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搏击房地产业

在19世纪70年代，徐润敏锐地看到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地价将日益腾贵。于是，他在经营茶业的同时，开始放手投资房地产业。经营房地产业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头脑灵活的徐润将已有房地产作抵押，从钱庄和银行贷得资金，购置新产，再将新产作抵押借贷，以层层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投资房地产业。他洞悉上海租界的拓展趋向，就在未来的交通要区以低价买进土地，待经营至半开发状态便以高价售出，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购置更多的土地。至1884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已达200多万两银子，从而拥有地产3000多亩，其中300多亩已建房子，共建有洋房50多所、其他类型房屋2000多间，每年可收租银12万余两。他先后和华商、外商合创了上海地丰公司、宝源祥房产公司、业广房产公司、广益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等。这时的徐润，虽然难与洋商相比，但在华商中已是个“地产大王”了。

中法战争的爆发，使徐润的房地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他并未丧失信心。他仍然关注房地产业的动向，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又在上海、天津、塘沽、滦州、北戴河等地购地建房，炒卖地产获利甚丰，新建成的房产每年可收取大量租银，发展前景颇为可观。

奠定中国近代航运业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但到1873年，招商局资金尚不足20万两银。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随后，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银，徐润本人首先附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普遍反响，入股者踊跃，100万两很快招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另外招徕亲友继续入股。这样，由徐润经手招集的股金占招商局全部资本一半以上，使招商局资本充实，运作自如。

因总办唐廷枢兼办开平煤矿等其他诸务，一年中有大半年不在局里，招商局实际上由徐润主持。在主持局务期间，徐润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明确规定招商局的经营以揽载为主，漕运为次；并开办保险公司，承担营运风险。这家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在它的草创时期，不仅经受住来势汹汹的外商联合抵制与压价竞争，而且不失时机地收买了当时东亚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使招商局的规模和实力大增，从而控制了长江航运、沿海航运的大部分经营权，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

轮船招商局是今天香港、台湾等地招商局的前身，它的发展轨迹，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经济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在创业阶段中，徐润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首创中国保险业

1875年以前，招商局的船货只能向外商设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不仅保险业利润被外商赚去，外商还恃此联手排挤打击招商局。徐润于1875年仿照外国保险公司的做法，开办了中国自己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集股50万两。水险公司不仅为招商局的轮船和货物作保险，而且还承保外商的轮船和货物，生意兴旺，获利丰厚。1878年，徐润又成立了济和水火险公司，集股50万两，扩大了承保能力和覆盖面。1886年，徐润又将这两家保险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有限公司。他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模式，创办自己的保险公司，以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仁和”、“济和”这两家保险公司，实为中国保险事业之滥觞。

筚路蓝缕办矿业

1887年秋，徐润首次出关塞勘矿，这时他已年届五十。在这以后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天南地北奔波于各个矿区，北出长城，南至广东，东赴台湾基隆，或翻山越岭踏勘，或深入矿井验看，为寻找和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筚路蓝缕，其中在关外的热河建平金矿一住就是3年。

开平煤矿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徐润投资了15万两银，占总商股150万两的1/10。他任开平矿务局会办，支持矿务局采用从英国订购的机器设备，聘用一批英国工程师，应用近代技术采掘煤炭。开平煤矿的建成，使开平煤炭迅速占领天津地区市场，将进口煤炭从天津市场挤了出去，并逐渐扩大到国内其他口岸，为北洋舰队以及地方工业提供了必需的燃料。此外，为了将煤炭运输到天津，矿务局专门修筑了一条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成功的铁路线)，还发展了焦炭、水泥等一批附属企业。

除开平煤矿外，徐润还投资过平泉铜矿、宜昌鹤峰州铜矿、孤山子银矿、三山银矿、天华银矿、潭州银矿、建平金矿、金州煤矿、贵池煤矿等10余处矿产，为创办中国近代采矿业做出了贡献。

开发近代文化事业

徐润在推动中国文化事业走向近代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诸如创办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等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选派中国幼童官费赴美留学和创办同文书局。

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容闳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容闳是徐润的同乡与宝顺洋行的同事。1871年曾国藩请容闳和徐润“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拟选120名中国幼童，分4年赴美留学，每年30人。从1872到1875年，容闳、徐润所选定的4批幼童，分期分批先到上海考试、预习，然后由徐润等人作担保送到美国留学。这些幼童，易于学习外语和接受西方技术，绝大部分选自沿海开放口岸，其中香山县籍共40人，占了1/3。这说明香山县在近代西风东渐中，确实领风气之先。1881年清廷中止留学计划，将尚在留美的学生全部召回。被迫回国的学生一度受到冷落，后由徐润出资并担保，留学生陆续被分派到政府部门和电报、铁路、轮船、矿务等近代企业服务。其中知名人物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专家吴仰曾、民国政府首任总理唐绍仪、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初外交部长梁如浩等等。他们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1882年，徐润见英国出版商采用影印工艺来印刷图书，不仅字迹清晰，亦可随意缩小放大，甚为先进。于是，他从国外引进12台轮转印刷机，雇工人500名，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该书局搜罗善本，陆续影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中国典籍，发掘和保存了祖国的文化遗产。1891年同文书局因承接清廷传旨，影印了《古今图书集成》而声誉日隆。书局还出版了大量西学图书，广为发行流播。李鸿章赞其“掺罗海外奇书，彰阐中西新学”。

晚年的徐润组织编修《北岭徐氏族谱》，撰写《徐愚斋自叙年谱》，派人回故乡北岭村修建村道、祠堂，修筑“竹石山房”(即“愚园”)，捐资办义学。1911年3月9日，徐润在沪逝世，终年73岁，其灵柩从上海运回北岭村安葬。

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传统商业已有发展。但最大宗的商品粮食和土布还都是农民家庭生产，并主要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业网集中城镇，广大农村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商业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大商人资本集中在盐、丝绸、茶、木、药材等行业。

新式商业的出现 　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这主要是由于洋纱、洋布等商品的输入而破坏了农民自给自足的经济，茶、丝等大量出口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不过，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增长不过半倍，茶、丝也只增长一倍左右。但市场结构已发生变化，各地区贸易中心向通商口岸转移,机器工业品开始占重要地位,并随着西方19世纪70年代的技术革新，带动了国内工业品价格下降。

同时，出现了为外国洋行进行购销活动的新式商业。它们属于批发商业，分工颇细,在上海有20余个行业,经营进口货的多称字号，经营出口货的称行栈。其中一部分是由传统的封建商人转化而来，如在丝、茶商内部就出现了内外庄口的分化；但大部分是在通商口岸新产生的。新式商业以经营进口纺织品、五金、化工原料等资本较大。它们依附于洋行，甚至有专卖英国货的西货字号，专卖美国货的花旗字号，一般不经营同类的国产商品，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但从他们的资本运用上看，已是资本主义商业了。这种商业利润较大，积累较快，迅即成为商界巨擘。

半殖民地半封建商业网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额急剧增长，加以内河轮船的发展和铁路的兴修，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到20世纪初，一个从通商口岸到穷乡僻壤的商业网逐渐形成。进口商品由口岸的洋行、买办卖给批发字号，再由客帮、转运商运往内地，转发农村。出口商品由农村小贩、城镇货栈集中，经转运商贩往口岸，再由行栈卖给洋行。这就把原有的传统商业，包括封建性很强的地主商业、行会商业、牙行等也都组织起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业网。

进入20世纪后，通商口岸的近代工业（包括外商工厂）发展很快。它们的产品也进入这个商业网。棉花、小麦、烟叶等工业原料的贸易也经这个商业网向口岸集中。随着口岸人口膨胀,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也改变了传统流通渠道，而以通商口岸为中转和消费中心。据1936年国内埠际贸易统计，机制工业品已占贸易总额的34%，并以上海等地的生产为主；埠际贸易中大米的40%，药材的46%都是运到上海。估计1936年埠际贸易总额约达47亿元，比19世纪末增长约20倍。

商业网扩大，其殖民地性也更加显著。洋行中出现大托拉斯组织,它们采用地区经销、包牌经销等制度,直接深入内地。占工业品交易额90%的棉布、棉纱、卷烟，虽已主要是国内产品,但是为日、英在华工厂所垄断,它们控制着市场和价格。农产品方面，不仅种目日多的出口货，主销国内的棉、麦乃至玉米的价格也受国际市场作用。1910年起，进出口价格剪刀差扩大，导致国内工农业产品比价失控。此后不等价交换加剧,到30年代,东北沦陷，加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产品价格猛跌，市场混乱。

商业资本的变化 　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新式商业中出现了专营国产商品的经销商。经过历次反帝爱国、抵制洋货运动，过去专营洋货的经销商也逐渐扩大国货经营比重，并出现国货公司等组织。在进出口方面，1916、1918年开始华商越过洋行自办茶叶、生丝出口，1919年又有人试行直接向国外办理进口。由于洋行势力根深蒂固，这种努力成效不大，但总算在某些商品上打破了洋行的垄断。抗日战争前上海进出口商行中，华商占20%，但资力难与外商匹敌。在经营上，开始出现贸易公司组织,并向多种经营和批零兼营发展。中小零售商则趋向专业化。1912～1918年经营“环球百货”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开幕，随即向各埠发展。1920年上海首见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继有纱布（见彩图）、面粉等交易所开市。民族工业发展后，出现工厂自设的发行所、分销处、外庄、办庄等，它们也是一种新式商业；20年代它们开始发展联营，成为一种有力的竞销形式。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大量投入工业，有些新工业完全是由商业资本创建的，如西药商创建药厂，东洋庄创建橡胶厂，工商关系日益密切。

从全国来说，传统商业仍占很大比重。但它们也不同程度地资本主义化了。在粮行、药材行、绸缎行中都出现合股公司组织；盐商已不居重要地位；牙行制度有所改变和削弱。唯封建习俗在零售业和集镇、农村中仍保留着。

中国近代商业缺乏完整统计,总计约有100多个行业，趋势是不断发展的。以上海为例，1900年前后有棉布商一百三四十家，五金商58家，百货商约100家，西药商6家；到抗日战争前，棉布商增至七八百家,五金商897家，百货商约1000家,西药商165家，分别增长几倍乃至一二十倍。从业人员、资金、营业额等也都有相应增长。根据30年代的一些调查估计,全国约有坐商164万户，从业人员859万人，另有行商312万人。估计1936年私人商业资本约达30亿元。

官僚资本和商业投机化 　1927年以后，出现另一种新的商业资本，即官僚商业资本。它是在国民党政府实行金融垄断的基础上，凭借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首先插手的是出口贸易，1936年起先后垄断了钨、锑、锡的运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借口统制经济,实行多种物资的统购统销、公营专卖，独占丝、茶、桐油、羊毛、猪鬃的收购和出口，管制棉花、纱、布贸易。同时国民党政府大官僚的私人商业也利用特权,投机垄断,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它们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垄断了部分进口贸易。

近代商业的投机性远较传统商业为大，象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城市本来就是个国际资本的投机市场。然而，整个商业的投机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的，到战后达到顶点。所有重要物资都变成投机筹码，正当交易停顿，城乡交流堵塞。工业资本也大量从事商业投机,生产停滞。城市集聚了大量游资,到处兴风作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市场面貌才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