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

自序：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每一部都那么炙手可热。历史书有很多，黄仁宇的书让读者读得很轻松，感觉很新鲜。这也许是最重要的。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研究所）（1970年）。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时英国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因心脏病发逝世于纽约。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乍一看，他的履历并不显赫，但也许就是这有点坎坷的经历可以让他更好的去完善他的理论，《中国大历史》一书，给我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在一人一事上做考证，而着眼于历史大局，而是着眼于中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大历史”进行评述，在名为《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已经坦言，关于这“大历史”的思路，起源于给外国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的实际需要。但凡学习历史，除非深入的研究，只需求了解个大概、懂个基本的发展脉络，而不可能具体到历史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习历史如此，学习外国历史更是如此。为了这教学的需要，作者乃开始将这中国几千年历史予以压缩。而到后来，这“大历史”的综合研究方法更成为作者的一种研究进路。于是，就有了这23万字的《中国大历史》。正如书名所言“macro-history”，更多的是从宏观视野去看待历史，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而是纵横交叉，记录朝代的更替演变，也放到世界历史中去对比研究，从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历史的兴衰荣辱。

第一遍读完这《中国大历史》，便可感觉，作者写的历史，自始至终都在问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缘何中国的文明未能发展出上资本主义？求解这个问题，作者的关注点集中在财税制度上面。

依着这样的思路，从作者的叙述中，隐约可以看出，作者将中国的几千年发展历史分为了三段：第一段是中央集权、官僚体系、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商周发端，到秦汉；隋唐第二段是从城市商业和国际（边境）贸易中产生了商业社会的种子，但这种子在官僚体系、自耕农经济和意识形态面前，只是发展出了服务于宫廷地主玩乐所需的奢侈品生产与商业，这一段从宋元到明清，中间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似有着搞“数目字管理”的意向，但数目字管理的条件仍未具备，变法必然失败；第三段是清末受到外来侵略与冲击，开始寻找强国的途径，从清末的洋务自强运动到维新变法、立宪改革，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这一波一波的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帝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和“一个新的低层机构”。而“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有人是这么评价黄仁宇的这部书的：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假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一部二十四史，绝不是二十四姓的家谱。将一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为解读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原农耕国家的心腹大患，并往往能取而代之，原因不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类不痛不痒的空话，而在于游牧民族结构简单，行政效率高，在有限的资源分配和作战调动方面要比老大帝国显得更有活力。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老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翻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最大的感触在于传统社会（包括意识形态）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黄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指的是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

黄仁宇认为，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域广大，在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从西周开始，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即他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这种设计在秦汉以后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其立足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均匀的农村组织，上端是同样结构均匀的有纪律的官僚组织，这样使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力的架构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难以在短时期内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时期丧失了其扩展性和开发性，走向内敛和非竞争性，也是中国在近代走向落后和遭受屈辱的历史根源。从秦汉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始终处于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之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不待社会多元化就先以构成集权体制，汉代采取不断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通过将宇宙观、天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哲学将专制皇权合理化，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促使中国政治体系早熟，并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到清代，这一系统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但是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因为它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的政体，结构上的脆弱使之对外界的压力也缺乏抵御的实力，难以成为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的桥梁。

在经济上，以小自耕农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国家的财政资源过于分离散漫，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原则，造成经济上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并且中国经济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是牺牲质量以争取数量，无意于国民经济多元化和商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政府本身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不感兴趣，更没有司法和立法的组织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和现实。由于缺乏节省人力的动机，农具在长时期内没有显著增进仍然广泛使用。农村经济既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又没有各行业间的经营。政府筹措的办法，或是直接科敛，或是向下层加大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报酬的工役。村民之间的遗传、婚姻、财产交割、殴斗纠纷等多由家族内部解决，虽然减轻了衙门的任务，却长期阻碍了民法的展开。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作为行政工具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政府的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财政的实施缺乏强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账目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技术上的困难，在执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松懈，结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贪污行为无从抑制，灾荒不能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使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在政治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就造成一种专制体制，可谓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衡机制，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这种政治的负面性格十分明显，当这纪律被破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是不够的，当中大部分的成就，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从长远角度看，也阻碍了法制的成长。因为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其影响所及使得官者与举者之间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易于造成整个政体的瓦解。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样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由于帝国官僚机构的执行全靠官僚的名誉自重，容易造成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使舞弊、贪污腐化和欺诈的现象相当普遍。“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由于官僚主义依靠社会价值作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组织上的重荷与结构上的大而不当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在文化上，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政之不可或缺，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儒家传统之政府，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所以它不像一个国家，更像由一种文化塑造成的形体。儒术的提倡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即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它业可从，造成地方政府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短于经理上的能力。除了六经文句之外，以知识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所提倡。由于其依赖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却没有技术上的繁复来解决许多利害冲突，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这种制度极易解体，引起混乱，反映了国家体制的脆弱，也暴露了这种山村文化的简陋气息。是故以红、白、黑色的脸谱论人物反映不了历史的纵深和实际意义，是将技术上的问题当成道德上的问题，于治史无益。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因为传统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以道德标准辅助刑法，缺乏结构上的实力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以抽象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代替法律的支撑，它不能将私人财产权明确划出，更不能给予法制上的支持，暴露出它在对付私人财产问题上的制度上和组织上的缺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以货币作为全民管制的工具，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步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社会，摆脱朝代循环的怪圈和长期停滞的状况，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的问题在于整个体制的落伍，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的农业管制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的根本。

《中国大历史》由于从宏观出发，其架构是全局性的，偶然一些细节的错误也未必能导致整体的错误，在某些方面来说，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还是有可取性的。当然，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这种全篇结论性的文章在没有罗列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信就看读者的知识面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都有这种特点，所以在背后总是列出大堆的参考书，让读者知道其说法的来源。

黄仁宇先生应算得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他半路出家，发愤苦攻，以近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自后25年笔耕不辍，终以一介白首而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其献身学术之执著，着实让人敬佩。而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精神亦在先生身上得以彰显。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男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从中我们亦得一窥先生的历史观。

总之，黄仁宇从有别于传统史家以道德标准评判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他侧重于从技术衍进的大历史角度来剖析历史，虽然他对西方和中国都进行了系统的解构，但是他论述问题的重点和中心一直是关于中国历史的阐释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很容易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体味出来。他对中国历史某些方面的剖析是独到的、深刻的、睿智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基础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虽然身为美国公民，但是对祖国的统一和未来的发展也时时给予深切的关注。总体说来，他在对许多历史事实和中国当前国情的分析是欠科学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足，而是他的大历史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