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

当时，东南亚出现金融危机，各国货币贬值、外资逃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打破了“东亚奇迹”。泰国、印尼和韩国是受那次金融风暴最严重的国家。而中国则出现了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国民经济遭遇重创。

“中国崩溃论”再度兴起，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屯资聚集香港做空港币。当时中国政府力挽狂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内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从那时起，国企深度改制，国家动用千亿外汇保卫了港币……中国安然度过那次危机，“中国崩溃论”再次破灭。

2002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2000年发表了《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他通过研究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发现这些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合之处，因而提出了对中国统计数字的疑问。这篇文章刚发表时，并没有引起美国舆论界的注意。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的时候，该理论的基础就是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世界造成威胁，而要证明“中国威胁论”，就需要肯定甚或夸大中国的统计数字。从这个角度上说，罗斯基是在质疑美国主流媒体当时流行的“中国威胁论”。罗斯基本人对此解释说，他自己只是个学者，不是政治家，他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威胁论”者想象的那么高。

罗斯基的观点本是学术界的一家之言。这在有“学术自由”的美国大学里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当时他的观点并非主流，所以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风水轮流转，罗斯基的观点在被忽视一段时间后，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热点。美国的《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把他的观点重新炒作起来，其原因是西方舆论此时已经改变了风向。在“中国威胁论”并没有产生某些人预期的效果后，他们突然发现，罗斯基的观点符合他们的期望，即“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

在这一背景下，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纷纷出笼。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的主编斯塔德维尔在其出版的《中国梦》一书中把中国经济比喻为“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他预言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并警告投资者“不要轻易把亿万美元的投资扔进中国这个无底洞”。4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

最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其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章家敦并不是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也没有深入的研究，他只是根据一些并不完整的数据，经过推理“论证”，得出这些荒唐结论。

大概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家只是质疑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不真实或出了问题，还没有人提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因此“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提出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国会甚至为此专门举行了听证会，许多专家和学者也大谈中国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些人力图使人相信，中国并不如前一段时间宣扬的那么繁荣昌盛，中国正在崩溃。

这些谬论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是学术上以偏概全的结果。中国一些企业和地方官员虚报统计数字的现象是存在的，中国的国有银行也存在呆坏账，对这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掩盖，而且正通过体制和法律改革的途径加以解决。但这些问题有多严重？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需要有客观的数据和准确的分析。知名经济学家任若愚指出，罗斯基的结论过于简单和草率。事实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中国统计体系的状况是很清楚的。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许宪春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要做到GDP数据的百分之百准确都是不可能的，但中国的GDP数据基本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持，而不是虚假的数字。罗斯基因学术上不够严谨，推出了错误的结论。至于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他的文章，就已经出了学术问题的范围了。

第二是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西方一些人的头脑里，冷战胜利证明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正确，任何事情，按照西方意识形态去做才能做好，否则都要失败。但偏偏中国的经济发展不符合这一思维逻辑。当出现了与其思维逻辑不符的客观现实时，他们不去反思这种逻辑是否有问题，而只是认为：事实是错误的，中国的统计数字是虚假的，繁荣是虚假的。他们没有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没有看到中国这样一个有众多人口和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大国，其发展决不是任何模式可以套用的。

第三，霸权主义心态膨胀。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膨胀。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美国自然容不得任何国家对其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曾患上“对手缺乏症”，找不到谁是敌人和挑战者。中国崛起，而且发展潜力难以估量，美国国内的一部分人因而认定中国将是其主要对手。要打败中国，就只有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自行垮台。

2008年后

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西方发达国家至今未能恢复，而中国再次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势，通过加大基建、扩大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一枝独秀！中国经济不仅没崩溃，反而在高铁、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领先于世界，让西方羡慕不已。

2010年

2010年年初，有关“中国经济站在悬崖”的论调开始在一些西方媒体露头。进入四五月份，这早以不算“新闻”的旧调子愈发高涨了起来，麦嘉华、詹姆斯·查诺斯、肯尼斯·罗格夫等几位西方大腕级对冲基金经理及经济学家，集中向中国经济的“软肋”开火。

华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声称，中国飙升的房地产业，是由大量涌入的投机资本支撑起来的，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他甚至怀疑，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伪造”的。香港对冲基金“独立战略”总裁大卫·罗奇指出，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站在悬崖边”，“面临着银行大规模放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也不无担忧地说，中国“因过度放贷引起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将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发一场在10年内都会造成影响的地区性经济衰退。

宣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人，所持理由不外乎三个：投资、房地产、信贷三大领域存在泡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过大，人民币汇率带来的贸易优势逐渐丧失。

麦嘉华就认为，中国投资长期过热，导致产能大量过剩，投资回报率下滑,同时银行大肆借贷，坏账激增的危险显著上升，加上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和股市波动频繁，中国经济基本面不容乐观。美国西北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宗瀚则对中国政府的负债状况表示担忧。他估计，2004年至2009年底中国政府投资实体负债额达到1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6万亿美元)，占到了中国2009年GDP的1/3，并称2010年中国政府累计负债或许会达到GDP的96%，这增大了危机爆发的风险。而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以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购买力平价水平，中国出口商在这方面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某对冲基金公司的分析报告发现，中国信贷拉动增长的有效性在迅速消减。2000年至2008，中国每1美元的GDP增长需要1.5美元的信贷，而2009年该比率恶化到了每1美元的GDP增长需要7 美元的信贷。信贷大量进入房地产与股市，对于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有限。

华尔街有一些人专门选择做空与中国有关的股票和债券，这些人向媒体散布“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方面是为了解释其投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制造相关舆论，使中国经济受到打压，以便从中牟利。

不少西方媒体也认为查诺斯等人的言论有嫌疑。因为每当被问及他的做空中国计划时,查诺斯都毫不意外地拒绝正面回答。事实上，查诺斯等人已经在暗中布局做空中国的计划。有媒体曾披露，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查诺斯等人计划从外围入手，做空与中国信贷、房地产泡沫相关的资源型公司。巴西、澳大利亚的一些资源型公司都在其做空之列。

专家认为，除了利益驱动外，麦嘉华等人的言论，也源于少数西方人看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时一贯持有的偏见。明金维提到，西方总是有人喜欢用放大镜观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就大肆炒作，对自己的危机却总是视而不见。通过美国次贷危机和爆发的希望债务危机可以发现，国际上的很多经济评论人士都过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却忽视了对发达经济体自身问题的反省和监督。

“中国经济崩溃论”是当前西方一些媒体学者的言论，并不代表西方政府的观点，也并不是西方主流看法。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学者媒体对中国特色的不了解，低估了中国抵御风险的能力，夸大了此次房地产政策调整的冲击。  

首先，中国虽然存在资产泡沫和楼市泡沫，但这不能因此得出中国楼市泡沫破灭就会造成中国经济破灭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政府此次出重拳打击房地产业是早有准备的，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作过充分评估。在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是低迷时主动挤掉房地产泡沫恰恰表明了中国政府掌控了挤泡沫的主动权和回旋空间。中国政府报告中把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确定为8%而不是11%或更高，就是预留下了足够的调整空间。　 

其次从金融业系统来看，地产业的整顿必然会带来银行业的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金融业会带来系统性的危机。中国个人按揭贷款业务首付比例相对较高，一般在20%-30%，而且又将二套房首付提高至五成。所以与美国零首付相比，银行个人按揭贷款风险不大。此外，中国无论国企、民企都留有一些闲置资金，可以承受这一轮紧缩政策。  

最后，中国处于发展上升通道。从2009年年报和2010年一季度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增长依然处于快车道当中，中国经济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走出低谷。因此，当前中国主要担心的不是经济低迷而是过度繁荣。

虽然中国楼市房产在某些方面与日本80年代经济泡沫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确应该警惕经济泡沫风险，但中国政策调控得当，不会经历日本式的迷失二十年厄运，因为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换句话说，中国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有巨大的向前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空间。

西方唱“中国崩溃论”恰恰反映了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国际角色认知的复杂化和多元化。

这一方面源于中国崛起是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是在国内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存在一些问题的背景下崛起的，因而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从不同角度会解读出不同的结论。

中国崛起如同一头大象，国际社会是盲人摸象，往往都不能窥其全貌，抓住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或成就随意引申，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

另一方面，面对中国日益崛起，各国因为处在不同的角度、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因而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有的期待，希望搭顺风车；有的嫉妒，心怀不满；有的感到威胁，力图防范甚至阻遏。甚至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看法和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只要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只要中国与世界关系进一步密切，有关中国的各种论调就会继续存在，新的奇谈怪论就会不断涌现。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既要正视这些论调，妥善应对，避免谬论、偏见以讹传讹，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部环境，但也不要过于敏感，草木皆兵。每种论调虽反映了一部分人的认知，但未必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叫一叫可能就最终会销声匿迹。中国应学会在坦然面对各种论调中走自己的路。

针对不断兴起，而又一个接着一个不断落空的所谓中国崩溃论，有网友对之进行了调侃，称中国要“持续崩溃一百年”。事实上，之所以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会崩溃，很大原因是他们并不真正的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