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皇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

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经》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托古作品。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

德政

一是圣王谱系。《尚书》中建构了以“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代表的“二帝三王”的圣王谱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时间维度的建构。尧帝登基后，分命羲氏与和氏从东西南北不同方位观象记时；舜帝继位后，从中央王朝出发，“五载一巡守”，考察诸侯政绩；大禹治理九州，按距离远近划分“五服”，确立了中央政府与边地民族的政治地缘关系，集体完成了圣王治世在空间维度的建构。

二是君圣臣贤。君王要认清自己的政治责任，以德治国、勤勉政事，才能配享天命。周公以勤劳自励，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他极为重视统治者勤政的品德，认为商纣亡国的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缺乏勤劳品德，《洛诰》篇中指出：“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尚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国家治理的史实表明：有德之君必有有德之臣辅佐。“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君臣之间相知相助、团结和谐、共商政事、勤政爱民，君臣共治的稳定政治结构和良性互动带来了政治安定与社会安宁，最终成就圣王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追慕与效仿的君圣臣贤治政典范。

三是克己慎行。良好的道德修养不仅来自学习和体悟，更来自实践的锤炼和考验。统治者需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提升修养，《洪范》篇反复强调君王要“无偏无陂”“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谆谆告诫君王治国的行为要中规中矩，不做失德之事，要以身作则、克己慎行，做到讲诚信、节用度、尊农时、薄税赋，绥靖惠民，达到理想化的行为模式和人格模式，实现“内圣”之德到“外王”之功的转化，这样才能“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同时要做好考核。《尧典》记载，舜帝提出了“三载考绩”的官吏考核制度，当百官任命后，舜帝告诫他们各敬其职，政绩三年一考，经过三次考绩“黜陟幽明”，罢免庸官，提拔循吏。对于被考核的官员要“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发挥职业晋升激励、物质激励和心理激励的作用，激发“有猷有为有守”的官员更加主动作为，官员的考核评价对于国家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意义重大。

法律

明刑弼教的思想最早记录在《尚书》中，它最早由上古圣帝大舜在同臣子皋陶谈话时提出。《尚 书·大禹谟》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五教，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之教化。五 刑，指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刑罚。弼，辅助。明刑弼教，指严明五种刑罚，轻重出入，一一精当不差， 从而使臣民都畏刑远罪，辅助五伦教化的进行，终达化行俗美之治。

根据《尚书》的记载，早在大舜摄位时，我国就有了公开刑律的法律实践。《尚书·舜典》云：“象 以典刑”。南宋思想家蔡沈解释道：“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5]蔡沈的 老师朱熹在回答学生“‘象以典刑’，如何为象？”这一问题时，更为明确地指出：“象，如‘悬象魏’之 ‘象’。或画为五刑之状，亦可。……‘象以典刑’，谓正法，盖画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 刑之常法也”。

《尚书·舜典》记录了大舜制定了典刑后，他担忧百官执行刑法滥失，不得中正，故而敕令天下百官： “钦哉！钦哉！唯刑之恤哉”。“钦”训为“敬”（谨慎），“恤”训为“忧”（忧念）。全句意为：“谨慎啊，谨慎， 使用刑法一定要谨慎”。可见，大舜之所谓“恤刑”即后世所讲的“慎刑”与“慎罚”，亦即不乱罚无罪，不 乱杀无辜。

天命

天命观是《尚书》思想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天命观影响统治者的行为与统治观念。书中大部分篇目体现出统治者对天的敬畏之心，也多次提到统治者即位是上天赐予的使命，每一位贤明的君主希望自己美好的德行能使天帝感应到，从而获得长久的统治。又如书中记载夏桀、商纣一类的昏君自视为天命的直接执行者，而一味滥用权力、不得民心，使自己国家灭亡，被认为是其不敬畏天命而带来的惩罚。可见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天”是至高无上、无法撼动的存在。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文体。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流畅。

首先，就专书文体而言，《尚书》呈现记言的特征，但作为记言文献，《尚书》也存在记事的篇章。早期记言文献记言与记事并存乃是常态；其次，从《尚书》的篇章文体来看，大致有对话体、事语体，以及单纯记事篇章，这也是早期记言文献的常态；再次，《尚书》文体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篇名上，典、谟、训、诰、誓、命反复出现，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均属于仪式文献，各自与特定的仪式有着紧密关联。作为礼制的外在表现，仪式具有可重复性，这种特性是造成典、谟、训、诰、誓、命这些文体反复出现在《尚书》中的根本原因。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如今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文中注释

①“雅言”：标准的言语。见《论语·述而》。

②《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③《说文》书部：“书，著也。”按：汉朝时出现“汉字”一词。秦及秦以前，相当于“汉字”的词是“书”、“书契”。“尚书”的“书”，指“文字”、“文字记录”。

④《论衡·正说篇》。

⑤《劝学篇》。

⑥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⑦《论衡·正说篇》。

⑧《汉书》本传。

⑨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⑩《后汉书·杨伦传》。

⑾《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⑿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⒀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⒁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⒂《晋书·荀崧传》。

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⒄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朱自清《经典常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尚书》学派，较普通经学派多一伪古文学。今文学传自伏生，后分三家，为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晋永嘉之乱，三家《尚书》都亡佚。至清代辑佚学兴，今文学说始大略可考。西汉古文学仅有孔安国一家。东汉时较多，著名的有贾逵、孔僖、周防、张楷等。马融、郑玄等虽间或杂糅今古文，但仍偏袒古文学。自东汉末至北朝，治《尚书》者都以郑《注》为宗，故仍不出古文学范围。及唐孔颖达作《尚书正义》，承认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郑学乃亡。清代汉学复兴，以马、郑《注》为依归，于是古文学又大略可见。伪古文学所奉者为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其作者为谁？或以为王肃，或以为皇甫谧，或以为即献书的人梅胰。唐孔颖达作《正义》，以伪孔为宗，于是伪《书》与伪《传》遂成为标准经典。但经了宋吴械、朱熹，明梅鹫，清阎若醵、惠栋等相继攻击，它的伪号就此确定。至于宋学家的治《尚书》，无家数可举。仅朱熹门人蔡沈作《书经集传》，祖述朱义，在元明二代，群奉为《书》注正则。2023年通行之五经注本，即为此集传本。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尚书》“德治”主张深刻影响了后世。汉代儒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主张德、力并重。既要重视道德，也要重视国家的实力。如王充总结说：治国之道，一曰养德，二曰养力，要“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论衡·非韩》）历史上儒家和法家任德与任力之争提供给我们这样一条历史启示：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应继承和弘扬“协和万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关系上树立道德大国的形象，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国家的主权，也要注意发展相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逸周书》是百篇之余，是孔子删《书》的百篇之余。“逸周书”之名，最早为许慎所用。“‘逸周书’就是失传了的《周书》，‘逸’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师说，‘绝无师说’”。清华简中发现的《祭公》、《皇门》见于今本《逸周书》。《祭公》、《皇门》、《程寤》“这三篇如果按着我们现代的分类，就是《逸周书》。”

2018年11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发布，共发布竹简107支，收入8篇未能传世的战国佚籍。清华研究团队表示，其中，《摄命》一篇为西周册命文书，当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冏命》，证明今本《尚书》中《冏命》系“伪古文”。其余7篇为一系列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些散文，用古代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李学勤先生指出：“《尚书》本为古代《历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伪《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孔子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伪《古文尚书》25篇 。

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 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

李学勤先生一再强调：“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行性高低的问题。”因为研究先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传流过程中，有以下多种情形值得注意：

1、佚失无存。2、名亡实存。3、为今本一部。4、后人增广。5、后人修改。6、经过重编。7、合编成卷。8、篇章单行。9、异本并存。10、改换文字。

“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

在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出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傅说之命》与今本《说命》不是一回事。《书序》告诉我们《说命》是三篇。当代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真是三篇。李先生订正说：“说简中有《康诰》，后来证明是误认。”

《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

有三种分类法：

四种说：典、训诰、誓、命；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

六种说：典、谟、训、诰、誓、命；来自“可能是孔安国所撰”的古文尚书序。

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

《尚书》的注本主要有东汉郑玄的《尚书注》，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代蔡沈的《书经集传》，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