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劫难，使得先秦活跃的学术论坛突然沉寂，百家争鸣之景再无出现，千年默然。此次焚书开帝王专制之先，比之其它祸端，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扼杀是致命的。

吕雉统治期间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废除挟书律，下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吕后本纪》中对她的评价是“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给予吕后施政极大的肯定。建有兰台、石室等官方藏书机构。虽有汉武帝时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于书籍的编撰、征集却很有力。不但有官方的司马迁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还有班固著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民间也有不少藏书爱好者，藏书之风乃兴。据说西汉所收藏之书有一万三千余卷之多，经两次大难尚能余此数量，这在当时竹简时代相当难得。

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触发了汉末农民大起义。在位十余年，战乱不断，刘秀崛起与之展开争权战争。后刘秀为平定四处叛军，引发大小许多战争，其中毁坏书籍不计其数。这还不算，公元24年，赤眉军与更始军互攻于长安，宫室被焚，“礼、乐分崩，典文残落。”《文献通考》说：“王莽之乱，焚烧无遗。”西汉藏书上百年的辛苦经营，在王莽大乱中消灭殆尽。

东汉时期不但布帛在书籍中大量使用，更有蔡伦造纸引起书籍史上的革命。书籍变得轻薄，藏书者成本降低，好此道者更多，藏书数量逐渐增加，超过西汉时期。

然而在东汉末年，董卓专权，天下诸侯共伐之。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避锋锐，使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并放火将洛阳城烧成一片废墟。“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图书损毁无数。

三国时魏国受曹操等爱书的影响，对图书收藏很重视。政府典藏又开始丰富起来。至晋统一全国后，建秘阁以藏书，所藏已近三万卷。但不久，司马氏王族宗室操戈，内部兵乱，史称八王之乱，祸延十六年，战争不止，秘阁藏书受到严重破坏。从此晋国势力渐微，地方势力与少数民族势力长年争斗不休。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刘曜破洛阳，晋怀帝成为阶下囚，此一役图书损毁非常惨重，被称为“永嘉之祸”，所遗书籍十去其九。东晋迁都后，点检图书只余三千卷。

东晋至南朝，虽南迁而战火不断。晋怀帝时已有一批书籍南迁，经多年经营始有所得。南朝初年谢灵运造《四部目录》，著录有图书近六万五千卷。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灭齐建梁，“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毁”，书籍再遭劫难。

梁元帝继位后，非常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他可以被称为我国历史上最酷爱书籍的帝王之一。公元549年，侯景作乱，率兵逼宫，烧“东宫图籍数百厨”。梁元帝平乱后非常痛心，为再避祸乱，将文德殿藏书等运至江陵，并广收图书以藏，所藏之书最多时达到十四万卷，真可谓前无古人，藏书之冠。然后他醉心图书，疏懒政事。五年后，西魏攻城，元帝竟然“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14万卷”，其中包括文德殿所藏，然后出城投降，他说“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书有何罪，读书若此，愚不可及。城破后，魏军于残墟之中捡理图书，仅余四千余卷。江陵之焚，比之于前，尤为可叹，是书史上一次极大的灾难，让人惋惜不止。

痛心的历史还在延续。公元581年，隋文帝代周，接收周朝图书一万五千卷。八年后再灭南陈，天下一统。此时官员牛弘痛陈古人书史五厄，建议政府重新收集图书，以文治理天下。于是文帝以优厚的条件四下征集，书库始盈。至隋炀帝即位，在藏书一项，比其父尤甚。为防不测，炀帝命所藏书目多录副本，多者达五十个副本。于是隋朝藏书达到极盛，据载有三十七万卷之多，为历代之最。后因隋末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炀帝前往江都。两年后，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攻入宫中，弑逆炀帝，焚烧宫室，所藏之书毁于一旦。因炀帝善抄副本，故洛阳尚余八万余卷。

628年，李世民攻入洛阳，见如此多的图书，如获至宝，命将所获图书船载运往长安。谁曾想途中书船竟然触礁沉没，图书“皆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甚为可惜。

唐朝其藏书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所获颇丰。玄宗尤好藏书，命人多录副本，以防不测，在长安与洛阳两京各藏一套，“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并有防火、防蠹、防霉等专项制度，设崇文馆等以官藏。

唐代在印刷业方面，除了手抄外已出现雕版印刷，这使得书籍数量大大增加。重建后的唐代政府书库有八万余卷，可算是弥补了前朝的部分损失。

然而在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史思明再起，史称“安史之乱”。安禄山攻陷两京，玄宗逃亡四川。两京所藏图书“亡散殆尽”，“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图书再次遭受浩劫。

书史真可谓是“聚而散，散而聚”。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政府再次重新修补书库。代宗时，以千钱购书一卷，并设立拾遗史到江南寻访图书。文宗时，“搜访遗文，日令添写”。经过多年征集，政府聚书又达五万余卷。

然而好景不长，875年黄巢起义，881年攻陷长安建立大齐。兵火之中，“内库烧为锦绣灰。” 《旧唐书经籍志》载：“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但也有说法认为，史书记载黄巢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闾里晏然”，抢掠焚烧之事多为唐兵趁乱内哄所为。不管怎样，这一次官府聚书又空忙一场。

唐后进入五代十国，官藏图书也屡有劫难。后唐定州节度使王都曾得后梁遗书三万卷，后王都反叛，被后唐军击溃，他焚烧府库，所有藏书化为灰烬。后晋石敬瑭，为契丹所灭，大批文物图书被抢掠一空。

五代十国时，雕版印刷技术已经普及，图书数量很是可观，但却屡遭焚毁。据说南唐李后主虽然酷爱读书，但也曾仿梁元帝焚毁过书籍。然而宋时陆游认为其焚毁多为碑帖书画，古籍还是得以保存的。 中国历史至唐前的劫难对书籍有毁灭性打击，至使后人难见唐前书籍珍品。

宋朝统一全国后，非常重视文化建设。自太祖下诏征募遗书开始，历代皇帝对收藏图书都十分鼓励。宋朝建有秘书省，设崇文院三馆一阁，对图书倾力搜集，凡献书者待遇优厚。因此民间献书踊跃，经历代所得也有七万余卷，但较之隋唐相差仍远。好在宋时雕版业已十分发达，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印刷业如虎添翼，加之文化发展空前，文人名士极多，当朝著述颇为丰富，刊刻新书甚多，官方皆藏于秘阁之内。因此宋朝新书的发展足以弥补所藏旧书之不足。

然后祸事终还是来临。北宋末年(1126年)，金军入侵，攻陷汴京，“即取秘书录”，将书录拿走。次年，金人攻临开封，迫宋钦宗为人质，凭录索取北宋全部藏书及印版。两个月后，宋援军云集京师，金军仓皇北还，“秘阁图书，狼藉泥中……书史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此所谓靖康之乱，宋人视为大耻，在我国书史上也是一次大难。

宋高宗赵构为避金兵，迁都临安（杭州），建南宋，国土沦陷大部。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对重建藏书之事未曾放下。不但民间征集，政府也组织重刻，还有大量新著新刻图书，如重刻《大藏经》等巨作。南宋虽然未到百年，馆阁藏书白手起家，但所藏之书从数量上已与北宋相若甚至超出，大多是拜新刻所赐。 观之两宋，重文轻武，虽积弱多年，但文化之风未减反盛，于藏书业可见一斑。各项科技、艺术中，宋朝都有独特建树，尤以印刷业为一顶峰。民间私藏私印也十分发达，宋刻版书，质量甚佳，版面精良，字体规范，校对得当，为古籍中的珍品。

可惜南北两宋时崇文院都曾失火，烧毁不少图书。1276年，蒙古军攻陷临安，后建立元朝。战火中，南宋图书损毁甚巨，此又是书史一劫。 早在北宋时，金人不但也建馆收藏所掠的北宋图书，还征集民间图书，因此金人所藏之书也颇丰富。元人灭金后，图书虽有损毁，但余者皆归元人所有。自此，两宋图书为元人所承。好在元人也重视刊刻新书，因信佛教，更重视经藏的刊刻，并修宋、辽、金史，为古籍业复苏奠定了基础，使得今人还能窥到宋版全貌，当为书史一幸事。

明朝灭元朝后，对元所藏书籍保存完好，全部接收，这算是书史上的又一幸事。元明两代可谓中国历史上保护书籍的典范，以明尤甚。 因对元人的排斥，一些明人不愿接受元朝的东西，甚至连元人刻印用的字体都加以摒弃，要恢复宋时古风，因此重新刊刻了不少书籍。明朝很重视收集历代古书，建文渊阁以藏。明代官刻、私刻十分发达，是我国印刷史的鼎盛时期，定下许多印刷规范，并有旷世巨作《永乐大典》问世。其时修文养武，官民皆好藏书，士大夫以藏书为荣，出现了胡应麟、范钦、毛晋等一批著名的专业藏书与印书家，将天一阁、汲古阁等著名藏书楼载入史册。明朝官藏图书近百万卷，民间也非常多，算是一朝盛世。

可惜的是，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进城后烧杀抢掠，认为图书是无用之物，焚毁损弃严重。可怜明时书库充盈，竟为无知闯王所毁，实为书史上一大劫难。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被毁...八国联军入侵，翰林院被焚，「永乐大典」毁失殆尽......

清人入关后倒不像闯王那样无知。为加强统治，清人很重视汉人的古籍，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担任要职，以便收集和整理汉人图书，其中便有明末清初大学者，东林党领袖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明时因东林党祸被革职，后两次起用，官至礼部尚书。清入关后，授礼部右侍郎，不久告老归乡，卒于康熙三年。钱牧斋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诗文俱佳，爱书成癖。因其两朝高官的地位，更有能力收集到各种图书古籍，他不但不惜重金地收书，而且对版本、出处以及校雠都有很高造诣。晚年将藏书置于“绛云楼”，所藏之书有七十三个书柜，达数万卷之多，历无数劫难尚能集得如此多的古籍，真是难能可贵。其中有许多是宋刻孤本秘册，弥足珍贵。相传钱与名妓柳如是成亲后，因柳也爱读书，所以辟绛云楼为柳的书房，常共赏书于此。

钱牧斋晚年时，因小孙女玩耍不慎，将烛火引燃，整座绛云楼连同数万卷古籍都被烧毁，令钱痛心疾首。后虽再倾力征集，有所成就，终不能有昔日辉煌，实为书史上一大憾事。钱去世时将其所藏都赠予了族孙钱曾，钱曾也因此成为著名的藏书家。

清朝统治后，因担心夺政权于明，汉人不服，所以一方面加强汉学研究，力求以汉治汉，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以巩固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却大兴文字狱，禁止各种不利于政府的言论，有敢犯者，以酷律严惩。乾隆年尤甚，书籍首当其冲。乾隆好读书，深感书中各种异己不利思想有碍政权稳固，会成为各种反清复明势力的思想源头。于是清政府通过排查和翻检各种图书，对有不利于清者尽皆销毁，作者常被抄斩满门。有人只因模棱两可的诗句便会获罪，其政之严酷为史上少有。为求销毁彻底并稳定民心，政府开始以修撰《四库全书》为名鼓励民间献书，此套巨著号称集古今之大成，想达到“天下之书莫出于此”的思想禁锢的目的，明着为藏书修书，实则也在大量地禁书毁书。有献书者常获罪，让文人藏家进退两难。全书修成后，分录副本七部，在各地建文渊阁等分藏以防不测。

清时是文字狱与禁毁书籍最惨烈的时期，前后数十年，祸及几代人，连我国文学奇葩《红楼梦》都在被禁之列。其时人人自危，文人多用曲笔，不敢谈国事，政府借此鼓励文人少谈事多修书，修政稳民，扼杀言论。通过收缴和禁毁，所毁之书有据可查者数十万计，余者不可胜数，对古籍是史上最严重的破坏。致使清之后，宋刻本成为极为稀有之物。思想的扼制，加之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社会虽有三代之盛，但终在列强环伺的世界之林，走向衰落。

满清后期，内忧外患。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政府软弱无能，外不能御敌，内不能修政，致使积年民怨沸腾。1851年，洪秀全起义，建太平天国，随后势力急增，席卷全国。太平军攻城掠地，声势浩大，所过之处多有抢掠，劫富济贫，祸及各地的藏书家。因藏书者必有些产业，遂均成为被抢掠的对象。战火所焚烧，兵家所掠毁不计其数，江浙一带藏家所祸尤甚，历史悠久的天一阁、汲古阁等著名书楼均未幸免。地方所藏之《四库全书》也多有损毁，堪称一大书厄。

然书祸远不止此，所谓国弱祸事多。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抢掠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因园子太大，实在盗抢不走的便放火烧之，以掩盖其罪行。大火连烧三天，园中所藏古籍当然不能幸免。不但焚毁了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而且还抢掠了《永乐大典》。光绪末年，惨剧再次上演，八国联军再烧圆明园，所余建筑也尽为焚毁，使这世界上最庞大的园林荡然无存，所剩皆瓦砾，见者无不悲愤，实为中华大耻，含辱百年。

清末时清朝势微，回天无力，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建立中华民国，中国千年封建制度被彻底推翻。民国时虽政府有志要整缉图书，但因各派势力争斗，军阀混战多年，社会混乱不堪，因此古籍缮本大多散佚于民间，有的流失在海外。民国时相继建各省图书馆以藏书，并收集民间书籍，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图书馆，收藏有数百万册，大多为新印图书，官方所藏才算小有所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战我东北三省，扶伪满州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炮轰上海，著名的上海东方图书馆被毁于一旦，所藏数十万册图书皆遭于难。1937年日寇攻入南京，进行烧杀抢掠，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战火所延，各地书籍文物等均遭大难，或抢掠于日人或焚毁于战火。日人在华期间抢掠了无数中华国宝，罪行累累，罄简难书。到如今许多珍贵资料的查阅，居然要去日本才行，怎不令人扼腕。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开始着手征集和编理图书。然不久文革动乱，十年浩劫。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随即展开，许多书籍被批为毒草，在禁毁之列，时过境迁，自有后人评判，然所毁之书籍珍本，却再难以完全。

1.散佚之书

指某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流传过，后只有个别篇章字句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文献转引而保存下来。

2.散佚之篇

如《诗经》是一部汇集上古至春秋时代的诗歌谣谚的作品总集，然后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诗未见于《诗经》的亦复不少，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逸诗”。对此现象，古人曾提出两种解释，一是说这些诗是在“采诗”过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说这些诗是由整理《诗经》的人删除的。

3.脱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传世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献征引却不见于其传本的文句。如司马迁的《史记》据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见亦为130篇，似为完书，事实上此书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有“十篇缺，有录无书”，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后来又有人补撰而成的。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元张灯”条曾经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之文为今本所无。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经问对》、《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史记》之文与传本相较，得《史记佚文》一卷，皆传本《史记》所无。上举诸例，《史记》、《诗经》都是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1.书厄说

“书厄说”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记载牛弘向隋文帝上书，把秦始皇下令焚书、王莽末年兵乱焚毁、董卓时吏民哄抢、五胡乱华之际文物荡然、梁灭亡时萧绎焚书等五件历史上重大的书籍毁灭事件称为“书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又补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灾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及皆毁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历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当然，书籍的劫难不止于战乱水火，还有很多人为的禁绝。如王安石主政时曾将自己写定的《诗义》、《书义》、《周礼义》送国子监镂版，颁行天下学官，学者争相传习，可谓盛极一时；后变法失败，新学遭禁，王著三经义及《字说》均被废弃，明代后期皆以亡佚。这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如元朝禁毁道家子书、义理、史料记载等，又如清朝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诋毁少数民族的书籍一律销毁。孙殿起根据《禁书目录》、《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考察，发现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e。这是“因言废书”。

2.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主要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绢帛，竹简笨重，每片所载字数有限，而且书写前必须经过裁断、剖削、“汗青”、“杀青”等多道工序，费时费力。绢帛轻便，但价格昂贵，直到丝织业高度发达的汉代，一匹绢尚值六百余钱，相当于六石米的价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献传播的早期，单位文献传抄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其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散失的风险也就更大。

而且在书籍主要以传抄形式流传的时代，卷帙浩繁的书流传极不容易。如三国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原书，只有节抄本存世，至隋朝时节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齐《四部要览》1000卷、梁《华林通略》700卷、北齐《修文殿御览》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头过大传抄不易，早已不存于世。

3.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是有所选择的，质量好的流传日广，其他的流传日微，逐渐被淘汰成为佚书，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后，书籍的传播手段固然先进了很多，但是书籍的质量仍然影响到书籍的流传。

4.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献观念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为某些稀有文献资料保存副本，甚至于把图书视为奇货、古董，不肯借人浏览，更不用说允许别人录副了，如近代出土的道家文献都被古人当成了陪葬品。有时因为一些政治上的考虑而限制文献的散布。官文书是了解一代社会政治现实最直接的史料，但它们历来不向社会流通，深藏宫中或官府，世为秘籍。这样的文献遇到天灾人祸，最易亡佚。自汉至宋的历朝实录，命运莫不如此。又如明代所修的《永乐大典》22877卷，征引上古至明初各类图书文献七八千种，其中有许多是今已无传本的宋元以前旧籍。此书编成后只抄录了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

非常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如秦始皇焚书，主要是针对儒家经典、百家之书和各国史书，而兵书、农书、医书等生活、技术之书并不在焚毁之列。但由于儒家经典有利于政治教化，史书也对当代统治者有借鉴作用，因此这些被列入焚书之列的典籍后来又大量出现流传，相反不在焚书之列，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农书、医书几乎全部失传，成为佚书。马端临说：“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休；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由此可见古人观念如此，竟至于对这些书的亡佚毫无痛惜之情。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一般都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①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筮…法令”之类。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

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①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②。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③。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⑤。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⑥。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⑦”《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据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的统计，《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至西汉的典籍 614 家，12990 篇，至今存世的连同残缺疑伪的在内也不过 90 余家，7分之 1 稍强。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著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著录之。

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①。《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

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互相争鸣，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