才而无行，素以教育为营业，因妒本院学生之多，乃为此无稽之广告。……”在这里不去讨论刘海粟和周湘间的恩怨，也不作判断图画美术院的老师是否出自周门，但一句“因妒本院学生之多，乃为此无稽之广告。”便已点明了这场争端的实质在于争夺生源。前文已述，1913年图画美术院学生不过十人左右的规模，但即使如此，仅仅几个学生在周湘和刘海粟眼中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美术教育市场之规模局限和争夺激烈。

上海美专的成长时期正值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毫无着落。同时也由于上海浓重的商业社会气息和基于一种商业操作模式，美专不得不投身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其内容和价值评判也往往免不了受市场爱好的左右。刘海粟对于上海美专的艺术教育构想也从社会和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着力培养专业人才之外，依托上海的社会环境，在1915年先后开办了函授学校、暑期学校和夜校以满足人们对于美术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开源”维持美专生计。

相对传统的北方护古传统国画来说，显然上海的美术教育目标更都市化和功利化。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上海的美术界也因此在更大程度上做到了普及美育、美化人生社会和体现风俗之美。

刘海粟早年曾逃离家庭的包办婚姻，十七岁就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应该说，刘海粟的身上是有着当时年轻人反叛革命的因子的。但随着上海美专的逐渐成熟发展，刘海粟的身份位置和心理也在不断转变这。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上海，他寄希望能够温和地通过艺术来改良社会，““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这与蔡元培“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思想显然有着其小资的局限性，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上海美专这种温和改良的社会理想显然有些过于理想化，也与社会年轻一辈的革命理想有着一定距离。

1926年11月22日，西画系主任王济远在上课，外班学生郎应年擅自闯进教室与正在上课的学生讲话。王济远令其出去，郎偏不从。王济远一气之下将其推出来教师。郎以教师侮辱学生为由，煽动学生组织学生会，要求学校开除王济远。校方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宣布开除郎应年等三名学生。学生会宣布罢课，王济远愤然致函刘海粟，要求辞职。矛盾仍在继续着。校董事会主席蔡元培先生出面调停亦无效，校董事会只好决定提早放假。学生又开会反对这个决定。部分教师带领部分学生发起成立了新华艺专。一波三折的风潮，使上海美专的元气大伤。

从师生双方的处理方式而言，明显存在着两代人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处事方法。学生擅自闯进课堂讲话，确实十分不妥，在其一系列组织学生会和罢课等后续行为中，他们要民主，要平等，要自由，受不了一丁点委屈。遇到自认为不公正的现象就采取政治革命态度的三部曲：罢课、游行、闹学潮。而原本有理的老师们勒令制止学生违法课堂纪律，甚至开除学生的行为似乎让这批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突然又回到了严苛家长的位置上。他们不关心政治风潮，而只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进步发展。

1982年，上海美专成立七十周年时，选举了全国范围的上海美专校友会。

经省教育厅、省民政厅批准，南京艺术学院校友会于2009年12月8日在南艺隆重召开成立大会。

2017年12月8日下午，南京艺术学院建校105周年校庆暨校友总会揭牌仪式在该校美术馆报告厅隆重举行。

2018年1月20日下午，“闳约深美·海纳百川”2018年南京艺术学院上海校友会新年庆典暨南艺上海校友会与上海美专校友会合并仪式活动在上海延安饭店隆重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