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他们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这些思想对启发和提高工人觉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还不明确的愿望。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

16世纪、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

他们甚至进行了社会实验，1824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而欧文也因此破产。

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给人启示是，资产阶级不会自动的退出历史的舞台，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制度，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实现。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

为法国大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启蒙学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

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统治。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

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

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

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夏尔·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

经济思想史上，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出现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批判家。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也是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相对立的，例如马布利就是重农学派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60页）。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空想共产主义则是同时代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对立物。

空想社会主义者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大多认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摩莱里等人试图论证原始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必然性。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圣西门认为，奴隶制度减少了对战俘的杀害，促进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有利的影响。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社会制度相比较，中世纪形成的神学和封建体系更大地向前推进了人类文明。

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莫尔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痛斥了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指出这是羊吃人。圣西门把无政府状态经济自由必然导致这一状态。傅立叶认为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阶级之间纷争的根源。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剥削关系，工人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收租者、食利者以及达官显贵工资制度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问题都作了不少揣测和设想，其中有许多积极因素。

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从现存社会进入未来理想社会，要经过过渡时期。傅立叶认为，从分散生产的文明制度到复杂协作的和谐制度，中间必须经过两个过渡时期：半协作的保障制度和简单协作的协作制度。欧文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公社制度，必须经过一个社会改造过程。

在过渡时期要解决两大经济任务：①根据合作原则组织生产；②根据劳动公平交换原则组织市场。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卡贝认为，在私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必须经过一个长达几十年以至一百年的过渡性制度，其任务是：对富人的财产所有制进行和平的社会改造；培养穷人管理共产主义社会的习惯和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

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公共占有；另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摩莱里、欧文等则理解为除日常生活品以外的财产的公共占有，实际上是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少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明显表现。

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思想。圣西门主张，在实业制度下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彻底根除无政府状态。

文化生活的需要。空想社会主义者确信，他们的理想社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使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由于生产目的是直接满足需要，所以丰裕不会造成危机和贫困。空想社会主义者重视未来社会的生产合理化。圣西门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寻找自己所需的东西，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国家可能为自己规定唯一合理的目的,就是用最小的管理费生产更多的东西。

对未来社会消费品的分配,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莫尔等人提出了按照需要分配消费品的原则。巴贝夫等人囿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小生产者的思想，把平均分配工效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思想相一致的。欧文认为，在过渡时期内，消费品应当按照劳动分配，而在公社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下应按照需要分配。

关于未来社会的交换，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不同设想。就社会成员交换自己的活动这个意义而言，他们设计的未来社会普遍存在交换。就商品交换这个意义而言，他们的方案则有很大的区别。莫尔和傅立叶的方案是两个不同的典型。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复存在，由于没有商品生产，货币也就随之废除，人们都把金银视为贱品。在傅立叶的法朗吉中，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傅立叶认为，协作制度下的商品交换将十分活跃，商品流通量将比文明制度下成百倍地增长。

在消费问题上，16世纪～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都带有不同的禁欲主义色彩，有的甚至公开鼓吹戒绝一切享受的、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到了19世纪初期，禁欲主义已经失去得以存在的条件，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禁欲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高度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了富有吸引力的宏伟想象。

从莫尔开始,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注意到解决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全面发展的人。

空想社会主义者设计的理想社会，不是闭关自守的社会，而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联系。在他们的新世界和资本主义旧世界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新世界要通过多种途径从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为此，居民注意学习外语和有关外国的各种知识，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情况，不能让旧世界的旧风尚败坏新世界的新风尚。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把城市建设和经济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改造角度，给整个欧洲的现代运动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力。并且这种理论主张城市规模不能够过大了，要接近农村，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城乡的结合。并且有可能缓解城市中各种矛盾。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设想重视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建立了各种公共设施。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始于人们从社会改革角度对解决城市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19世纪上半叶，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莫尔等人之后提出种种设想，把改良住房、改进城市规划作为医治城市社会病症的措施之一。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理论颇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霍华德倡导“田园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区域原则，倡导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相结合的学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规划实践——城市和郊区设计艺术概念》一书，总结城市发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规划实践经验，可视为建筑师对城市规划领域的开拓。随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以及社会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投入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

在19世纪，影响最广的城市规划实践是法国官吏奥斯曼1853年开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规划。尽管巴黎的改建，有镇压城市人民起义和炫耀当权者威严权势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规划将道路、住房、市政建设、土地经营等作了全面的安排，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响所及，科隆和维也纳等城市也纷纷效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建设实践：英国一些先进工业家在建设工厂的同时，建设新的工人镇。例如1851年工业家萨尔特建设了萨泰尔工人镇，1887年利威尔建设了日光港工人镇，形成所谓“企业城镇”。这些实践无疑促进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的形成。城市规划仍是采取上面所说的旧城改建和新城建设两种基本形式。19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已逐渐形成以公共投资改进市政建设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在德国有城镇发展规划工作的传统，也有雏形的分区制规划方法。这些都为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用经验。

制定城市建设法规最初的目的是维持整齐、清洁、安定的城市环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国1848年制定《公共卫生法》，其中规定了住宅的卫生标准，1906年颁布《住宅与城市规划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国纽约1916年颁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区区划法规，后来在1961年为适应新情况，修改成为区划决议。实践证明，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有相应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城市建设法规可以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质量。

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

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而且，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出现，真理正是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在《日内瓦书信》中，圣西门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

圣西门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虽然，对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已经明白地表达出，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思想，即废除国家的思想。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

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傅立叶的著作中包含着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

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傅立叶熟练地掌握辩证法。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他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当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这时有一个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他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小时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

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新道德世界书》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表达了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由于“和谐大厦”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他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