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王鼎铭文的迷人魅力倾倒了无数爱好者，众多书法家和篆刻家纷纷效仿，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徐无闻先生，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和书法家。徐氏书写的中山王体书法作品，结构严谨，字形优美。线条挺劲，变化随意，小大由之，得心应手，潇洒自如。

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中山王鼎》是1977年在西灵山一号大墓中出土的，鼎为铁足刻铭铜鼎，周身刻铭七七行，计四六九字。鼎系中山王十四年铸，是用以赏赐中山相周的。 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 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中山王鼎》铭文字数之多，仅次於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更属罕见。铜鼎铭文的风格，按近三晋文字，字体修长，匀称流美，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

中山王鼎释文：

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昔者燕君子哙睿恰夫吾长为人宗干于天下之勿纠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 是从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喜克顺克卑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佐右寡人使智社稷之赁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 道寡人今 方壮智天 其德省其行亡不顺道考宅唯 呜呼折哉社稷其庶乎厥业在只寡人闻之事如长事愚如智此易言而难行也非赁与忠其谁能之其谁能之唯吾老喜是克行之呜呼攸哉天其有 于哉厥邦是以寡人 赁之邦而去之游无遽惕之虑昔者吾先祖桓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今吾老喜亲帅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是以赐之厥命唯有死罪及三世不 以明其德庸其工吾老喜奔走不听命寡 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 恐损社稷之光是以寡许之谋虑 从克有工智也诒死罪之有 智为人臣之义也呜呼念之哉后人其庸之毋忘尔邦昔者吴人并越越人修教备赁五年复吴克并之至于今尔毋大而 毋富而骄毋众而嚣邻邦难信仇人在旁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毋替厥邦

为中山王的嗣王为先王所作。圆壶为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通高44.5厘米

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中山王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圆腹，圈足，有盖。器肩部铸二铺首。器腹两首弦纹间有刻铭五十九行，一百八十二字。释文如下：

胤嗣□ 或得贤□，敢明在司马扬告：昔□，而冢者先王，任之邦。慈爱百逢燕无每，竹胄道烫上，无疆。日子之大夜不忘孽不义大玄刑反臣其罚，以尤宗。隹司氏民之马□欣惟不辜。恪战怒不能宁旺，隐逸处，率师先王，鸣征燕大呼！先王启邦河，之德弗方数百可复得，里。隹邦霖霖流涕，之，隹不敢宁□先王。处。敬命茅搜畋新地，雨猎，于彼祀先王。新野，其世世毋忘□如林，以追用□右和先王之同，四牡功烈，子子□□，以取孙孙毋有鲜蒿，飨不敬，寅祀先王。祗承祀。德行盛

圈足上文字一行，计二十二字。释文如下：

十三年，左使车□夫孙固，工□，重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重。

铭文内容是□□追颂先王中山王□的一篇悼词，除歌颂先王的贤明外，还大加赞扬相邦马赒的内外功劳。

此壶及其铭文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1978年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方体，小口，斜肩，腹两侧有一对环耳，这是战国中、晚期常见的方壶形式。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中山王厝壶（方壶）

铭文大约刻于公元前314年。是迄今发现的第三长（450字）的铭文。记录了本壶的制作时间（中山王璺14年）、用料（择燕吉金）、动机等情况。把先王值得赞美的功业和事迹刻在壶上，以显扬先君光辉的德行。 把燕国国君子哙仿效尧以国禅让子之所造成的国亡身死、卒为天下耻笑的教训也镌刻在壶上，以告诫继位的君王。表彰相邦用“竭志尽忠”地辅佐中山王璺“协理国事”，早晚不懈地举贤荐才，任用能人，并“身蒙甲胄，以诛伐不顺之人（指燕国的子之“作人臣却反使其君为臣”之事），为中山国开拓了疆界等辉煌功绩。

通过这个方壶和另一个著名的铁足铜鼎的铭文，结合史籍资料，让我们解开了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中山国是由世居西北草原的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立国后称为中山。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时期，中国北方的戎狄十分强盛，常常大举内侵，直逼中原。公元前7世纪中期，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部分白狄，东进到太行山东侧，首先占领了力量薄弱的鲜虞地区，并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建立了鲜虞、肥、鼓等部落联盟，后两者不久即被灭亡，只有鲜虞牢牢地将根基扎在中原，它的国都初在新市（今正定东北新城铺），后来迁到唐县西北峭岭名中人的地方，其国名也因此而改称“中山”。

在各诸侯国连年不断的征伐中，历史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割据争霸，战争更为频繁的新时期——战国。据有关材料研究考证，战国时中山国的国君有文公（武公追封）、武公、桓公、成公、璺王、尚王等七代。面对虎视眈眈的强邻，国运更加多桀，特别是在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以乐羊为将，由熟知内情的狄族人翟璜、翟角参与谋划，大举进攻中山。中山虽倾国迎战，但因寡不敌众，在坚持了三年之后终告灭亡，成为魏的附属国。魏国对中山国施行宽柔政策，并把先进的中原和魏国文化带到中山，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中国山的文化国的文化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山虽亡于魏国之手，但并未绝祀，其中有部分力量转移到太行山区，以求复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在公元前380-378年间终告成功。桓公率领他的追随者杀出了太行山，重新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土，并将都城迁到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境内），坐落于滹沱河北岸的丘陵台地上，充分利用太行山脉和自然河沟等天然屏障护城。城址南北4.5公里，东西4公里，内分东、西两城，东城北部为宫殿区，其南部官署区，居住区和手工业作坊区，西城部分为中山王墓区，南部王公苑囿和商业区、居住区、农业区。作为中山国最后一个国都，它见证了这个国家的鼎盛与最后的衰亡。

桓公和其后的成公为中山复国和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公元前328年左右，正当国家大致稳定巩固，可以和邻国抗衡时，成公却崩逝了。中山国史上最有作为的国王——璺登上了的历史舞台。

璺，读suo（错）音，有措置得当之意。一直以来是被作为中山国一位英明君主来看待的。他在16岁即位，共统治中山国20年，任用先朝老臣司马用为相，把这个中原地区惟一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国家逐渐带向了繁荣与兴盛。公元前323年，21岁的国君璺与韩、赵、魏、燕等几个万乘之国一起称王。公元前314年还趁燕国内乱、齐伐燕之时，掠燕地数百里，列城数十，采燕吉金和重器，并参加了迎立新王的活动，然后很快回师，因而受到了周天子的褒奖和诸侯的祝贺。正当国力蒸蒸日上时，璺王却以36岁的英年早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308年，继位的儿子，虽然仍以年老的司马用为相邦，但国力已开始衰落。

中山国和赵国世代为仇，经常发生战争。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强兵富国消灭中山。公元前306年赵联合燕，南北夹击中山，经过多年的激战于公元前296年占领了中山国，中山王子咨奔逃齐国，很快客死异乡。赵国立了一个傀儡尚作国王，一年后就把尚遣送回白狄老家陕北肤施。从此，白狄人再也没有回到太行山脚下，重建他们的家园。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相互割据称霸，曾出现包括秦、楚、齐、燕、韩、赵、魏在内的战国七雄。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国家能否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国的军事实力，北方小国中山拥有强悍的军队号称“千乘之国”而成为曾经左右政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后期周旋于七雄之间，国君曾经称王。《战国策》有《中山策》，当时的纵横策士，颇看重中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实力，说明中山国足以立身于七雄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山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从出土的文物看，后期中山国虽然仍保留某种程度的戎狄之风，但已经华化，中山国的青铜铸器也有很高的工艺水平，这说明华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有关中山国的历史，史书中无详细记载，中山王墓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这一缺陷，由此笼罩在上面的那一层面纱得以掀开。下面先简要的介绍中山国的历史，然后再主要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分为墓葬制度和出土器物两个部分）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概述

中山国是由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白狄创立，最初被称为鲜虞，后称中山。公元七世纪左右，鲜虞向中原一带内迁，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与中原强大势力的竞争中，鲜虞中山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曾经一度失国。大概三十年后，中山复国，桓公及其追随者从太行一带返回故土，并且迁都灵寿，公元323年，达到鼎盛状态，王昔与韩、赵、魏等国国君相继称王，之后在参与齐国对燕国的讨伐中，中山国占地掳物，迎立新君，并由此获得周天子的嘉奖。但是之后中山国处于衰败的过程中，势力一蹶不振，最终被赵国所灭，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太行脚下重振家园。关于这一段历史，史书中有所记载，但是仍然有许多疑问使得这一小国的历史不完整。新中国的考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山国。这一墓葬考古的出土也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1935年，平山县三汲乡南七汲村出土了一块刻有文字的“大河光石”，经过认定，三汲一带是战国中山国国王的园囿和陵墓所在地，中山国扑朔迷离的历史初露端倪。1956年当地农民在掘井时，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器，其后出土过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刀币。1973年，发现了古人修建陵墓时专门建造的封土，而如此壮观的形制，也只有王侯一级的人物才有资格“享用”。在附近地面上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陶片等，说明这里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之后在墓南东侧发现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排列有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葬船坑一座；还分别在墓的东面、北面西侧和西面发现了陪葬墓6座。1976、1977年，经过整理确认，中山王墓的出土正式向外公布。

二 中山王墓葬制度

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物化形式，发展到东周，原来的一套制定严格的墓葬制度到此时已经遥遥欲坠，战国时期更加明显，而中山王墓的出土情况也正式反映了这一改变。中山国都城灵寿城及中山王墓地处河北省平山县，属于中原的边缘地带，由于民族融合，中山国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在“随葬的铜器或者陶器，主要都有鼎、豆、壶、区（内为也）和鸟柱盘、筒形器等，基本组合与三晋墓葬相同，而铜器的形制尤为接近”。特别是墓地的布局情况与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地及邯郸赵王陵墓地极为相同。中山国王墓分布在城西2公里的西灵山下和城内西北部的东灵山下。西灵山东西并列1、2号大墓，附近有建筑痕迹、车马坑、陪葬墓等。东灵山下主要有4座墓并列，其中1、2、6号为大型墓，3、4、5中型墓为王族近属的墓葬。下面以1号墓为例说明中山墓葬结构。1号墓是发掘墓葬中最大的一座，现存封土高度达15米左右，封土上的享堂已被复原为有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封土为方形，由下自上呈三级台阶式。第一台阶的内侧有散水，第二台阶上有回廊建筑残迹，有壁柱及檐柱撑起回廊的顶部，檐下散水以鹅卵石铺筑。墓室两侧有6座陪葬墓，陪葬者头皆向主墓，有棺有椁，陪葬墓的墓扩打破了大墓封土，随葬器物早晚不同，说明这些陪葬者不是杀殉，而是自然死亡后才被葬到大墓旁。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车马坑1座，墓室南面有杂殉坑、葬船坑各一座。主室平面呈“中”字形，全室分为南、北墓道、椁室、东北库（面积较小，无随葬遗物）、东库（陈列青铜器和漆木器）、西库（陈列礼乐器和玉器）六个部分，椁室为石筑，室内积碳。葬具为二棺二椁。据推测，中山王墓共有五层木棺，棺椁的层数在古代中国实际上是身份的标志，五层棺椁限于国君使用。椁室内还出土了极珍贵的“兆域图”铜版，铜版上用金银嵌出了中山王陵园的规划图。由这六座墓葬形成陵园及与其他中原大墓的情况可见，战国中晚期，随着各国君权力的加强，有了一个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而且还有王后等陪葬墓，这也标志着东周墓葬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以其族”的公墓制已走向了瓦解，国君单独的陵园制在逐渐形成。从墓葬中诸坑的分布来看，车马坑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产物，而杂殉坑仍然显现出强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息，文化的包容能力可见一斑。

三 出土文物简况

（一）铜器：

战国的匠师们掌握了高难度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创造出独具特色、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它们不仅具有中原各国的特点，更兼具北方民主善于刻画动物形象，器具机动灵巧，便于携带的特点。不仅将人物和动物形象塑造得千资百态，生动逼真，而且将模型发乳炉中烘烤以增加强度。器物复杂则采用最先进的分筑法、失蜡法等工艺。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升鼎。“九个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从王墓出土的乐器来看，1号墓的编钟数量减少，之年代更晚的6号墓竟然没有发现出土乐器。这两个墓主的身份和地位和族属完全相同，仅仅差别是年代，可见，随葬乐器的崩溃和铜礼制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大体一致的。出土的青铜云雷纹编钟和石制编罄两者演奏时依次编排悬挂。墓中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在1号墓中，有90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山三器”：中山王铜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两耳二三兽蹄足。方壶，方座，盖上有二立兽，边棱上四夔龙，腹部两铺首。嗣子（妾子）圆壶，两铺首，圈足，盖饰三钮。这三件铜器记载了中山国的历史，填补了文献的空白，其中前两器铭文相似，主要赞颂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之事，并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叮嘱嗣王警惕此类事件在中山国发生。第三器中有王昔，四位先王的庙号（文、武、桓、威），从而衔接起了六代中山王系。这不仅涉及到中山族属的问题，而且有利于1号大墓年代的确定。

十五盏连枝灯是古代铜灯的精品，由灯座和7节灯架组成。灯底座为透雕三只夔龙，在蟠曲飞跃中巧妙将外圈与中间柱座连接在一起。下方以三只双身虎承托底座，虎口各衔一圆环。每个灯枝顶端各托一圆形灯盏，灯枝上为短尾猴长臂的猿猴形象，各具形态，构思精巧。另有短发式，上身袒露，下着短衫，腰系宽带的家奴于灯座上右手抛食，做戏猴状。山字形器是中山国独具特色的青铜器，其中一号墓出土5件，六号墓出土6件。器体呈山字形，顶部三锋作三角形，下部两侧成透空雷纹状，中间为圆筒状銎，其前后有方形楔孔。每件山字形器銎内均有朽木灰，由此可知，此器原应立于木柱上，木柱与銎间，由楔孔钉入木楔固定。銎的外侧下方刻有文字或符号，文字是铸作器物的机构和工匠的名称，符号是器物排列的位置。学者对山字形器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是代表中山国的徽志 ；有的认为它是旗杆首 ；有的认为它是帐前所列之戟 ；有的推测它应排列帐前，或立于帐柱之上而围列帐周，并非宫殿前固定设置。与山形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小件帐的构件像铜橛、铜接扣、顶式帐帽、错金青铜牛屏风插座、挑叉、套管等，考古学家推测出的中山国王军帐气势恢弘。此外，还出土了一些中山国的兵器，可见千乘之国的威风。错金银龙凤方案，龙凤方案由四龙四凤四鹿组成，结构和造型复杂，底部圆形，下有四只梅花鹿为足，上有龙凤扭结盘绕，翼尾相接，内收外敞，打破了传统青铜器的常规，充分反映出中山国分铸工艺的高超。银首男佣灯也是中山国的照明工具，灯座为一男佣，身穿右衽宽袖云纹锦袍，腰系宽带。据分析，这应该是具有高级身份的内侍或庞臣，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也应该穿这种服装。对比齐国贵族的照明工具人形双灯上的男佣，身穿短衫和长裤，是社会地位底下的士所穿的服装，可见当时的士这一阶层已出现分化。

（二）陶器

可与辉煌的青铜艺术相媲美的是出土的陶器，以抛光黑陶为主，造型优美，器物表面的花纹主要是压印和刻画的图案化植物和动物文饰。最富特色的是泥制黑陶的酒尊鸭形尊和鸟柱盘。

（三）玉器

中山王墓及其陪葬墓中出土的玉器达千余件，而且不仅包括明器，还有王曾经使用过的玉器。包括璧、环、璋等常见形象，装饰纹也有多种：谷纹、卷涡纹、云纹、方格纹等，还包括有单线刻、双钩、浅浮雕、圆雕、透雕等雕刻技法。兽头玉带钩和三龙环玉佩是常用的饰物，而头梳单圆吉，身穿在袖方格纹袍的玉人则反映了中山国小童的形象。

（四）琉璃器

出土较少，作为串珠和镶嵌用。在中山国，西方流入的和中国自制的两种琉璃都有[7]，镶嵌绿松石琉璃珠就是中国自制的。

（五）酒

中山酒是闻名遐迩的酒中名品。为中山王殉葬的各式青铜酒器中，有成对的酒器一个盛水一个盛酒，根据当时的制度都分装有不同的酒，而且保存得相当完整，酒呈深浅不同的绿色，开盖时散发着浓郁的酒香，实验结果显示中山酒是用奶汁或者粮食酿造。

（六）中山王兆域图

兆域图铜版“图上详注陵园各个部位发尺度，并附关于营建陵园的王命……长方形丘坪整齐的排列五个享堂，尺度则分为两级，居中的王堂和两侧的王后堂、哀后堂，均方200尺，相距百尺，两端间隔80尺的夫人堂和另一堂，则方百五尺。丘坪之外绕以内宫垣和中宫垣，前侧的两垣正中有门直达王堂，后部两垣之间又有四个方百尺的宫王陵四周的内宫垣和中宫垣还找不到痕迹，由诏命可知兆域图一式二份，一件随葬陵墓，一件收藏内府兆域图的方向也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惯例符合。

（七）中山国货币

80年代，出土了多枚中山国石质刀币范，在古灵寿城铸铜器作坊也还发现多枚的陶、石质货币范，与在城东出土的直身“成白”刀币完全符合，由此也推翻了中山国不自铸货币的说法。并且有学者证明当时直身小刀币与平首小布钱同步使用上面过列出的几种器物中可见到中山国的初步情况，从总体上看，中山文物虽有一定独特风格，但从墓葬形制，从陶器与铜器的形制、文饰、装饰工艺手段，从铭文字体乃至从铭文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等方面看，中山国文化与中原华夏诸国文化（特别是三晋文化）已无明显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