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

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的形势下，“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深入。同时，“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地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理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最初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分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这些是不能抹煞的。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