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26 20:59
《乡场上》是何士光创作的短篇小说，首发于1980年8月号《人民文学》。
梨花屯乡场上发生了一场纠纷，而这场纠纷原是寻常到极点的一场吵架。只因冯幺爸当时在场，被当作见证人，这给他出了难题。他既惹不起诬赖好人的罗二娘，也不肯昧着良心冤枉穷教书的任老大家。面对罗二娘及其后台曹支书的步步紧逼，他开始是嬉皮笑脸，想两不得罪，继而怯懦慌张，汗流满面，后来，他干脆不开口，在一处房檐下蹲下来，抱着双手，闷着，眼光直愣愣。罗二娘骂他，曹支书仍在敲边鼓。冯幺爸终于站起来，先吞吞吐吐说过去自己穷得无法，丢尽了人；又说去年多分了好多粮，吃的不成问题；继而理直气壮地声明不再依靠曹支书的返销粮和罗家卖的肉；最后，他干脆利落地把罗家娃儿捡了任家娃儿的东西不还，还骂人，任家娃儿根本没动手的事实说了一个一清二楚。罗二娘威胁冯幺爸，他高声大气地说只要国家政策不三天两头地变，不再跟庄稼人过不去，他有的是力气，什么也不怕。
在黔北山区当中学老师的何士光为与妻子的娘家住在一起，于1970年迁到离县城七十多里一条叫琊川的小镇上。他的妻子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因此何士光有许多农民亲戚。何士光和他们一起过着穷苦和屈辱的日子。由于所谓“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与山区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不适应，还催残着生产力，农民们摊派负担重，辛苦劳作却不能养活自己。在乡场（农村集镇或集市）上也有泾渭分明的等级差别，穷苦的庄稼汉地位低人一等，而公社或大队领导以及各种营业员自不必说，连一般非农业户口的乡场居民也可以傲视庄稼人。令何士光困惑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和营业员的平等程度还相去无几，过了十几年却变得等级森严。在闲聊时，他和农民亲友们都盼着有一天庄稼汉能得到尊重，实现按劳分配，但也知道在当时的集体生产体制下这一切都不过是梦想。然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人们还是害怕政策会改变。另外，也有一些干部对庄稼人扬眉吐气耿耿于怀。于是，何士光决定用小说的形式把生产关系的改革如何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如何促进了人的面貌的改变，据实写出来，因为知道的人越多，人们才能义无反顾地在解放生产力的光明大道上奔跑。《乡场上》遂应运而生。
冯幺爸
本性善良，却是个出了名的醉鬼，一个破了产的、顶没有价值的庄稼人，在乡场上不值一提。他家有大小六个娃儿，但他无心做活路，因为收的粮食又少，摊派又重，又因为好喝一口，于是就走上缠着要回销粮、厚着脸皮找人接济、帮人跑腿这样一条末路，丧失了作为一个勤劳诚实农民的尊严感。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在经济上获得自主权的他也开始恢复人的尊严。
罗二娘
她的男人是食品购销店的会计、卖肉的，这让她仿佛成了乡场上的“贵妇人”，横行无忌，盛气凌人，作威作福，嘴快心狠，不屑于装腔作势，处处争胜要强，随时都在蔑视别人，又从不实地掂掂自己有多少分量。她可以动辄整治人，因为谁得罪了她一家就是得罪了梨花屯整个上层。
曹福贵
大队支书，掌握着发放回销粮的大权。开口“向人民负责”，闭口“实事求是”，却一肚子鬼名堂。在处罗、任两家纠纷时，他看似公正，实则偏袒罗二娘，同时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断向冯幺爸施压、威胁。
任老大的女人
民办教师的妻子，在乡场上从来都做不起人。她一身衣裳补缀不尽，一张脸惟悴得只剩下一个尖尖的下巴，大眼睛黯淡无光。面对罗二娘的喝骂，她不敢辩驳，只敢怯生生求冯幺爸说句公道话。
小说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四化时期农村新的变革中人们新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境界，写出了因为社会的变革而产生的人们的精神的变化。揭露了“四人帮”浩劫后农村的种种弊症，而且有力地歌颂了社会的进步，歌颂了农民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觉醒。
小小的梨花屯乡场，好像是由罗二娘、商店老陈、宋书记、曹支书等各执一股的人合股经营的，得罪了一尊神，也就是对所有神明不敬，得罪了姓罗的一家，也就得罪了梨花屯整个上层。紧紧钳住冯幺爸的口，使他不能仗义执言的，就是这样一个想离开却无法离开的乡土现实环境。作者不但对乡场上的社会关系作了大胆的透视，而且通过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描写指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打着“党的旗号”而实际上在败坏中国共产党、腐蚀党的干部、毒化社会风气的封建主义关系在有些地方依然在精神上压迫着、威慑着农民们。
冯幺爸之所以最后能勇敢地吼出多年积压于胸中的愤懑，说出事情的真相，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变化给了他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制度上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有相应的变化。像幺爸由无声到怒吼，前后精神状况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从过去依附别人、低三下四，到自力更生，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转变给冯幺爸的生活注入了信心，让他看到希望，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所以，要提高人的价值观念，要积极克服人的异化现象，让人性复归，根本途径在于改变人们不合理的经济地位。同时，如果不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对领导体制进行切实的改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人民也无法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恢复人的价值，保持人的尊严。
艺术构思
在艺术构思上，作者采用悬念、伏线等艺术手段，把平常的故事、简单的情节安排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小说一开头，主人公冯幺爸出场，他是一个嬉皮笑脸、逗得围观人群哄然大笑的角色。这引起读者的好奇与悬念，即冯是否是个好见证，他到底会如何作证。人物性格逐步推动情节发展，而情节发展又逐步深入展示人物性格。在接下来的情节中，作者向读者展示了冯幺爸之前的滑稽是装出来的，他有他的难处，面对罗二娘的威逼，他从“艰难地笑着”到“真慌张”了，直到蹲下身、低着头、不开口。作者没直接展示冯幺爸的这些举动对应的心理活动，而是引导读者设身处地进行推想，为故事后来的转折创造条件，又更深入地揭示冯幺爸“万般为难”的主客观原因。通过作者对冯幺爸以往没出息的社会原因的剖析，读者意识到冯不敢说真话不是他个人没有勇气，而是社会条件不允许他说真话。读者自会担心他会不会言不由衷坑害任老大一家。这样，作者不但一开冶就造成了悬念，而在故事的发展中让悬念长时间悬而不解，越来越强烈，加强了作品的吸引力。
作者把冯幺爸的心理活动分成两次写，在作品前半部分，通过围观者的推测写出他性格的一面，代表他过去的一面；作品的后半部分以冯幺爸自己的口写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是他现在性格的主导方面。两者交织在一起，但又层次分明。而结尾处“大家又一一想起来”，修正了小说开头对冯幺爸的评价，开头那个评价是片面的。这个“片面”埋下了一条明的伏线，它为冯幺爸后来“说不起真话”的一系列举动做了注脚，同时诱导读者越来越怀疑冯幺爸敢说真话，最后“情理之中”的结果便大大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在明的伏线之外，还有一条暗的伏线：开头冯幺爸曾提到自己在犁田，是责任田。这句不引人注意的话，直到小说结局，读者才会体会到它的用意。
语言特点
在语言方面，小说运用了白描手法，抓住人物细微的表情、语言、动作进行刻画，使其形神毕肖。冯幺爸开始笑着调侃到故作镇静地搪塞，继而罔顾左右而言它，接着有些慌，想笑也笑不出来，再后来在房檐下蹲下来，抱着手闷着，接着一声不响拖着步子走回来，最终脚一跺，红着眼睛向曹支书、罗二娘怒吼。用一系列的语言、表情、动作呈现他内心矛盾及心理变化。
小说还运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凸现人物形象。例如，罗二娘听到任老大女人的辩解时说“没有！——没有把人打够是不是？”表明她对任家强烈不满，咄咄逼人。又宣称“我罗家的娃儿，在这街上就抬不起头？”嚣张的嘴脸跃然纸上，而“你啊，你差得远……”充分表达了她对任老大一家的蔑视。
此外，小说语言具有浓郁的贵州农村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如“慢说只是要他打一回圆场，就是要他去咬人，也不过是几斤骨头的生意。——安排一个娃儿进工厂，不也才半条猪的买卖”“哪一个脑壳大就站出来说，就不要怪我罗二娘不认人啦”中的“慢说”、“娃儿”、“脑壳大”等都是富有地方色彩的贵州方言词语。而“一条街上住着，吵哪样哟”、“这咋得了”等则是贵州地区所独有的句式。
《乡场上》发表当年即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转载。1981年，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其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出版，由胡振宇作画，胡廷楣改编。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曾镇南：小说极其敏锐地捕捉到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在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造成的转机，在深刻揭示“四人帮”造成中国农民生活悲剧的同时，以爱抚的笔意，歌颂了农村中“阳光透射灰雾，正在一刻刻改变模样”的新生活的欢乐和美。……小说不但以现实主义的生动细节、人物描写，使读者觉得真实可信，而且，它以其对新与旧、明与暗交织、转机纷呈的现实生活的深刻概括，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经受得住读者对社会生活的科学的分析的印证。
贵州贵阳人。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历任琊川中学教师，贵州省作协专业作家、副主席、主席，《山花》杂志主编，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委员，贵州省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六届全委会委员。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似水流年》，散文集《在神秘的茅台》、《雨霖》、《何士光散文选》、《烦恼与菩提》，中篇小说集《草青青》，中短篇小说集《蒿里行》、《相爱在明天》、《梨花屯客店一夜》，短篇小说集《故乡事》，长篇纪实文学《如是我闻》等。作品分别获1980年、1982年、1985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年优秀中篇小说奖，1981年《雨花》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