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附录中介绍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伦理思想。

蔡元培认为每一学科的学术研究，不能不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史。然而“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外国人编写的伦理学史中，有对中国伦理学史的阐述，但说法不一，急需中国人加以系统化和更正。蔡元培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于学课之隙，在参考材料不足的情况下编写了这本《中国伦理学史》。

在《中国伦理学史》的主体部分中，第一期是先秦创始时代。作者根据诸家伦理思想的特点，认为儒家代表中国的北方文化，道家代表中国的南方文化，墨家毗于北，农家为南方思想之一支，法家折衷南北学派。

第二期为汉唐继承时代。作者认为汉唐时期，由于政治的冲击，学者偷生其间，无远志，循时势所趋，学风颓靡。在此期间，伦理学界能成一家之言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化冲击较大的是佛教的输入，它和当时思想界的消极因素相融合，致使儒道两家都染上宗教色彩，出现了三教并存的局面。后因道、释二家的理论不具有社会实践性，它们的出家之法仅为少数人所信从，所以独尊儒术者占了上风，儒家之说成为普通社会之伦理学。

第三期为宋明理学时代。作者认为，自宋及明，名儒辈出。他们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对于普及儒教，巩固儒教的社会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虽然各派纷争，有的思想家也有所建树，但是终没有摆脱儒教的束缚。

该书中，作者指出了自汉以来，历二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预言中国的伦理思想必然向着追求人类自由的方向发展，显示出作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中国伦理学有数千年的历史，资料之丰富为世所罕见。但是，这些思想资料与其他各学科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别开来。蔡元培认为，史书所载的各种儒林传、道学传，以及学术史的专著，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只能算哲学史而不是伦理学史。作者在该书中，不仅将主要思想家的哲学思想作为他们伦理思想的前提，细心剔抉出他们关于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理论，理出伦理思想，而且将其系统化，努力找出它们之间的来龙去脉，从发展变化上掌握他们。

该书体现了蔡元培反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在学术上主张民主自由兼容并包的特点。他在绪论中指出：“各家学说，与作者主义有违合之点，虽可参以评判，而不可以意取去湮没其真相。”在叙述各伦理学派时作者的态度是客观的，不仅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他们的具体内容，而且评判公允。例如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认为它足以代表吾民族根本理想，但又提出其哲学之闳深，不及道家；法理之精核，不及法家；人类平等之观念不及墨家。又其所谓折衷主义者，不以至精之名学为基本，时不免有依违背施之迹。对于儒家向贬斥的王充、王安石，作者称赞说：不阿所好之精神，有可取者，有卓识。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作者既肯定他的研究之勤，著述之富，对综合儒家思想有功绩，也批评他独断、保守，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对中兴陆学的王阳明，作者赞扬他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励实践之勇气，使思想界气象一新，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中国伦理学史》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从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写到清末，把几千年来三十多位重要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叙述得井井有条。全书内容简要，线索明晰，且在提纲挈领的论述中时有新见。

《中国伦理学史》自初版以来至1927年已出11版，是中国学者运用近代学术研究方法撰著的第一本中国伦理学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伦理学史》初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0年首次出版，初版署名蔡振。1937年商务印书馆重版，1984年收入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941年日本东京大东出版社出版日译本，书名为《支那伦理学史》。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留法勤工俭学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同盟会。民国建立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曾赴德国留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比较文明史，后又赴欧美考察教育。病逝于香港。其著作汇编成《蔡元培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