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率先吹响了“贸易维权”的号角。德国的贸易模式长期而言、对整个团体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她敦促德国考虑增加国内消费，以便帮助欧元区国家恢复它们被德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所侵害的竞争力。拉加德登高一呼，应者云集。2010年3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该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文章———“中国和德国联合起来削弱世界经济”。

中德两国拥有某些共同特征：它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目前中国领先于德国；它们都拥有巨大的储蓄对投资的盈余；同时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两国都认为，它们的客户应该继续购买商品，但应停止不负责任的借贷。作者宣称他开始怀疑开放的全球经济能否挺过此次危机。因为盈余国家坚持维持原状，但它们拒绝接受以下观点：一旦它们的客户破产，它们对出口顺差的依赖必定会令它们自食其果。如果盈余国家未能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抵消这种转变，全球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以邻为壑”的战争。作者还称在这场战争中，盈余国家最不可能获胜。欧元区分崩离析对德国制造业将非常不利。美国诉诸于保护主义将对中国非常不利。为了突出中德两国“同病相怜”，沃尔夫创造了一个新词———“中德国”。

德国应该增加国内消费和提高工资以缓解欧元区内不平衡的贸易流动，这限制了从希腊到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德国人和中国人富有都不是因为像蚂蚱，他们变得富裕是因为他们像蚂蚁那样做事，而且他们现在仍然像蚂蚁那样做事。沃尔夫把中国和德国称之为“中德国”。大的消费国则有巨大的赤字，主要是希腊和美国，被称作是“希美国”。如果德国提高工资，将会使希腊变得更具竞争力，但是不要指望希腊人会制造出迈巴赫汽车。这看起来不是要把德国人变成蚂蚱，相反是要把他们变成失业的蚂蚁。这篇文章最后总结说，“中德国”对于“希美国”的问题不负有责任，“中德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希美国”自己犯下的错误，他们现在必须要纠正这些错误。

英国《卫报》攻击中国和德国在不接受相互责任的情况下“剥削全球体系”，一些人认同这种观点，但也有不同看法。网民UweEllinghausen的评论是被推荐次数最多的，达到94次，他留言说中国人和德国人都是坏人，真的吗？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比别的国家更了解如何出口本国产品？只是因为他们不像别人那样末日来临般地乱花钱消费？都是嫉妒罢了，这些人是失败者。

中德国经济贸易

“中德国”一词的确引来了不少争议，但很多学者依旧指出，希腊和美国的问题不是由中德两国的出口贸易造成。这些危机责任不该由中德两国承担，他们自己犯的错应该由自己去纠正解决。人民币升值与否还要看本国经济的具体发展情形而定，德国能否建立起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还要看债务危机后欧洲的团结程度有多高。对于欧美“差生”的指责，德国全力反击。一方面，主要出口国如中国、德国和日本靠商品生产和高储蓄，对外贸易盈余。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靠国家赤字信贷消费。文章说，德国在狂欢聚会中，为法国及南欧国家担负了“厨师和服务员”的角色。他们长期享用德国大厨提供的丰盛午餐。到付账时却没钱买单，因为他们破产了。同时他们还倒打一耙，怪“德国为什么不减少生产？”

对于别国政要的指责，德国政府发言人克里斯多夫·斯特格曼斯说，德国工资和消费不是由国家来确定的，没有人可以要求企业去生产更多的缺乏吸引力的商品。现在的问题不应该是让德国慢下来，而是其他国家应考虑如何赶上德国。德国《图片报》发表题为“成功引起嫉妒”的文章，文章称，德国出口太多，所以引发欧洲政客的不满。难道，现在德国应该对那些顾客说，我们不能卖给你们“德国制造”的汽车、设备、药品等等。这显然是嫉妒德国的成功。《南德意志报》评论说，法国不寻找自身原因，却怪罪德国。这是法国软弱、不自信的表现。法国人，请向德国学习吧！

中德国

在中国有一句话：“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而国际上的顺差、逆差表面上看是钱的问题，其实背后是发展道路、国家战略和发展权的问题。在这方面，日本的例子最为明显。对于类似问题，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29日对《环球时报》表示，西方一些国家对贸易顺差国的指责与压力是对它们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恐慌，它们忽视了经济结构的问题。仅仅抓住汇率政策和出口是“治标不治本”，无助于其自身经济的调整，也无助于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位在华尔街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高管表示，当今世界经济中，贸易顺差国，比如德国、日本和中国，大都储蓄率高，赤字少，实体经济强，如同杨白劳；贸易逆差国，美国、法国和英国，大都储蓄率低，赤字高，发展虚拟经济，如同黄世仁。在某些时候，“黄世仁逼杨白劳”就是展现在国际舞台上的现实。

谈到顺差国与逆差国的对立，逆差国遇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顺差国，更不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逆差国如美国原来立国精神就是主张贸易自由，这才有了美国世界超强的经济地位。但因为意识形态和对顺差国的不信任，采取选择性贸易，其最终后果使得贸易和汇率问题政治化，让亚洲顺差国感到主权受到干扰，尤其是百年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亚洲新兴国家，民族自尊的敏感性容易强烈地体现在经贸、体育等世界性事务上。汤本认为，贸易顺逆之争，充满大国战略，“我不认为中国和顺差国携手对抗逆差国，是符合中国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北京可以做的，还是真诚沟通，讲清楚涉及眼前利益的小道理，说明白涉及今后利益的大道理，尤其是说明白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巨大的相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