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书的《陈稜传》和《东夷传·流求国》更肯定地记载了陈稜、张镇周率领万余隋军是从粤东的义安郡海域扬帆出发，经略流求的。关于陈稜、张镇周率隋军自义安郡出发征流求的记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隋纪五》也有明确记述。可证确有其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功拓展海洋生存空间，挺进第一岛链的出发地，义安郡在诸地方志中是最耀眼的亮点！

隋代流求的地望

此流求是琉球群岛，还是台湾岛存在不同看法 。据《隋书》之列传第四十六《琉求国》所表述：“流求国在海中，当建安郡(今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灶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高华屿和䵶鼊屿都是今澎湖列岛中的小屿，与䵶鼊屿相距仅一天(古代木船没有蒸气机和内燃机，靠风力、人力为动力，航速不快)航程的流求，应该不是现代的流球群岛，而是与之仅隔着澎湖水道的宝岛台湾。《宋史》也曰：“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也说明古流求国的地望是与澎湖烟火相望的台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P21-22图就清楚地标台湾岛为流求（详见附图）。连横先生编撰的《台湾通史》在引用《城防考》和《隋书·琉求国传》的记载之后，更明确指出：“是为中国经略澎湖之始，而亦东入台湾之机也。”

隋征流求战役

《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流求国》记载：“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晴风静东望，依希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令羽骑尉（散官、从九品）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608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帝遣武贲郎将（正四品）陈稜、朝请大夫（正五品）张镇周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䵶鼊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崘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 ，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流求）频战皆败，焚其宫室，掳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廿九·陈稜》又云：“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拜武贲郎将（正四品）。后三岁（公元610年）与朝请大夫（正五品）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稜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剌兜遣兵拒战，镇周频击破之。稜进抵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稜击败之，斩老模。……分为五军，趣其都邑。渴剌兜率应数千逆拒，稜遣镇周又先锋击走之。稜乘胜逐北至其栅。渴剌兜背栅而阵，稜尽锐击之。从辰至未，苦斗不息。渴刺兜自以军疲，引入栅。稜遂填堑攻破其栅，斩渴刺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帝大悦，进稜位右光禄大夫（从二品），武贲如故；镇周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

《隋书》这两段文字生动地描绘出陈稜征流求战役过程的完整画卷：战前的侦察窥探、外交慰谕和三年的战役准备、战役进攻出发地避开正面而选择右侧翼、行军路线采取战役迂回欺诈、战役的速胜和战后受勋。可以看出，隋征流求是庙算已久的向外扩张！可惜隋炀帝杨广是个昏慵的皇帝，其庙算只满足于一时的战役掠夺而无视于长久的战略占领，加之“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餧疾而死者十八九。”才致宝岛台湾己入中华版图又被迫自动放弃而游离海外。

“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这一句记述发人深思：隋代的东阳是今浙江省的金华市。这支征流求的隋军从浙江金华出发，沿富春江、钱塘江和杭州湾进入东海，为何不走近道直接攻击今淡水、基隆一带？而要多走六百余海里，沿着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南下到粤东的义安郡，才又渡海东击流求？其理由不外有三：

1、这支部队在金华出发时乘坐的战船不适合横渡台湾海峡，必须到已经造好(或存在)适合横渡海峡的船只的地方换装备。

2、风势不顺。

3、缺乏向导和翻译。

而最重要的理由是有适用的战船。

隋征流求之舰船考

跨过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即使是现代的军队，亦非拥有较敌优势的舰船不可！中国造船历史悠久。隋在继承秦、汉等前代船尾舵、橹、风帆等造船技术的基础上，更采用榫接结合铁钉钉联的先进于前代的造船方法。在隋炀帝下江南时建造了长二十丈、宽五丈、高四丈五尺，有楼四层，拥有一百六十间房的特大型龙舟及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船只。

隋代的战船有杨素监造的著名战舰“五牙”：起楼五层，高十余丈，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丈，可载战士八百人。有可载兵士百人的黄龙战船。还有馀平、舴艋等兵船。“五牙”战舰在伐陈战役中，从长江三峡至京口一路所向披靡。在平定东南沿海叛乱时，又从姚余泛海取永嘉直至泉州攻无不克。可证隋代造船技术和水军战术的先进。

陈稜、张镇周攻台湾的兵船是上述的名舰“五牙”或“黄龙”吗？似乎都不是。其理由也有三：

1、“五牙”兵舰运兵量大，攻击力强，是其优点。但其无风帆，又是平底船，属内河近战攻击性兵船，仅靠人力划浆，能贴近海岸线机动已出人意料。要凭之航行200余海浬横渡台湾海峡，几乎无可能。

2、“黄龙”战船载兵只有百人。对万余人的攻流求部队而言，仅运兵便需百艘以上，加上运马匹、淡水和给养，其船队将达150-200艘战船。这么庞大的船队，很难达成战役隐蔽，也易在海峡里遇风受挫。

3、陈稜是武贲郎将，官阶正四品。张镇周为朝请大夫，官阶正五品。按隋制，陈稜的旗舰只能是楼船，张镇周的座船也是楼船。楼船自汉代起己是三桅帆船，能靠自然风力远程航海。

隋代的造船术采用榫接结合铁钉钉联，更在船体结构上增强了对风浪的应力，从而具备靠木船横渡台湾海峡的能力。《天工开物》对船桅数有言：“船每十丈，有两桅。”以此推算：木船置三桅，船长当在20丈(66.7M)左右。以中国古海船的长宽比2.5-2.7计，船最宽处当有7.4-8丈(24.7-26.7M)，排水量130-150吨，若设有2-3层船楼，置兵士500名似有可能，尚能每船自带兵器、马匹，淡水和粮食，减少补给船只。那么，陈稜征台的万余兵力，只需楼船20-25艘足矣。这样的船队，伪装成商船，分路并进，最终合击，较易达成进攻的突然性。

据《隋书卷三十一·志第廿六·地理志下》义安郡条云：“义安郡统县五；户2066。海阳、程乡(今梅州)、潮阳、海宁、万川(今大埔)。”从隋代义安郡的地形看，最可能作为攻流求(今台湾)的兵力集结点和进攻出发点的地望：今靖海、碣石一带港湾太小，难集结重兵，故其地望似应在今柘林湾至汕头港西岸一带海域，而这处海域在隋代属海阳县。当年全郡仅二千六十六户，能拥有跨海峡远征所不可或阙的造船、航海等先进技术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清代的《潮州府志》各版本均没有记载陈稜率隋军从义安郡出发征流求一事，更让人怀疑其可信性。然而多处国家级正史文献的记载又确实无误：陈稜率领的万余隋军是从义安郡出发泛海击流求的。因此有必要详细地考辨一下。

1、义安郡属古百越之地。自春秋、战国以至秦、汉，越族的舟师就很闻名。《隋书卷二·帝纪第二·高祖下》记述：“(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公元598年3月12日星期三)诏曰：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可证当时长江以南的吴越(包括闽、粤)等越族均具备制造长达三丈以上大船的技术，而且因船聚众，威胁隋政权的稳定。隋文帝杨坚才被迫下诏没收三丈以上大船入官。

2、正因为江南特别是闽、粤一带开发年代较之黄河流域晚，植被破坏迟。故隋炀帝要游江南，需造大船队，便派王弘、上仪同、於士澄往江南采木。⑿也证明当时的江南有丰富的建造大船舰的木材原料。

3、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隋纪四》在记述“帝使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至流求国而还”之后又紧接着记曰：“初……上将有事四夷，大造兵器，(宇文)述荐(云)定兴可使监造，上从之。”可见隋征流求的兵器、船舰是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朱宽入海去流求之前就由云定兴开始监造了。其制造地点，历史文献虽没有明文记述，按常识应在战役进攻出发点附近。在义安郡出发征流求的万余东阳兵，其武器和铠甲等装备应从现浙江金华携行是无可非议的，而其攻流求最关键航程的粮秣、淡水和向导则必须在进攻出发地筹足也是军事常识。因此可推测当时的义安郡至少应有足够供应此次出征的军用粮仓，甚至有可供十万斤以上粮秣的大市场。

4、《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廿九·陈稜》云：“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知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陈稜率隋军出征之前，中国大陆尤其是闽、粤两地的商船就经常到过流求(台湾)，两岸贸易频繁。义安郡的商船队也经常去流求贸易。因此流求人才会把隋军的战船误认为是义安商船而丧失警惕，陈稜的战船队才能毫不费力地在现台湾的浊水溪入海口登陆。从这段记载也反证出当时义安郡商船已具备跨海峡的航海技术。

5、据《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东夷·流求国》记载：“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崘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明文道出陈稜的征流求隋军中有昆崘奴当翻译。这些昆崘奴不管是在东阳就已从军，还是到义安郡后才招募的，都是从义安泛海击流求的隋军中的人员。这一点可证明：现潮汕地区有昆崘奴踪迹不是始于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李德裕贬潮时驱昆崘奴鳄溪捞宝的记载，而是始于《隋书》所记的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征流求战役，时间应提早238年。

综合以上五点可以看出：隋代的义安郡虽然在籍才2066户，而且偏处粤东一隅，却是造船和航海技术先进，对外洋经贸兴旺之邦。清代最早编撰的《潮州府志》是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由知府吴颖领衔纂修的《顺治·潮州府志》。正是这一年的4月29日，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率数万大军在台湾禾寮登陆，构建隔海与清廷对峙的政治格局。清廷亦采用黄梧建议，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可以说，顺治版《潮州府志》编纂之年正是海禁严酷之时。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潮州知府吴颖是绝对不敢以自己的颈上人头和官帽去触犯大清皇朝绵密的文字狱文网的。因此顺治版《潮州府志》不记潮州曾为大陆经略台湾之始发地是可理解的。而顺治以后各种版本的《潮州府志》，连顺治版《潮州府志》把顺治十年是闰六月记为闰八月的谬误都不更正，便依样画葫芦照抄前史。故有清一代的潮州地方志，限于其编撰者的资料来源、治史水平和政治观点，对某一历史事件漏记可以说俯拾皆是，但后世研究历史的人绝不能因地方志缺如便否认曾有其事。

(1)、清代的《潮州府志》各版本均没有记载陈稜率隋军从义安郡出发征流求一事，而《隋书》和《资治通鉴》等国家级正史却多处记载了这一事件，说明历史上确有其事！隋炀帝大业六年(庚午)二月乙巳（公元610年3月13日，）无论何时，只要论及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就必然要提到历史上的这一天是中国军队从义安郡出发经略台湾之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功拓展海洋生存空间，挺进第一岛链的出发地，义安郡将永铭汗青！

(2)、隋代的义安郡虽然在籍才2066户，而且偏处粤东一隅，却己是造船和航海技术先进，对外洋经贸兴旺之邦，绝非蛮荒之区。

(3)、现潮汕地区有昆崘奴踪迹不是始于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李德裕贬潮时驱昆崘奴鳄溪捞宝的记载，而是始于《隋书》所记的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征流求战役，时间应提早238年。

有资料记述，连杰、赵轩、乔俊系南北朝末年异姓结义兄弟，隋初从军，是护国安民的三位勇士，累功至大将军。大业四年，隋炀帝遣虎贲郎将陈稜等，自义安郡（古揭阳地方）浮海击琉球。三位勇士也率军同往。征讨归来，三位勇士对隋炀帝好大喜功，连年征讨致民不聊生深感失望与不满，故战船在义安靠岸后，三人即挂印封金，归隐于界石地之三山处，以保一方百姓平安为己任，归化后被尊为巾山、明山、独山的守护神（三山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这些记述，是否真切，已很难考辨！但三位勇士的来历，在初唐名将、诗人陈元光的叙事题壁诗中，却是可以得到印证。

三山国王之大国王，姓连名杰字清化，二国王姓赵名轩字助政，三国王姓乔名俊字惠威。三人皆允文允武，南北朝时助杨坚完成帝业，被封为大将军。三人视荣华富贵非永久之福，隐退于巾山、明山、独山，后修成正果成为三山国王。

⑴、文见《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5第3259页。日期推算源于北京大学《象牙塔》《国史探微》网站的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⑵、唐·长孙无忌等撰的《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廿九·陈稜》。

⑶、唐·长孙无忌等撰的《隋书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流求国》。

⑷、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隋纪五》。

⑸、连横著《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

⑹、唐·长孙无忌等撰的《隋书卷廿四·志第十九·食货》。

⑺、 唐·长孙无忌等撰的《隋书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

⑻、唐·长孙无忌等撰的《隋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