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两个最主要特征。首先，世界性劳动分工体系与世界性商品交换关系仿佛一经一纬两条主线，将各个国家、地区牢牢地粘结在庞大的世界经济网中，须臾不可脱离。一体化的经济体使人类历史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其次，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性。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中心”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

世界政治体是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出现而产生。政治体中同样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并以国家主权的有限性和国家机器的强弱为划分依据。政治体与经济体中的相应等级在空间分布上是高度一致的：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国家，其国家机器较强，主权独立性和对外控制能力较大，也是世界政治体的中心，而边缘地带的国家机器孱弱或根本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国家主权不独立，成为受控于中心的边缘，半边缘则再次介于两者中间。

世界文化体，产生于经济体需要一种文化上的维持机制以增进民族国家的政治凝聚力，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同时，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也导致了创造统一模式的文化诉求，于是，由中心国家所推动，以西方文化为模板的普遍主义世界文化凌驾于多元民族文化之上，营造了一种全球趋同的文化氛围。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再次在文化体中得到展现。

沃勒斯坦等人创立的世界体系论，在西方社会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既承认其历史进步性，又批判其剥削本质。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西方发展理论处于“经典现代化理论”（主流派）与“依附论”（非主流派）两极对峙的时期。随着冷战局势的瓦解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不同的理论出现了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趋势。

世界体系论企图在超越的基础上实现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融合。经典现代化理论家主张现代化模式上的西化论，对第三世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充满信心；依附论反对西化论，否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世界体系理论则一方面反对西化论，抨击西方中心论，与左派理论如出一辙；另一面，它通过在依附论的中心―――边缘的结构中加入一个“半边缘”，指出世界体系的流动性（中心国家可能下降为半边缘、边缘国家也可能上升为半边缘，等），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又与主流学派理论相通；在结论上，它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终将消亡，并被社会主义的所取代，另一方面它又宣布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

通过庞大理论体系的设计和宏观世界史的描述，世界体系理论把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理论充满矛盾的融合在一起。由于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批判过于绝对，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

总体看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虽然不乏疏漏之处，但体大思精，自成体系，标志着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新阶段。近年来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进程，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在理论融合上出现了重重矛盾，但世界体系论以其宏阔的理论框架、厚重的历史感，许多地方虽引起争议却也发人深思，较之当前流行的一些庸俗全球化理论和泛化的世界体系论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值得深入研究。

世界体系理论的兴起与经典现代化研究和理论批判紧密相关。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竞争激烈，它们逐步加强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一批美国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开展了现代化研究，并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在60年代后期，有些学者发现，一些按照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如拉美国家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化运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没有取得成功；非洲国家的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有些学者开始质疑把现代化作为普遍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7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一股反“现代化理论”和反“西方化”的思潮。国际环境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反“现代化理论”观念的传播。在20世纪60年代，沃勒斯坦研究了非洲国家如加纳的发展，认识到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并开始对其进行批判。70年代初沃勒斯坦开始推出多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到世界整体发展中进行系统研究。

世界体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依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皮尔逊和巴斯亚里安 2006）。它采用了依附理论的核心—边缘的分析概念，增加了半边缘地区，认为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是依附关系，在本质是剥削关系。西方学者把世界体系理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皮尔逊和巴斯亚里安 2006）。世界体系理论确实包含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如剥削和阶级冲突等。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基本的政治现实就是一种不断变化形式的阶级冲突：公开的阶级意识与种族—国家意识的对立，国内的阶级和跨国的阶级的对立。”

世界体系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沃勒斯坦把它分为10个方面：（1）周期和趋势，（2）商品链，（3）霸权和竞争，（4）地区性和半边缘性，（5） 融入和边缘化，（6）反体系运动，（7）家庭，（8）种族主义和性，（9）科学和知识，（10）地缘文化和文明。这些方面归纳起来涉及三个层次，分别是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王正毅 2006）。

世界经济体系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前三卷中分析了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各种冲突构成。”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世界体系具有单一的世界经济基础。它是一个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实体；国际分工包括各种职能性任务的层级体系；阶级和身份集团的出现和作用是世界体系的要素。

其次，劳动分工将世界分成三个地带：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中心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边缘地区是经济落后地区，半边缘地区介于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其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断把外围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使之边缘化；中心和边缘的不等价交换，保证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和资本的积累。

其四，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着停滞和扩张的长周期运动；扩张期经济增长从中心向边缘扩散，停滞期首先损害的是边缘地区的利益。

其五，国家经济地位是变化的，国家经济地位的地理分布也是变化的。中心和边缘地区不是固定的，边缘地区可以成为中心地区，中心地区可以变成边缘地区。在停滞期，半边缘国家地位变化比较大。

其六，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向于扩大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差距，趋向两极分化。

世界政治体系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体范围内存在多个政治体系，它们保证了资本主义能够一直兴旺。世界政治体系的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现代国家和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产物，国家的形式、实力和边界都在不断变化，国家体系一直在扩展。世界体系的国家体系是多重的。

其次，国家体系的变化包括两个对应的过程：核心化过程和边缘化过程。核心化过程指中心地区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垄断商品、谋求利润最大化，最终成为核心国家。边缘化过程指边缘地区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和不等价交换，逐步成为边缘国家（王正毅 2006）。

其三，国家体系的运行存在周期性，称为霸权周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了三个霸权周期，产生了三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

其四，国家体系中的霸权是一种机制，它有三个物质基础。霸权的机制是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中。霸权的物质基础是工农业生产、商业、金融更有效率。霸权的兴衰与这三个经济部门的效率相关。霸权国家先在工农业部门取得优势，然后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占有优势。在三个领域都获得优势，就获得短暂的霸权地位。

其五，霸权统治时期的国家体系是暂时稳定的。政治上追求霸权地位和经济上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推动力。追求霸权地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

其六，霸权国家可以运用自己的国家政治机器，为本国资本在世界市场获得最大利润，提供垄断的政治条件。但是霸权的政治职能不是无限的，受到国家体系和竞争国家的制约。

世界文明

沃勒斯坦认为，当我们将文明看成是不同习惯、结构和文化而讨论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将其放在一个历史体系中来分析。自牛顿力学产生以来，追求科学是文明的象征。这一思潮伴随英国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对于核心国家创造的科学文明，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王正毅 2006）。

世界体系理论的三个观点

根据美国学者吉尔平的分析，世界体系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现实的看法基础上，但又有所不同（吉尔平 2006）。该理论认为，第一，作为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活动和阶级斗争比政治和集团冲突重要，它关注国际统治层次，以及各国和不同阶级的斗争；第二，一个已经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不同等级的一些阶级统治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靠经济力量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发达国家外围到处存在的不发达；第三，现代世界经济的特征在于它面临固有的矛盾，以及按照宿命论的法则运行，那些法则支配着它的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危机以及最终的灭亡。

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论点是，世界经济包括一个占支配的中心和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它们相互影响，并且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在发挥作用。这个体系在以整体发挥功能的时候，不断汲取经济盈余，并且把财富从外围转移到中心。同样的机制，在中心地区引起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而在外围地区则导致经济和政治的不发达。中心和外围是紧密联系的，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在功能上有联系，后者受到前者的抑制。外围地区是中心地区的财源，中心地区剥削和掠夺了外围地区的资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相互影响是世界经济的基本机制，这是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所决定的。世界经济就是地位不平等的许多国家组成的一种国际结构，这种结构维持国际分工，促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以及其余国家的落后和不发达的周而复始（吉尔平 2006）。

世界体系理论的六个变量

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 2002）认为，1945～2025年世界体系处于发展的转型时期。他们提出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的六个分析变量，并认为六个变量是相互联系的，而每一个变量都不会孤立于其他变量而独立发展。这六个变量是：国家间体系、世界生产结构、世界劳动力结构、人类福利模式、各国的社会凝聚力和知识结构。他们利用六个变量分析了1945～1990年的世界体系演变和预测了未来的趋势。

世界体系理论从世界体系层次分析世界发展的历史，无疑是有意义的，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补充。它的局限性主要有：（1）中心和外围国家的划分没有定量标准；（2）着重从世界体系角度分析世界发展，相对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3）概念比较混乱，理论自身的矛盾比较多；（4）世界体系层次分析不能反映世界发展和现代化的全貌等。（摘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

从现代化理论到世界体系理论

第二种对于现代化理论的质疑来自“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以华勒斯坦为代表）。[1]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德里克曾经指出以下几个：

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做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把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

2、它坚持认为根据个别民族的内部发展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它只能根据超越民族并且赋予它们以形式的空间关系才可以理解；

3、世界体系分析把空间当作一个中心论据引入对发展的研究中，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先进与落后、发达与发展中社会的关系，而且也是空间中同时存在的关系。

4、在分析空间关系时，世界体系分析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当作最重要的关系，“中心”是其经济结构中显示出经济社会复杂性并具有相对自主特色的地带，而“边缘”则是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都以来中心的地区。界乎两者之间的是“半边缘”地区；

5、这表明世界体系理论所专注的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单位，而是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单位是如何这些关系构成的。

6、“不发达”社会并不因为某些抽象的标准而显得“不发达”，而是由于中心与边缘之关系而显得不发达，这正如发达地区应当把自己的发达归功于另一些地区的不发达。

7、从这个角度看，不存在什么“现代”与“传统”社会之别，差别只在于有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中心，有些则处于边缘。试图论证所有的社会一旦与过去诀别就可以进入现代是行进不通的，边缘地区由于其边缘状态注定是不发达的。

8、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内，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社会都发达，因为中心-边缘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9、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换模式是世界体系的结构原则，那么，社会主义就只有在与资本主义“脱钩”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因为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排除了为满足地方需要而非资本本身需要设立经济组织的可能。[2] 总起来说，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视野的发展或现代化理论，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则意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现中解释发展与不发展。这种理论把现代世界理解成一个由中心-边缘-半边缘组成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区（社会），都不是独立地存在与发展的，它们因而都不能构成独立的研究单位。更重要的是，华勒斯坦竭力要说明的是：这个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极度不平等的，处于这个体系中心的国家依靠对于边缘国家的剥削（从自然资源到劳动力资源）而得到发展，而不发达的国家则因其边缘处境而无法得到发展。“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进程趋向于在本身发展过程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于社会差距。”[3]即是说，世界体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点在于用外因论取代了内因论来解释发展与现代化问题，是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处境而不是它的传统文化才是阻碍其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同样，第一世界的发展（现代化）也决不能只从第一世界国家的内部因素加以分析。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或现代化理论（内因论）；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就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现中解释发展于不发展或欠发展（外因论）。

正如德里克指出的：出现于70年代的世界体系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它对现代化话语的挑战，这一话语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主宰着欧美的社会科学。”[4]德里克同时分析了世界体系理论在美国流行的原因以及它与依附理论的关系。他指出：“毫不奇怪，它（世界体系理论）在激进的青年学者那里那里赢得最大的赞同，因为那些60年代刚刚进入学术研究的青年人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学生。同样具有影响的……包括萨米尔·阿明、安德烈·纲德·弗兰克以及那些拉丁美洲‘依附’理论家的著述，他们提出现代化话语的替代物，而那正是沃勒斯坦的著述中所大力赞同的一种选择，这些均体现在他们的理论假说和政治结论中。”[5] 同样，世界体系理论在中国学界也是作为反思西方现代性、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依据之一出现的，只是时间上“推迟”到了90年代。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介绍世界体系理论并用以质疑现代化理论的代表性文章包括：陈燕谷的《中心·边缘·半边缘》与《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7日发表的吴伯凡、郑伟民、乔亚的文章。陈燕谷指出：“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现》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解释决不是无可挑剔的，但它毫无疑问会影响我们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理解。首先，它对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由于这些地区的发展是以牺牲边缘地区为代价的，所以现代化不是一个中性化的发展过程，边缘地区决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赶上’中心地区，因为后者的发展条件是包括重复的。”[6]他还认为：现代化理论关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平等的跑道上竞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自欺欺人的虚构。[7]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理论视野与认识路径的这种转换直接导致对于西方现代性以及中国问题的重新认识。如果说在现代化理论支配下的中国启蒙话语在传统文化内部寻找发展滞后的原因，并走向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那么，90年代中国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在世界体现理论的启发下，其思考中国问题的视野已经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民族国家之间，对于国家间，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的解释与批判已经在很打程度上取代了对于国内专制主义的批判──后者曾经是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主要特征。传统文化不再被视作现代化的反面，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也不能只到内部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如汪晖指出：“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地资源。”[8]汪晖的这一判断尽管部分地来自他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新状况（比如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社会）的观察，但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无疑也不能忽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现代热衷于发掘儒家思想中的现代性的现代新儒家不同的地方在于：现代新儒家基本上仍然是在韦伯解释框架中论述问题，他们不同意韦伯关于中国儒家文化缺乏西方资本主义（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动力的结论，而极力论证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相容性；但是他们理解的现代性本质上依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因而他们所挖掘出来的所谓儒家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无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

[9]因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涵与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性。与此不同的是，在世界体现论者看来，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因为发展与不发展都不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而是由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决定的。

解释模式这种转换对于五四至80年代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文化启蒙规划以及相关的人文学术提出的挑战不亚于后殖民理论。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认为只要改造传统文化、塑造出新的国家与“国民”，就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想法无疑过于天真。因为它完全忽视了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如上所述，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根据各别民族国家的内部原因是无法解释发展问题的，它只能根据超越民族国家并且赋予它们以形式的空间关系才可理解。把空间关系引入对于发展与不发展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发达社会的发达与不发达社会的不发达都不能局限在民族国家内部加以解释，毋宁说，正是不发达地区的不发达才导致了发达地区的发达，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看，不存在什么“现代”与“传统”社会之分，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一部分的所有社会都是“现代”社会，区别只在于有些属于中心，有些属于边缘。这样，象现代化理论那样论证所有的社会一旦脱离于传统的联系（在中国就是改造了国民性以后）就得以进步或现代化是对于事实真相的歪曲，其结果是掩盖了世界秩序的不平等性以及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由于其边缘状态是注定不发达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内，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社会都发展，因为中心-边缘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非经济因素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系，主要是从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于非经济因素(如国家、阶级、思想文化)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影响的论述，仍不失其价值。

关于国家，沃勒斯坦认为，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即至少在16世纪初，并延续至l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 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的。”但他又认为，国家的作用未必就是良性的，“政治行为最初在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 “国家机器包含着某种倾斜机制在某一点上能使力量产生更大的力量。”相反．“在那些国家机器软弱的地方，国家的管理者们没有起到协调复杂的工、商、农的作用。”总之，在沃勒斯坦看来，国家在主要方面不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国家机器的强大与否，是世界经济体动力的重大前提。

沃勒斯坦还试图通过对阶级因素的分析，来解释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他说，“如果世界体系是仅有的真实的社会体系(而不是事实上被隔离的自然经济体)。那么，就必须把阶级和身份集团的出现、巩固和政治上所起作用，必然看着世界体系的要素。”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中阶级因素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阶级与身份集团不同，关键性的差别在于是否具有阶级意识。 阶级总是潜在的存在着(自在之物)，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阶级会具有阶级意识(独自的)，也就是作为一个集团，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在政治经济舞台上从事话动。”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过程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一核心矛盾之上的，它迫使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职位参与生产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的制造者或受益者即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为了改变它们之间不平等的议价关系，必须建立起适当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决策。第三，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单一的阶级体系”。也就是说，只有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一种阶级的面貌出现于政治经济舞台，传统的身份集团(如贵族)以及工人仍处于无阶级意识的状态。

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中思想文化的作用的论述是很不充分的，也许他认为没有必要。他虽然指出，“延长的16世纪(即西方学者所指的1450年至1640年这一阶段)不只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还是一个结构上的革命时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广大人民愿意接受新的思想。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思想使那些不顾一切要摆脱控制的人们具有了激烈的品质。l7世纪则代表了一个和平与冷静的时代。古典主义，像专制主义一样，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写真，而是一种纲领——一种使政治和文化的首创精神回归到上层社会中的纲领，以便更好地领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根本的社会变迁。”但这样过于宏观的论断，并不能揭示精神与社会文化对现代世界体系这样一个经济体系深层的本质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沃勒斯坦在这方面的贡献，仅仅是承认了这种作用的存在，但未对其作必要的深人研究。

与经济全球化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当今世界的经济体系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不同的内容。

1、新的国际分工动摇了现代世界体系关于劳动分工这一理论基础

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中心——半边缘——边缘”之间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劳动分工在近代表现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但是20世纪中叶以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中心国家、半边缘地带、边缘地区已经演变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国际分工已不象现代世界体系中那样单纯，劳动分工呈现出双向发展的趋势。从广度上看，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已经遍及全球；从深度上看，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已由过去的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成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另外，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移。旧的资本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主要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借助的手段主要是商品、资本和武力。而在新全球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信息、科技、政治、文化、传媒和人才，即“后殖民主义”或“后帝国主义”。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文化传播成为其倚重的主要手段。

2、跨国公司的出现，模糊了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之间的界限

从20世纪50年代起，跨国公司就开始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据联台国贸发会议统计，1998年全世界跨国公司有6万多家．其境外机构有6多万个，其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1/3，国际贸易的60%，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70%，世界技术转让的80%。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创新了一种现代企业组织制度。它没有固定处所的“中心”。经济活动及其效益也不再为某一国家所独有，越来越呈现出生产国际化、经营多元化、决策全球化的特点。

3、区域经济一体化，改变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内部运动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区域经济正走向一体化。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一种“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彼此对等、自愿地约束自己的部分经济主权，通过制定严格的经济条约法规，建立相应的执行机构，使该组国家的资源不受国界的限制，在共同空间中得到优化配置。从而迭到共同繁荣的目的。”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台组织等。这使得国家更重视区域经济联系，在联系中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即“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而不是像现代世界体系中所描述的由边缘向半边缘、边缘通过积极竞争或消极等待的“补缺”式前进。

与政治多极化

在政治多极化这一形势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如国家权力、阶级、地缘政治等的作用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理论基础。

1、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大、中心国家地位的巩固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倾斜机制”

但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政治多极自治的倾向 由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抬头，加上跨国公司对国家权威的削弱，出现了较强的政治离心倾向。国家作为极权机制对经济体系的制衡作用也大非从前。由此，出现了这样的转变：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只有中心地区才有国家，因此有“中心国家”一说，而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带国家力量非常弱小。恰恰是中心国家的力量在削弱，而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区因为要赶超中心地区，正日益强化其国家力量，以此充分调动有限资源，与中心一搏，比如20世纪以来，拉美的军人政府，东南亚国家的统制政治等。

2、在政治多极化的国际秩序中，阶级的作用也与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有一个单一的阶级体系。这个体系以中产阶级为中心，旧贵族和工人阶级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有阶级意识的阶级。虽然中产阶级可以通过对国家机器的影响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但是沃勒斯坦认为，阶级利益应该放在整个体系中去考察。也就是说，一个阶级，与其说是共同利益的集团，倒不如说是处于同一层次的集团。中产阶级的单一阶级体系发生了一些改变。一方面，这一阶级已大大超过国家界线，不再完全依靠国家机器来发展利益。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全世界有产者走到了一起；相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标仍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这一单一阶级体系正开始打破现代世界体系的地域界线和劳动分工界线。中产阶级的利益随资本的流动在全球化扩及全球。并且，原来不同劳动分工角色的阶级和身份集团，在各自同一利益层面上重新组合。

3、地缘政治向“后领土时代”的转变，改变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理结构

自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中心国家、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殖民地、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反控制，领土问题成为经济利益最重要的一个来源。由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信息革命、新军事革命等诸多原因，形成了以经济、科技、信息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念。领土虽然还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与国家安全的紧密关系开始松弛，已经不再是国家安全中最核心的内容。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后领土时代。这一转变，使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地理界线模糊，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全新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标准。至少，中心不再是地理中心，边缘、半边缘也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半边缘、边缘。

总之，由政治多极化引起的新的国际秩序正处在激烈的重组之中，国家、阶级 地缘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意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世界体系作为一个经济体系，一方面加入了更多的政治内容，另一方面其层次结构正日益模糊而面临重组。当然，重组的结果，可能新一轮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也可能不是。

3、现代世界体系与文化多元化

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中文化因素的作用的论述，凌乱而不足，但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不能不考虑文化的深层作用。沃勒斯坦承认现代世界体系作为一个物质经济实体，包含多种文化，但并未像考察经济因素的体系关系那样去考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只能从字里行间读出，资本主义文化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扩展，具有绝对优势，使得这个体系经历了许多强制性的文化变革，如政治、基督教、强加的欧洲语言和某些技术、习俗的教育、法律准则的变化，这些强制性的文化变革改变了很多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接着是20世纪中叶后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可以说，当今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驾驭人类思想的三驾马车，它们互相斗争，又互相牵制，出现了空前的文化多元现象，这使得现代世界体系内中心国家文化的渗透力量遭到抵制和反渗透，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了文化层面上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