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在向皇帝报告工作进展情况的奏折中写到，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司堂等，其大门是旧式住宅结构，如不改成衙门形式，外国人往来会晤，形象不够壮观，且有失尊严。除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因陋就简稍做整理，较各衙门旧例大为裁减。据记载，衙署全部职员80余人，每月的办公经费仅有300两白银，院内门窗全是自己动手糊饰，这里的办事效率超过当时辅佐皇帝的中枢机构军机处。

在筹议机构职能时，恭亲王等主张地方要务可一面奏报皇帝，一面报告总理衙门，咸丰帝则最后决定，各省外交机密仍先报告军机处，然后录送总理衙门，从而保证了军机处的绝对地位。这是咸丰借口旧制，有意限制总理衙门权限，不让其与各省直接发生联系，以防侵越皇权的策略。

总理衙门因外国人入侵而设，其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即会裁撤，甚至认为“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显然当时的国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外交。实际上，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当时惟一的对外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各项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

■就在东堂子胡同的旁边，有一条名为外交部街的胡同，它曾是新中国外交部的所在地

1862年，专门传授外国文化和科学的同文馆在京师正式开办。这是我国最早的外国语学校，直接隶属于总理衙门，后并入京师大学堂，在北河沿一带买房建舍。1875年8月28日，总理衙门派出清政府第一个驻外使臣———驻英公使郭嵩焘，由此，郭氏成为中国驻外使领第一人。其后所派驻使逐年增加，直至清末达到15个国家、10个使臣。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名列中央六部之首，管理大臣皆享有丰厚的俸禄。作为清末政治变革的重要标志，外务部的地位比起当年的总理衙门更加显赫一时，大量的洋务实业活动继续从这里发起。

1906年，外务部设立储才馆，这是培养外交人才的专门学校。1909年，外务部游美学务处筹建的游美肄业馆，即是清华大学的前身。人们可以看到，就在东堂子胡同的旁边，有一条名为外交部街的胡同，它曾是新中国外交部的所在地。两条看似平常的街巷，一边是民族磨难的历史，一边则是国之富强的起点。

东堂子胡同曾经是北京保存最为完好的胡同之一，但是随着近年来的房地产开发浪潮，东堂子胡同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为了发展王府井一带的商业，北京市政府早在1998年就将东堂子胡同、红星胡同一带列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2000年这一带的“危改带市政”工程正式开工，2004年末开始由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斥资近60亿人民币的金宝街工程上马，南起东堂子胡同北至干面胡同的广大地区被列为开发对象，除了蔡元培故居等少数登记在册的文物保护单位外，大量保存完好具有悠久历史的四合院将被拆除，在不久的将来，东堂子胡同就将成为历史名词而从北京市的地图上消失。

东堂子胡同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条胡同中不仅坐落者清朝末叶专司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蔡元培、沈从文、吴阶平、林巧稚、丁西林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科技发展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

东堂子胡同75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33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建筑面积为368平方米。现在的街门是利用一间倒座南房后辟的，无规矩可言。一进院有倒座南房5间；二进院有南房4间，北房3间，东、西两侧各有耳房1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三进院有带前廊的北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起脊合瓦房。蔡元培从1917年到1920年租住于此，当年，一进院的倒座南房是客厅。 1985年10月，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蔡元培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与蒋观云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举为会长；次年参加同盟会，为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5年，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1927年，任国民党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蔡元培全集》存世。

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后，周恩来敬献了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纵观蔡元培的一生，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是社会活动家，更以职业教育家闻名于世。说到蔡元培，人们习惯称其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也以有“蔡校长”而自豪。其实，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严复、章士钊（由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长；而且，他担任校长的时间也不很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的影响却非常大，说到北京大学校长，人们自然想到蔡元培，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韵味。

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北大组织了“进德会”，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意在以改变士风以影响社会风气。蔡元培指出，入会的效用有三：一，可以绳己；二，可以律人，三，可以止谤。他感慨于“北大之被谤久矣，而止谤莫加自修。”

进德会会员分三种：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蔡元培先生自认“乙种会员”，持“五戒”，一生不置产业，没有艳闻。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先生堪称“士”之楷模。冯友兰认为，蔡先生的人格感召力甚至比“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还伟大。

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认为教学内容要“古今中外”，甚至增加了戏曲、小说等课程，在教师的选择上更是不拘一格，惟才是举。顾颉刚回忆：“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从当时北大教授的年龄结构看，既有年过花甲的辜鸿铭，又有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而且，梁漱溟既无大学学历，又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但是，蔡元培见到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穷元次疑论》，毅然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自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开始，北大就对学生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管理方式。蔡元培先生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还批准要求入学的女生王兰为北大旁听生，开放女禁。一时，轰动了北大，轰动了北京。

一位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的先生对我说：“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解放思想、促进学术发展确实很有意义，但我在实际中始终没能做到。”

对于教育，我是外行；对于这位先生的感慨，自然更不敢置喙。恰巧手头有一篇王石川的文章——《我们为何要缅怀蔡元培》。文曰：

“我们缅怀蔡先生，其实是为了一浇胸中之块垒。四年前，北大改革轰轰烈烈，但最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为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内地范围）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坐落于东堂子胡同49号，原为清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1861年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里记录了19世纪末叶日薄西山的中央帝国与欧美各列强进行外交周旋的全部过程。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今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前身），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1901年清政府实施宪政改革，改总理衙门为外交部。这也是东堂子胡同南侧外交部街得名的原因。 蔡元培故居位于东堂子胡同西口的75号和77号，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现实1917年自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后租住的房屋，该院落分东西两院，前后三进，是保存比较完好形制比较规整的大型四合院，这所院落陪伴蔡元培先生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物，2000年为道路拓宽工程曾经就这所院落的存废发生巨大争议，后经过文化人士的积极奔走蔡元培故居得以原地保护，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目前蔡元培故居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但被用作保安宿舍，保护情况堪忧。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自1953年起至1980年一直居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历史博物馆宿舍中。

胡同内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现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舍。《天咫偶闻》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故大学士赛尚阿弟也。”院内原有一联：有水有山有竹，宜风宜雨宜晴。赛尚阿，字鹤汀，正蓝旗蒙古人，阿鲁特氏，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的外高祖父。赛尚阿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人，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1851年），因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连连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没。咸丰四年，赛尚阿的宅第被改为铁钱局公社；咸丰十一年，铁钱局公社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顺天府志》载：“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拟仅将大门酌加修改，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胡同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因为提出了新观点，所以今天再把旧话重说说。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

2022年3月，入选《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类 第一批）》。

它东起朝阳门内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与南侧的外交部街和北侧的红星胡同（原名无量大人胡同）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