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21 23:08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一门铭文为元“至顺三年”(1332)的盏口铜铳,其盏口口径105毫米,身管直径75毫米,全长35.3厘米,重6.94千克。铳身镌有“至顺三年二月吉日寇第叁佰山” 三行铭文。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一门明洪武五年(1372)造的大碗口铜铳,碗口口径110毫米,身管直径58毫米,全长36.5厘米,重15.75千克。铳身镌有“水左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 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铭文。山东省冠县出土的大碗口铜铳,碗口口径119毫米,全长36.4厘米,重15.5千克。
铳身镌有“洪武十一年”(1378)、“海”字铭文。这 3门铳均为铜质,形制也类似,在身管前端均有一个大于身管的敞口,身管后部为药室,有装引线的点火孔。但至顺三年铳管壁较薄,工艺较粗糙,明碗口铳管壁加厚,药室部有较明显的隆起,身管加铸数道箍,表明后者已能承受较大膛压。
据《明会典》记载,弘治(1488~1505) 以前,明政府军器局所制造的各种火炮中,大碗口铳的数量为每3年造3000门。
大碗口铳的敞口虽大于身管口径,但实际上并不能增加火炮的威力。明初,又制造了身管较长的直筒形火炮。河北省宽城县出土的洪武十八年(1385)造的一门直筒形铜火炮,口径 108毫米,全长52厘米,重26.5千克,药室处有宽厚的箍。此外,山西省博物馆还收藏有3门洪武十年(1377)造的铁炮,口径210毫米,全长100厘米,两侧有双炮耳,用于调整火炮的射击角度。
炮身铸有“大明洪武十年丁巳季月吉日平造”铭文(见彩图[明朝洪武十年(1377)造铁炮])。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带有炮耳的铁铸火炮。这种大口径直筒形火炮,显然会增大火炮威力,表明早在14世纪下半叶中国古代火炮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明朝前期,火炮已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军器局和兵仗局所制造的火炮,有盏口炮、碗口炮、神机炮、旋风铜炮、将军炮(“将军”一词常作为具有较大威力火炮的封号)等十余种。
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第二次征漠北,曾用火炮击溃敌军;正统十四年(1449),于谦守卫北京,曾用火炮和其他火器大败瓦军的进攻。
明朝后期的火炮 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火炮仍有发展。嘉靖年间制造的虎蹲炮,长1尺9寸(约合0.6米),重36斤(约合21.5千克),配有铁爪、铁绊,发射前可用大铁钉将炮身固定于地面,形似虎蹲,这种炮克服了发射时后坐力大、跳动厉害的缺点。
《明会典·工部》记载,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筒用熟铁制成,装火药十多两,炮弹由生铁熔铸,弹内装“砒硫毒药五两”,点火后“将飞打于二百步(约330米)外,暴碎伤人”。这是中国古代以火炮发射爆炸弹的最早记载。
万历年间还大量制造了身管较长的火炮。万历二十年(1592)在杭州制造的“天字一百三十五号大将军”铁炮,口径113毫米,全长143厘米,身管的长度同直径的比值明显增大。炮身有九道箍,铸有炮耳,安有两个铁环。万历年间,明军援朝作战时曾使用过这种铁炮。
康熙时比较重视火炮,仅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至六十年,共造大小铜铁炮约900门。随着火炮的大量生产,康熙三十年,清政府成立火器营,专习枪炮。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又规定各省绿营兵每千名设炮10位,火炮成为清军的主要装备之一。
清朝中期以后,火炮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为抗击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各地军民又造了一些重型火炮,广东省虎门、江苏省镇江市等地仍保存有当时的抗英火炮。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清政府大量购买西方近代火炮,同时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制造近代火炮,中国古代火炮逐渐被近代火炮所取代。
中国古代的弩箭“两军相遇,弓弩争先”,弩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战场上的攻守与拼杀陡增几分惨烈。古代与弓弩共领风骚的,还有一种被称为炮的“远程”射击武器。这种炮就是抛石机,从作战形式上看,它完全可以被认作是火炮的鼻祖,曾被称作“军中第一攻击利器”。
抛石机
抛石机在古代是一种攻守城池的有力武器,用它可抛掷大块石头,砸坏敌方城墙和兵器;而越过城墙进入城内的石弹,可杀伤守城的敌兵,具有相当的威力。这种抛石机除了抛掷石块外,还可以抛掷圆木、金属等其它重物,或用绳、棉线等蘸上油料裹在石头上,点燃后发向敌营,烧杀敌人。在火器出现后,抛石机并没有立即从战争舞台上消失,人们还利用它“力气”大的特长,用来抛射燃烧弹、毒药弹和爆炸弹。
相传抛石机发明于我国周代,当时叫做“抛车”。春秋时期,抛石机已经被应用于战事。据《范蠢兵法》记载,当时用抛石机可将重达6 千克的石头抛至100 多米的距离——这比徒手抛扔石块远多了。抛石机的原理非常简单,它实际上是一种依靠物体张力(如竹、木板弯曲时产生的力)抛射弹丸的大型投射器。典型的靠扭力发射的抛石机由三部分构成。地上的坚固沉重的长方形框架,一根直立的弹射杆,顶上装有横梁的两根结实的柱子。弹射杆的下端插在一根扭绞得很紧的水平绳索里,绳索绑在长方形框架的两端,正好位于支撑架下面的位置。平时绳索使弹射杆紧紧顶牢支撑架上的横梁。弹射杆的顶部通常做成勺子的形状,有时在弹射杆的顶端装一皮弹袋。弹射时,先用绞盘将弹射杆拉至接近水平的位置,再在“勺子”或皮弹袋里放进岩石或其它种类的弹体。当用扳机装置松开绞盘绳索时,弹射杆便以很大的力量恢复到垂直位置,并与横梁撞击,用惯性将弹体以弧形轨道弹向目标。
衡量抛石机的作战性能主要有两点
一是抛物重量;二是抛射距离。抛石机的射程一般在50至300 步之间,石弹重量由数斤至上百斤不等。拽炮人数可根据目标 远近增减,普通抛石机需用40人,大型抛石机需用200 人至300 人拉拽,一次可将重达200 至300 斤的石弹射到300 步之外,使对方“谍碎楼坍”,威力极大。抛石机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与后来的火炮相近。
抛石机发明伊始,即成为军队中的重要攻、守城兵器,在频繁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早期的抛石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必须在敌人阵地前埋设,操作人员在敌人的弓箭射程内施工,容易导致伤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带轮子的抛石机应运而生。公元200 年,曹操讨伐袁绍时,在抛石机的下面装了四个轮子,叫霹雳车,亦叫做发石车。这种发石车可以在作坊里制成,不需临阵架设.
建安五年(公元200 年),曹操率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境内)迎击袁绍军队的进攻,史称官渡之战。当时,袁绍率十余万步卒和骑兵攻占黎阳后,连中曹操用兵之计,痛失颜良、文丑两员大将。袁绍初战失利,锐气受挫,于是变分兵进击为结营紧逼,企图以优势兵力迫使曹军决战。袁军兵至官渡,依托沙丘修筑工事,东西计有数十里之长,形成了与曹军对峙之势。为了削弱曹军的力量,袁军在其营中修筑土山,造高橹,以众多的弓奇手居高临下,在橹的防护下向曹营发射箭矢,使曹军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了稳定防御态势,打破袁军的远战优势,曹操集中了一批能工巧匠,造出了装有轮子的抛石机——霹雳车,并且利用夜色的掩护和有利的气象条件,突然在袁军营垒前展开。顿时,无数石弹飞人袁营,坚固的高橹被砸了个稀巴烂,大量弓弩手中弹丧命,小土山成了打击的大目标,袁军的坚固工事损失惨重。霹雳车为官渡之战中曹军的胜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纵观抛石机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抛石机抛物重量轻,毁伤能力有限,在战场上只能击毙士兵,破坏战车等。发石车还可用做攻城武器。自从火药发明以后,发石车还可用来发射“火药弹”等燃物,因而成为纵火兵器。随着火箭、火铳的出现,发石车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官渡之战以后的千余年里,历次攻守城之战几乎都有发石车的身影。
唐朝武德4 年(公元621 年),李世民在东定中原战争中率军攻打东都宫城时,使用了发石车,抛射30千克重的石头可达200 步。公元645 年,在第一次东征作战中,唐军连续12天用发石车、撞车,昼夜猛攻辽东城,给守敌造成了重大伤亡。
公元757 年,史思明攻打太原城,守将李光弼制造了用200 人挽索发射的巨型发石车,向城外大量抛射石弹,这些石弹铺天盖地般向围城的守军袭来,每发石弹能伤数十人,打得敌兵难以招架,最后只得收兵回营。公元1234年,金军攻打汴梁,架发石车数百只,昼夜发射,所发射的石弹几乎填平了北宋的护城河。
公元 1283 年正月,元军在进攻南宋的关键一仗中,先对樊城发起总攻,先以熟悉水性的士兵潜人水中沉木断索,烧毁浮桥,切断其与襄城的联系。接着兵分多路,并配以威力大、射程远的新式发石车,水陆夹攻樊城。北面战舰直趋城下;西南面元军先头部队撕破一个缺口,攻人城内;东北方向元军主力冒死强攻,终于破城而人。樊城陷落,襄阳如齿失唇。元军在加紧围攻的同时,间以喊话招降,而且以发石车不断轰击城楼。2 月,南宋主将吕文焕见突围无望,又慑于元军压力,终以城降。此战突破了南宋战略防御体系,为元军长驱直人南宋腹地打开了通道。
抛石机的资料记载
据有关资料记载,马钧在实践中能针对旧抛石机不能连续抛射的缺点,进行大胆的革新,采用旋转车轮这种方法,使装载着的数十块大石头连续飞抛出去,攻击敌城,这样抛出的石头能抛至数百步远。由此可见,这种车轮炮构思相当巧妙,结构也有其独特之处。在古代能有此设想和实践,实属难能可贵。
连发技术的萌芽
发石车的效率较低,作战时往往贻误战机,而且抛射时投入人力较多,操作不便。为适应作战的需要,人们曾设想将它改进成连续抛射的兵器。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名叫马钧的机械发明家,曾试验利用车轮不断转动的原理,制成了转轮式抛石机,称做“车轮炮”,能将石头连续抛射出去,加大了发射频率,提高了发石车的杀伤破坏威力。
据史料记载,马钧是个肯钻研的人,他曾创制过许多机械工具,如织绫机、翻车(即后来的龙骨水车)、指南车等。在一次战斗结束后,他看到缴获蜀军的战利品中,有许多据说是诸葛亮组织工匠制造的连弩。他认真而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连弩的机械部分,很受启发,认为这种弩机威力还可以提高好多倍。于是,他苦心钻研试验,终于制成了一种用于攻城的车轮炮。
明代茅元仪所著的《武备志》中对马钧的车轮炮作了这样的说明:“每轮辐条十八根,长一尺四寸。每条左右傍铳二杆。铳内装火药铅子_一骡驮架二轮。以皮条护铁吕以固药子,连木架重二百余斤。三军附之。如临敌,将架置地,先取一轮安在柱上,随其高低转打。二军可执七十二人之器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车轮炮的威力相当大,效能比单个抛石机提高几十倍,并采用骡驮,运送转移方便灵活。它的结构设计也很合理,安装了转柱,便于车轮转动,一架车轮上可装36发石弹,一骡驮两轮,就有力发石弹炮。两个射手可以连续操作发射这么多石弹,其声势和威力可谓大矣。车轮炮的出现,可以说是射击兵器由单发到连发的最早尝试和探索,这为火炮向连动式发展提供了早期准备。
十六世纪初,欧洲火炮开始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和红夷炮。佛朗机铳约在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从葡萄牙传入中国,它有一母铳和若干子铳,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铸有准星、照门,可瞄准射击。铳身后有“巨腹”,腹上开有长孔,用以装填子铳。子铳类似一小火铳,一般备有5~9个,可预先装好弹药,战时轮流发射,提高了火炮射速。
嘉靖初,中国开始成批仿制佛朗机铳,形制很多。《明会典》记载有大样、中样、小样佛朗机铜铳。《武备志》又把佛朗机铳分为 1~5号。北京首都博物馆现藏有6门佛朗机样式的火炮,均为铜质,有两种类型:一种名为“流星”,腹部为方形;另一种“胜”字号火炮,腹部为圆柱形。其中嘉靖二十八年(1549)制造的“胜字四十二号”火炮,母铳口径38毫米,全长91厘米,子铳口径35毫米,全长23厘米。由于子铳装药量小,母铳口径不大,威力有限。
红夷炮(亦称西洋炮)是一种大型火炮,在万历后期由荷兰传入中国。《明史·兵志》记载:“大西洋船至,复得巨,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二丈约合6.22米,三千斤约合1600千克)。炮身铸有准星、照门,中部有炮耳。与佛朗机铳相比,口径较大,管壁加厚,并且从炮口至炮尾逐渐增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末,明政府为了抵御后金军的进攻,重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量仿制红夷炮。
天启元年(1621),李之藻受命按西洋新法制造火炮;崇祯二年至三年(1629~1630)徐光启督造大小红夷炮400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先后仿制大中型西洋炮 500门。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当时的制品。其中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门崇祯十年铁铸“西洋炮”,口径100毫米,长233厘米。其身管的长度同直径的比值更大于万历二十年造的铁炮。
西方火炮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明朝后期火炮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朗机铳 256门,辎重营装备佛朗机铳160门。天启六年,袁崇焕以红夷炮凭城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击退了后金兵,毙伤敌数百人,后金统帅努尔哈赤在该役中被虎蹲炮击中受重伤,不久死去。
在火炮技术发展的同时,明末孙元化集中明代制造火炮的成果,吸收西方先进的造炮经验,撰写成《西法神机》一书。其后,焦勖于崇祯十六年在汤若望的传授下,辑成《火攻挈要》。这两部书,是明末火炮制造的理论和工艺技术专著,对西方新式火器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
清朝前期,清政府为适应统一全国及平定三藩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大量制造火炮。主要有 3种类型:
①红衣炮(即红夷炮)型,如《清会典》中记载的“金龙炮”、“武城永固大将军”炮、“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等。现存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一门康熙十五年(1676)铸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炮身前细后粗,口径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装药2千克,铁弹重2.7千克。这种炮在中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②子母炮型,类似佛朗机铳。如“子母炮”、“奇炮”等。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门“子母炮”,母炮口径32毫米,全长 184厘米,子炮长25.5厘米。
③大口径短管炮,如“冲天炮”、“威远将军”炮等。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门康熙二十九年铸造的铜质“威远将军”炮,口径212毫米,全长69厘米,重280千克,载以四轮车,能发射 15千克重的爆炸铁弹(图2[清康熙二十九年“威远将军”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