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预估指数达到了三个月来的高位，为49.1，但仍然低于50，这是划分工业活动增长和萎缩的分界线。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9月份的工业产出折合年增长率为9.2%，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工厂在发展，但是发展的速度不如往年同期的水平。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分析师Dariusz Kowalczyk表示，市场可能会失望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渐进式的，不会又有新的刺激出现。

PMI预估值是自上周官方发布GDP以来的又一个真实经济活动指标。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低于官方目标，尽管9月份经济出现了强劲信号，但仍成为了自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值。这份PMI预估值调查数据主要来自小型的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私营制造商。

随着新订单和产出的提高，PMI指数有所上升。出口订单，库存和价格调控都得到巨大改善，预示着新一轮增长的开始，也是中国经济政策微调的效果。

PMI新订单指数触及六个月来的高位，股票交易达到了自7月以来的最高值，成品存量也降到了自3月以来的最低值。

这意味着订单的回升将引起产量的上升，这在已达到三个月来高位的PMI产出指数中得到了证实。

这强化了经济学家们普遍的预期——尽管经济增长政策将继续保持，但他们在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选举结束后不会得到扩大。

分析师称，上个月中国的出口强劲反弹，工厂产出、投资和零售总额都收高于预期。这显示了最近审批的价值157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在起作用了。

同时，随着来自就业市场的压力仍然挥之不去。这要求在未来的数月里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稳步复苏。

据路透社的消息，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为7.7%，比第三季度略有提高。

据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称，中国的银行作出了新增贷款超过8.5万亿人民币的计划，比2011年的7.5万亿人民币的新增贷款数额更大，而超过8万亿人民币是目标。

同时，全社会的融资总量在9月份为1.65万亿人民币，比8月份的1.24万亿人民币有所上升，这是经济中流动性的广义指标。

分析师预计，利率将不会下调。在2012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只降低了50个基点，释放出约1.2万亿人民币的新增贷款。

但企业仍反映经济环境艰难。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出口在2011年占GDP的31%，并为中国人提供了约2亿个工作岗位。不断恶化的债务危机已经削弱了欧盟对中国的需求，欧盟是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这最终将影响到国内经济。

汇丰 PMI预估值大约发布在PMI数据前一周。这是基于85%-90%左右的调查量来得出的数据。

3月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将就“经济社会发展与宏观调控”等问题答问。 关于记者提到产能过剩及该采取怎么样的措施解决的问题，张平表示：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时，一些行业、一些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尤为突出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还有近一个时期以来，光伏、风电设备这些新兴的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刚才这位记者朋友问是什么状况的话，我用一个量化的指标来概括一下，大体上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行业我们产能的利用大体上是在70%-75%之间，国际上一般衡量比较正常的市场竞争，产能的利用率应该超过80%-85%的幅度比较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就是产不足需的局面，只有适度的富余，才能够激发市场的竞争，才能够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管理的提升。但是我们这些行业的利用率只有70%-75%，所以出现了产能过剩。

光伏利用率就更低一些，只有不到60%，风电的产能，风机的产能利用率不到70%。由于产能过剩，所以也就引发了一些问题。它本身对资源、对劳动创造的浪费姑且不说，就是这些企业、这些产业本身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钢铁行业、水泥行业，尤其是电解铝、焦炭、平板玻璃这些行业都比较困难。亏损的面都比较大，钢铁行业利润率只有1点几，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亏损的状态。电解铝亏损的面达到50%左右。所以企业自身很困难，同时也引发一些恶性竞争，明知道亏损还要生产，还要维持它的运转。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导致了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分割了市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都是很不利的。因此，化解产能过剩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点。

调节这些产能的过剩，刚才你问到一个问题是市场的结果还是政府的调控的结果？各个方面的因素比较复杂，经济界和新闻界朋友都可以做深入的分析。总的就是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产能过剩和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对于当前存在的产能过剩，中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明确方向，就是要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尊重规律就是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尊重市场的规律，尊重各个产业自身的规律。分业施策，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措施。多管齐下，要采取多种经济法律的手段，当然也包括必要的调控手段，就是行政调控的手段。标本兼治是要既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在体制机制上能够形成将来不会再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所以对于化解产能过剩，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包括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我们的产品的档次、质量和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我们企业自身的素质还比较低，产业的结构、产业的质量还不高，结构还不合理，我们自己创新的能力还不强。刚才我说到这些产能过剩，有一些问题我们自己还解决不了。比如平板玻璃，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但是电子用的平板玻璃，像我们的电视机这些大平板，玻璃基板我们一直都是进口的，我们自己还不能生产。最近这几年经过科技攻关以后，我们国内才有一两家企业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但是大部分还要靠进口。包括我们的风机，风电设备，我们的风机组成控制系统也还要进口。所以，首先要提高企业的素质，来解决产能过剩，这是一条途径。第二，通过兼并重组来消化一批产能过剩。第三，通过优胜劣汰淘汰一批落后的产能。第四，我们鼓励我们的企业到海外去发展，转移一批产能。

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多措并举，我们将努力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职工的权益，使得我们经济发展能够进一步走上持续、健康的轨道。

一、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中国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取得了一定成效，使经济得以持续保持较快速度增长。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也采取了措施，如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大力发展服务业等，有助于推动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实现200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总需求拉动的情况。消费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也受到一定抑制不能期望过高，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减慢，可是中国进出口增势良好，但进口与出口相抵的净出口估计不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因此，投资的增长对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而投资增长主要靠政策因素，尚未形成良性的需求持续增长态势，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受到需求约束，所以说启动内需仍是2003年以及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2001年、200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支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投资体制不健全，促进投资正常增长的体系尚不完善，投资增长主要靠国家国债项目投资拉动，投资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形成，投资增长缺乏持久动力。“三农”问题解决还需要一个过程，保持农村消费市场稳定增长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城镇就业压力仍然突出，城镇低收入人群体呈扩大趋势。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医疗保险制度等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使居民消费预期支出增加，储蓄倾向上升，限制了即期消费增长。尽管这些都给扩大内需带来难度，可是扩大内需是政策选择要考虑的重要方面，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启动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是2000年国民生产总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准，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从新世纪中国开始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历程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水准，这是很宏伟的目标。近期中央又把这五十年分成三个阶段，在这期间人民生活目标怎么体现是重要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关注人民生活，第一步到温饱；第二步到小康，这个战略转变有重要意义，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人类生活发展阶段来看，大体上经历了贫寒、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段。小康是对人们生活的一种描述，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活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处于温饱和富裕之间。我们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所达到的只是小康阶段的起点标准，从小康的起点标准进入富裕阶段，中间还需要经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从人民生活－－最终需求的角度启动中国经济，建立长期支援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如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消费信贷政策等的支援。

现以房地产为例，根据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研究，2001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6245亿元，比上年新增1261亿元，综合考虑直接和间接因素，在2001年7.3%的经济增长中，来自房地产的贡献率达1.6个百分点，占当年经济增长率的22%。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基于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成为推动房地产发展的主要力量，要进一步推动住房产业发展必须加快住宅金融创新步伐。如通过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推进住房贷款二级市场的发展；在完善新房抵押贷款政策的基础上，推动二手房市场抵押贷款业务的开展；采取房贷利息冲抵所得税，养老金、公积金融通等手段，鼓励居民购房置业以扩大内需。

三、调整财政政策支援改革和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如果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一直都是存在的，是根据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短期调整总需求的政策，都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淡出的问题。近年所提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与发行国债拉动经济增长是相关联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似乎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问题。从这两年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立即淡出”有难度，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相机抉择”，调整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力度，发挥财政政策作为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可能是适宜的选择。

四、推进金融改革，强化货币政策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更多强调和和关注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这可能与中国有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相关经验有关，也与中国改革的程度有关。其实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同样重要。在中国储蓄主体以居民为主，企业负债率普遍较高，四大商业银行都是国有的，这些情况使得金融活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货币政策的松与紧直接关系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从经济发展需要来看，推进金融改革强化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要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市场是基础，良好的金融环境和适宜的货币政策是前提。

非国有经济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经超过国有经济，其对金融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尽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国债投资使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未能扭转下降趋势。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有经济发展不快给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留出了空间，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推进加大了非国有经济的实力，同时，战略的推动和法律上的支援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国有经济仍占有中国的大部分资源和资金，非国有经济融资渠道不畅，金融政策对非国有经济存有不平等待遇，金融改革应该为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创造平等的金融环境，中国资源配置的水准才有可能提高。

近年来从物价水准下降，全球经济增速减缓，支援经济增长的动力需加强等经济运行的态势看，货币政策显得偏紧。年中以来，货币供应量M0、M1和M2增幅提高。从变化趋势看，M0的增速在波动地缓慢回升，M1的增速有所回升，M2增速则变动不大。贷款的力度略有增大，总的看货币政策有点松动，金融运行情况稍有改善。应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不断把握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并与财政政策配合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在市场中形成和发展的，不是政府指定的，但国家的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援也发挥重要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长期支援国民经济增长的产业往往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之后，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为了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的产业，有的是为了抓住机遇创造需求的产业。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和机会既要考虑本国的需求（这是基本的）又要考虑世界的需求，从两个角度抓住机遇满足和创造需求。从制造业来看既有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所带动的制造业又有国际分工形成的制造业。同时应关注住宅、生命健康、服务业和文化产业。

六、推进改革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党的十六大为新阶段改革指出方向，2003年新一届政府也会对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全面的部署，预计2003年会是改革全面推进的年份。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是2003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也与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有关，本项工作2002年已经开始，法规制度的清理和政策透明化进程已经开始，在2003年需要有实质性推进，特别是在减少行政审批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上。

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依然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国有企业改革仍在向前推进，破产重组步伐加快、减员增效进展明显，电信、电力、民航等垄断行业改革也有了一定进展，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在制度创新上已做了有益的探索。进入2003年国企改革的形势越来越紧迫，改革步伐会加快。党的十六大决议将使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国企改革的理论上进行提升，有利于推动一些行业调整，垄断行业改革可能会有大的进展，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可能会出现新的局面。为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体制上可能会有大的突破，同时社会保障的改革步伐要加快。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如开始着手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为了支援中小企业发展央行松动了政策，允许新增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建立小型企业投资公司。配合反贪污央行成立“反洗钱处”等等。2003年需要在推进的是加速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减少银行呆坏帐支援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以及降低金融业风险上有突破性进展。

在财政改革上将会有重要推进，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在2002年已进行准备，2003年有望出台，具体进展要根据相关条件和基础性工作进展的情况。如个人所得税等改为综合税制，建立个人税务号码和相应的资讯及信用系统。

七、在政策措施中关注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中国渐近式改革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总结渐近式改革成就的同时应关注渐近式改革的特点。在改革初期，基于解决生产力增加经济活力的改革，人民特别是农民普遍受益；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同时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地区原有的不平衡在新形势下形成地区差距问题，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差距相当突出；农村大量劳动力需要转移，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而减员增效，又使一些工人下岗，使就业形势变得严峻。这些问题集中的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值得认真关注。

当前社会问题出现的特点有三，一是社会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因部分人群生活困难确实存在，但更多是因为差距扩大，特别是不合法不合理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二是社会保障不健全，遇到困难的劳动者难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三是渐近式改革到现阶段，进入难度较大的攻坚阶段，有些改革对国家的未来有利却影响现有居民的利益，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负担，退休养老与原有的国家都包下来比保障程度下降。有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改制上市造成上市部分和存续部分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如果处理不当，群体性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可是如果我们能正视和正确处理这些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是可能化解的。

八、2003年是中国完善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新开端

近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若干具有中长期意义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政策调整提出了要求。这些影响在上述的政策选择中已经涉及到，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因素的影响要在今后几年中发挥作用，而不仅是2003年。

一是：通过市场形成了支援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提升的产业，主要是资讯产业（装备业与服务业）住宅业、医药业、汽车业、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起重要的支援作用。政策的调整方向是如何有利于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二是：连续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使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很快，有利于企业扩大资源配置的空间，改善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

三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基于国际分工的甚至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制造业在中国发展很快，逐步形成着世界制造业中心，在经济增长和出口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借鉴这些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准，并发展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都是相当重要的事情，需要政策的引导。

四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改制、改造和加强管理方面取得了成效，在从一般性竞争性企业退出方面，有些进展较大的成功案例开始进入良性回圈。民营企业发展有新的突破，有些已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作用正在持续增大。但发展是不平衡的，东南沿海几个省进展快，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进，需要战略、制度和政策引导。

五是：金融改革有所松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有望出台，对垄断性产业，如电力、电信等行业的改革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推进过程中的政策引导也急需出台。

六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府经济职能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行加快，规范行业行政审批制度，缩小审批范围的改革正在进行。但政策透明度方面的进展还跟不上需要。

七是：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由于政策限制或是战略引导不利而发展受到限制。如教育产业，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年龄愈来愈小，每年因出国留学而流出的费用据估计约有数百亿美元之多，但中国教育产业的发展却跟不上需要。

八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旧体制的弊端和原有的发展不平衡特点及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以社会矛盾的形式显现，给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增加了难度。要求在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必须把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作为重要任务。

以上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有些本身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有些需要政策引导转变为积极因素。当然有关政策的完善是今后几年的任务，不是2003年一年的事，可是在研究2003年政策选择时，应该把握上述情况。我们应根据党的十六大决议的精神把2003年作为完善和规范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新开端。

2012年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报告2012》。根据该机构统计，从1991年以来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指数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财经战略研究院自主构建了“经济结构失衡指数”。该指数区间为0-1，0代表完全均衡，1代表完全失衡。其下又分为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五个二级指标。如果指标值落在0.75-1之间，则意味着该指标出现预警提示，处在非均衡状态。

根据该机构测算，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1年的0.5644下降到2000年的0.4513，然后提高到2011年的0.6173，总体处于次级不均衡状态，2011年更是进入完全失衡的边缘。该报告称，中国长期推行的政府主导型需求管理政策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加剧经济结构失衡程度。

数据还显示，在这20年间，投资消费结构和金融结构失衡最为严重，国际收支结构失衡也非常严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指数虽然未出现预警提示，但近年来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报告建议，如要改变上述严重失衡的状况，政府应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加快从需求管理向稳定需求与供给激励相结合的总量政策的步伐，积极推进中性货币政策实施，以内生增长代替拉动增长，以结构化升级代替过分依赖消费、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应届大学生和农民工最易受经济波动冲击

社科院通过监测数据发现，由于培训成本和劳动合同的限制，企业解雇年轻人的机会成本要低于解雇年长的工人，同时，企业在不景气时也倾向于减少招聘新的员工。青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在经济不景气时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成为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冲击的群体之一。

而农民工群体大多就业于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加之自身技能较差和缺少劳动合同保护，也成为最容易受到危机冲击的群体。

日信证券发布报告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就业问题将从总量转向结构性。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两端趋紧、中间宽松”的态势，低端劳动力市场趋于紧张，经济下滑引发的大规模农民工失业现象可能将不会再出现；另一方面，产业升级过程中对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性、研究性人才需求增加，现行高等教育培育出的专科、大学毕业生，反而处于尴尬地位。

劳动力结构正深刻变化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2012年虽然经济增速下滑，但并未导致就业困难，这可能预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预计到2013或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将基本达到平衡。由于房地产业与就业密切相关，未来不同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将可能出现分化。大中城市就业机会多，劳动力聚集，因此房价依然有上涨压力；小城市则恰恰相反。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8月经济数据，一些主要指标不及预期，其中有的指标还达近年来新低。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得益于新兴产业的增长，通胀风险并未出现，就业形势良好，第三产增速加快。这种潜在增速的变化，或是当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