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学者于1493年用汉文写了《乐学规范》一书，其后一百多年，朱载堉在其所著《乐学新说》（1603年）中亦采用了此词。《乐学规范》论及朝鲜的律吕、宫调、典礼音乐、祭祀音乐和乡乐、唐乐中的乐舞及其所用的乐器、器物、服饰等。《乐学新说》论及我国乐律、乐调、乐谱、乐声、乐舞、乐章、乐器、乐官、乐师、乐事等。这两本书所论，当是古代“乐学”的意指所在。自萧友梅1927年出版《普通乐学》一书之后，不少音乐家便把“乐学”的内容和西洋的“音乐基本理论”等同起来，如应尚能的《乐学纲要》（1935年）和郑志的《越学大纲》（1936年）等。我国古代的“乐学”固然包括音乐常识和技术理论层面的内容，但无视历代先贤对于音乐所作的大量的宏观论述，认为乐学仅仅“基本上略同于现代的‘基本乐理’”，这类中国音乐界流行的看法，既不符合我国传统乐学的观念，也不符合已有一个多世纪发展历史的世界音乐学学术潮流。中华民族的子孙应当继承先贤的优秀传统，顺应世界音乐学学术潮流，不拘泥于失之偏颇的陈见，把音乐的宏观理论视为“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