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后期金文，则已疏密平衡，雍容典雅，如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书体整饬，有条不紊，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应为此时期的代表杰作，已略形成大篆的雏形。至于春秋战国金文，则大多体长画细，形成小篆的风格了。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提及它----《散氏盘》----这是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 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 盘》而已。”

大篆，从汉代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是周宣王（公元前827年）时太史籀所造。如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古文或异者，也就是太史籀就古文加以增损而成，故大篆又称为“籀文”。因此后人都认为大篆是古文之后的一种形体了。

大篆字体，在传世的石刻文字，当以石鼓文最具代表性。此种石器，无疑是中国最古而又最可信的石刻遗物，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石鼓共有十个，原高约三尺余，文字刻于鼓的四围，以其形状似鼓，故有此俗称。实际上，应称之为碣。再者石鼓的内容，多与狩猎有关，学者也有称之为猎碣的。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苏轼，都有咏石鼓的“石鼓歌”作品留下来，故一般沿用“石鼓”的俗称。

石鼓文的文章，为记述游猎之事，全文原有七百余字，属四言体，极类诸经体裁，深奥难解，而且文字磨灭之处也很多。像韩愈之流的学者，也叹其“辞严义密，读之难晓”。自从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训》以来，大体上已经能够解读，它是歌狩猎的一种韵文。本来，十个石鼓的前后次序，是一定的，可是这也在各家之间发生了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可谓繁琐之至。

石鼓文最古的拓本为世所知者，是浙江省宁波的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清阮元于嘉庆二年（1798）曾以石摹刻，存放在杭州府学，同治十一年（1873），又摹刻之于扬州府学。惟天一阁本，于咸丰十年（1862）焚毁。现存宋拓本，为明代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江苏锡山）旧藏本，不幸流入日本。安氏深爱石鼓文，因自号十鼓斋，收藏有古拓本十种。其中北宋拓三种，称之为前锋、中权、后劲本。现流传入日本者，即后劲本，末尾有安国亲笔篆书跋文。可为现存石鼓文拓本中之冠，久已由日本二玄社影印问世。

石鼓文的字体，大致介於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可知确是秦始皇以前之物，应当是属于籀书的系统。相对小篆而言，可称为大篆，是大篆文字的代表作。其字体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而较端整，堪称为典重严整。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一中称石鼓文为：“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石鼓既为中国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可谓赞赏之至。石鼓文向为艺林所宝，但北宋以後，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後，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吴大，能得其典重严整韵致。吴昌硕则发其遒古为雄拔之气。两人书法，皆雄视当代为后世所重。

篆书分为大篆、小篆两类。大篆主要是指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和六国古文字等。小篆是专指秦统一中国后颁行的法定文字，流行于秦汉。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字早在上古时期就已萌芽，在公元前5000年就已有符号文字出现，虽然其文字功能还没有从图画记事的简单作用中摆脱出来，但与后来中国文字的渊源关系已比较明显。

甲骨文也称“契文”或“卜辞文字”，是指殷商时期占卜记事时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中国书法史上有实证的最古老且相对成熟的文字。

钟鼎文。钟鼎文又称“钟鼎款识”“金文”或“铜器铭文”，是商、周时代铸刻在钟、鼎、盘、簋等青铜器上的文字。字凹为款，字凸为识，是立体的文字表现形式。

甲骨和钟鼎，商周两代都有遗物，但从书法特征而言，后人多以甲骨文为殷、商文字代表，以钟鼎文为周朝文字代表。

从甲骨文演变到大篆是文字第一次重大的改革，有了体统，比较统一了，用起来也方便得多。大篆就是籀文，形体上与甲骨文基本相似，它包括石鼓文等。石鼓是秦国的东西，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曾对其有详细的论述，主要是甲骨文、钟鼎文未变小篆以前的书体，石鼓文是我国已知最古的刻石。

小篆即秦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221年）后，向全国颁布的官定文字。当时，丞相李斯奏请统一文字，一方面废除六国杂用的古文和区域性的繁字，一方面以秦国通用的籀文（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属大篆）为基础，加以简化改革，成为小篆。为了区别，前人称籀篆为大篆，秦篆为小篆。由于大小篆是继承和连带的关系，所以有部分文字相近和相同，简化是相对的和总体而言的。由于秦始皇建立的封建帝国，明令以小篆为天下通行的文字，又由于东汉许慎收集全部小篆，所编《说文解字》，流传至今，因而小篆就成了中国古代研究、理解、传播文化的重要中介工具。小篆对中国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具有伟大的功绩。秦代小篆流传下来的文物，还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碣石山刻石》和铸刻在诏版、秦权上的文字。据说都是出自李斯的手笔，也是篆书法的标准样板。小篆字体极为规范，偏旁有统一的写法，笔画委婉曲折，粗细均匀，体式圆浑，分间布白调和对称，字形狭长，上部紧密，下部开朗舒展，给人以刚柔相济、爽朗俊健之感。甲骨贵秀劲，金文贵浑穆，小篆尚柔和，楷行称遒健。小篆用笔，“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篆书用笔也讲求转折、停、顿、按、提、起、住各种方法。而转折停顿，重内蕴而不外露，按、提、起、住的节奏贵在不着痕迹。

汉盛行隶书，篆书较少，多是些题字碑额等。三国时曹魏保存下“三体石经”一种，其中吴写篆有些成就。这以后真书（楷书）兴起，各家书派都趋向楷书。唐朝篆书只有李阳冰颇有功夫，宋元写篆之人渐多，还出现了不少篆书刻石、治印、说文之类的书。有名的书家赵孟頫有碑刻篆书传世。明李冬阳、清邓石如是当时的大名家，以气势磅礴的笔墨，气度恢宏的风雅，学汉碑额，并有创新，改变了唐朝以来的死板细圆的玉筋体。清末，吴熙载、吴大澄、杨沂孙、范永祺、丁佛言、章炳麟等人，各家都有很多篆书的碑贴和著述。另外，小篆的查认可以看《康熙字典》或《段注说文》《文字蒙求》和近年出的篆书字典等。春秋时写篆书用腾条（当时没毛笔）把一头砸裂沾漆书写，所以写出字没有明显笔锋，笔划也全是一样粗细的。

小篆风行天下后，又渐渐呈现出它在书写行文上的弊端。因为篆书笔划复杂，写起来费事，传说当时的狱吏程邈因罪被关在监狱里，他把大小篆的笔划和结体作了简化，把篆书笔划的圆转改为方折。便于书写，速度也可以快些了。

隶书从秦经西汉到三国，在楷书创造成熟和通行以前都使用它。但其形体却时有变化和美化。西汉的隶书还保持秦代的遗风，到东汉，特别是末期，就趋于工整细巧。结体平扁，笔划里边出现了波磔（汉字中的捺），形成了汉隶的基本形态。晋唐以后至近代，虽然各种书体，特别是楷体盛行，但是隶书仍然广泛流传，就是由于两汉的隶书结构用笔富于变化，风格多样，艺术性强的原故，它始终博得人们的喜爱。

汉隶是汉代书法艺术特有的成就，字体的肥瘦大小，结构和运笔变化无穷，各尽其妙。汉隶在书法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上承前朝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楷书的风范。汉代留下的石刻很多，是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此外，至今出土的汉代碑、碣（小碑）很多，内容多是歌功颂德之词。从字的大小上看，最大的是浙江跳山摩崖，字大过尺；最小的是“阳三志”，题字三四分见方。另外，残石、汉代竹简的墨迹也都非常真实地表现了汉隶的笔法和风格特点。

中国书法发展到隶书，进入了革新的阶段。小篆和定型的隶书相较，字形由狭长变为扁方，笔画由匀称的弧笔变为粗细结合、笔姿险峻的直笔，曲折处由联绵圆转变为笔笔分断的方角，字的象形意味大多隐没了。隶书的形成，给以后的草、楷、行书奠定了基础，给汉字的普及和书法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通常，人们称初期的隶书为“秦隶”或“古隶”，说明其中还保留着篆书的意味。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是“古隶”的代表作。

草书包括章草和今草两种，二者互有其影响和各自的流派。

初期的草书，由隶书演化而来，名为“章草”。一般认为是书写章奏或章程所用的，比隶书简捷的书体。章草改变了横平竖直，笔笔间断的隶书写法，成为圆转牵连，粗细交替，形态检束的字体。字右仍有波磔，这是它保留隶意，不同于今草的特征。

相传章草是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所创，流传至今的有他的“急就章”（书奏的折子等），后人因取其“章”字叫“章草”（前人讲“草”，也有草创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后汉章帝喜欢杜度的草书，叫他上奏本章时写成草书，所以叫“章草”。

许慎的《说文序》中有“汉兴有草书”的解释。卫恒的《四体书势》也说：“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氏。”上述诸家之言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章草与隶书的关系及创造的年代。

至于“章草”名称的来源，还可以认为是后来有了“今草”，为区别而把前一种形式的“特殊”草书叫“章草”。这好像楷书古人叫它作“今隶”，把秦、汉之际的隶书叫“古隶”；有了李斯的小篆，就把籀文叫做“大篆”一样，因此，“章草”名从《急就章》引出，这是比较容易解释的。

凡是一种书体，必定要经过自然的因革损益，这是在字体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在民间中流传，完善，最后把它固定下来。所以从某一角度说，它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所创，至多是某人经过一番有系统地整理而已，只能叫作某人“集大成”。

章草的运用是解散隶体，使它趋于简便，至于用笔还是因袭了隶书的某些笔法。特别是“捺”画的末尾，很是明显。但是其他笔画基本是后来行书的雏形，不少字已有萦带（连丝）的笔划，开创了草书的连绵笔势，同时也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创造了条件，起了桥梁与媒介的作用。

后汉张芝的章草最为有名，今草也是从他开始演变的。因为他书技熟练，所以书写得很快。张怀廿六《书断》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加其流速。拔芽连茹，上下牵连，成借上字字终，而为下字之始……”阐明了今草和章草的区别与关系。

章草中隶书的笔法，如横依然上挑，左右波（撇）磔（捺）分明，而圆笔和一些萦带，是隶书所无而今草常有的。即“气有方圆，法兼使转”的运气法。总之，写章草，横竖要古朴如隶，笔划萦带处则旋转如今草。这是章草最基本的笔法。《续书谱》上说：“大凡草书，光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则解体平正，下笔有源。”指出写时要笔势平正，不要像今草从偏邪取势，在飞动中求平衡，笔法中有隶书渊源，内涵朴厚意境。

今草的来源相传是汉朝的张芝从章草加以变化而成的，当时的书家对张芝非常推崇，称他为“草圣”。

前人因今草是由章草演变而来，章草是今草之“源”，所以主张学习今草，必须先从学章草入手，先学草法，掌握其中规律。现在看来学草书并不须非要学章草，才能掌握草书的规律。明朝人韩道亨编写《草诀百韵歌》就提供了方便。他把主要的部首、用法及部首间的区别，用五字一句的顺口溜编写出来，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草字结体和行笔中的某些规律，并且还有正楷作对照，便于记忆，如讲“氵”和“讠”，这两个部首的区别时用“有点方为水，空挑即是言”。再如说字的结构特点，用“羞”举例则是“羞见羊踏田”，即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田”组成羞字，此帖虽不能包罗万象，但引人入门是完全可以的。

自看今草以后，从汉朝到唐朝，都说其源出自张芝，但是又因风格差异而各有特点和派系，从形体上看，前人把它大致分为三种不同的风格。

首先是以张芝、张旭和怀素为代表的大草、狂草一派：其特点是气势连绵，笔意奔放。古人称张芝的草书为“一笔书”，意思是连绵不断如一笔写成。他的草书并非整篇连绵不断，不过都能从锋笔的萦带关系看到其中的顾盼呼应关系，和贯串一气的精神。

张旭是学张芝的，《阁帖》中有张旭的两种帖，笔法、结体和张芝相似。张旭是唐朝吴人，善草书，嗜酒，每次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者用头发蘸墨而书，至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故世称“张颠”，又称“草圣”。唐朝文宗时，世人以李白的诗，斐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为“三绝”。

怀素在《阁帖》中有一帖“真书过钟”与二张风格很像，但和自己的名帖“自叙”帖却不甚相同。而“自叙”帖才真正是怀帖的代表作。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毛泽东接见他并赠送一本精装的《怀素自叙帖》。

怀素字藏真，在《自叙帖》前有四个小篆大字“藏真自序”，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姓钱，幼年出家后就一直做和尚，生卒年皆不可考，大概是唐朝中叶。《自叙帖》是我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的作品之一，《宝章待访录》《书史》等书上皆有记载，字属狂草，多用中锋，笔划粗细变化不大，融合篆书笔法而有所创新。刚健有力而又婉转自如；在行款、字形结体上，大、小、斜、正互有呼应，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尽得草书之妙。其帖和李白的诗一样，是一种古典的浪漫艺术，那么富于民族形式的美，不是拘谨古板，而是热情奔放，开朗活泼。如高峡涧水下泻，其气势尤其磅礴。清代杜衍在帖后题诗呼之曰“狂僧”、“草圣”。是很值得后人学习继承的优秀的书法艺术遗产。

怀素之所以有较大的成就，主要是长期刻苦地学习和实践的结果。他受过颜真卿的指点，又曾到长安、洛阳观摩了一些“遗编绝简”，在学习前人基础上有了自己的创造和发展，自成一体。史书记载，他曾作漆盘、漆板，在上面练宇，擦了写，写了擦，以至把板都磨透了。他把用秃的笔埋起来，堆成土堆，名曰“笔冢”。对于怀素，后代的书法家推崇备至，尽力效法。

很为历代推崇的除上举二帖外，还有《苦笋帖》，潦潦十几字，足见其精神。宋人的《海岳题跋》卷一记载“唐僧怀素自叙，杭州沈氏曾刻版本”。可见，唐宋时怀素的《自叙帖》就为时人所注意，也可知在当时对于书法碑帖上的需求是大量的。宋代的米芾、元康里夔（náo）、鲜于枢等也喜作狂草。

其次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王体”草书：他们在《阁帖》中有五卷帖，王羲之三卷（6～8）包括159帖，献之有二卷（9～10）共76帖，多是行草夹杂。就草书来看，“二王”的笔法比二张要瘦，更觉清新秀丽。羲之只有《十七帖》（因帖中第一帖有“十七”二字，故名“十七帖”）。一种是纯草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大约是在唐朝人们搜集而成的。此外，《姨母帖》《初月帖》《丧乱帖》等也很传神。王羲之改革当时草书中章草的遗迹，改变了当时影响很大的钟繇书风，建立了自己的风格，并且吸取民间圆转笔势，创造了“王派草书”。

王氏父子的书法，特别是草书风靡后世，其流广远，不仅当时书苑为之震动，而且他对中外艺坛来说影响也是巨大的。王羲之是东晋豪门大族子弟，曾跟学钟繇的叔父王廙广学书，后又从卫夫人学书。王羲之刻苦学习和钻研，相传他平时常在胸前划字，所以衣服总是胸部的地方先破。因他每天练字洗砚，把门前的池塘都染成了黑色，被后人称作“墨池”。这一段佳话，也告诉后人，学好书法和学习其他的技艺一样，是必须勤学苦练的。另外，就是要虚心，要善于发现问题，把技艺推向新高度。

羲之今草在南朝和唐初最为盛行，陈隋间的智永和尚是王的后裔，其今草最得王羲之神韵，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在全国搜集王的手笔。唐初李怀琳（邕）、孙过庭，宋代的薛绍彭，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征明等都属此派代表作家。日本空海僧唐时来中国，携羲之今草而归，对于日本书法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书界对王羲之的推崇亦是很大的。

献之的草书，到盛唐以后大行，他的《鸭头丸帖》很为历代推崇，视为难得珍品，经张旭、怀素发扬光大而成“狂草”，宋米元璋、元康里夔、鲜于枢等也喜作狂草，明末傅山、王铎，更有所发展，书苑上“王体”蔚然成风，二王因而被誉为“书圣”。

第三是智永的《千字文》和孙过庭的《书谱序》等：这一派草法极有规矩，字字区分，全不作连绵体势。用笔和意态活泼飞舞，比较适合初学者研习，尤其是《书谱序》更便于学写、摹拟。

前人多以学草先学章草，再写《千字文》《书谱序》。然后再上追“二王”，写《十七帖》《阁帖》等为法，并多看明人草书（如宋克、祝允明、王铎、黄道周、张瑞图等的墨迹）。谓为此能取精用宏，参酌变化，对草书便可以应付无穷了。

智永是南朝陈时会稽人（法名智永，本姓王，相传是王羲之的后裔），住永欣寺，号永禅师，善书且能兼数体，其草书尤胜，临帖十三年，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向浙东诸寺各施一本，觅书者如市，门都挤破了，为此用铁皮裹之，后人有“铁门限”的佳传。其自制墓志铭，有王字遗风，故隋炀帝常说：“智永得右军肉，智果（隋会稽僧人，长于文学及书法）得右军骨。”可见其虽有特点但仍然传于王氏一脉。

孙过庭，名虔礼，唐陈留人，工草书，自宋以来皆推其书为“能品”。其著述的《书谱》很有价值，唐人张怀瓘最推奖之，称其深得书道旨趣。其另一作品《孙过庭景福殿赋》有人怀疑是后人伪造，看上去与孙过庭其他帖风格很相似，可作参考。

值得一提的还有米芾的《草书九帖》，宋克的《杜子美壮游诗》《金铜仙人辞汉歌》，康里夔的《渔父辞册》，祝允明的《李太白五云裘歌》《赤壁赋》，文征明的《滕王阁序》等。另外，武将岳飞的《出师表》也很为人们喜爱。

近现代是林散之，有“草圣”之称，启功见到林散之草书三鞠躬，日本书法界领袖青山杉雨称赞林散之草书：“草圣遗法在此翁。”林散之草书代表作有《中日友谊诗》、《许瑶诗 论怀素草书》、《自作诗 论书一首》。林散之的草书被称为“林体”。

行书是在正规书法（如楷、隶、篆）基础上的草写或简化，是介于正规写法与草写之间的一种最通用的书体。一般认为行书始于汉末（传为颖川人刘德升所创），盛于东晋，兼具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流动，字体整饬，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书写流动，草法多于楷法的称“行草”。它比楷书便于书写，比草书容易辨识，应用极为广泛。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行书即正书（楷）之小伪（变），名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经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者钟元常（繇）善行书是也。”其后，东晋王氏豪门子弟，擅长行书者不少，其中以王羲之父子最为著名。《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后人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尊崇王氏，最爱《兰亭序》，他派肖翼从辩才和尚处骗得《兰亭序》真迹。命冯承素、虞世南临摹，分赠亲近。太宗死后，以真迹殉葬。今传《兰亭序》行楷书法所以流传久远，是因为其内容和形式富有时代风格。此中，热爱自然，描写自然的内容和任情真率，洒脱自然的书法形式相结合，正体现了摆脱儒学名教，提倡文艺自觉的东晋时代精神。这正是《兰亭序》气韵生动，能成为天下第一的缘故。晋朝是行书的繁荣时期，自晋以来凡是善书法的人，没有不工行书的。在《淳化阁帖》中，如西晋武帝（司马炎）、宣帝（懿），东晋元帝、明帝（昭）、康帝（岳）、安帝（丕）、简文（显）、教武（曜）等都能写很好的行书，臣僚像王导、庚亮等人，善写行书的就更多了。上行下效，遂为时尚，于是行书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一大体系。

唐代张怀瓘评鉴唐以前历代书法，在他的著名《书断》中列有“神品” 25人，其中行书四人为王羲之、钟繇、王献之、张芝。王的行书被称作“超钟迈张”，被历代推为“书圣”，而他的作品以“兰亭序”为第一，这是古今所有书家公认的。还有王羲之的行楷帖《怀仁集于羲之圣教序》也很有名，多人效法，古今未变。

行书墨迹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为最古，当时行书与楷书并盛且已较为成熟。清乾隆评论晋字，特别是评王羲之《兰亭序》时说：“千古妙迹，古今楷法之精，未有与之匹者。”这里所说的楷法是反映行书笔法。可见，纵观古今，楷书、行书皆应远法晋代名家。

王羲之是东晋年间书法革新家，在书法艺术上有独特的创造。王派书风，不仅使当时书苑震动，且对后世和中外艺坛都有影响。不仅楷书写得好，隶书、行书、章草都很有特色。他的《兰亭序》原本现已失传，现在流传于世的全是些摹本。最接近原作的要属冯承素的摹本，据说这是双钩好了填墨的，对于王羲之的笔法，此帖不失本来面目。另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诸人，亦有临本，多渗杂着个人自己的笔墨，与原迹难免有差异。

《兰亭序》共计327字，章法、笔法都很美观，中间有20个“之”字，7个“不”字，其它如“感”“怀”“畅”“会”等都有重见的字，但写法却各有不同，特别是笔划少的“之”“不”，不过几笔，字重复的机会又多，却没有使人感觉重复厌看。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有诗叹曰“‘之’字最多无一似”。认真学习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行书的法门。

另外，唐代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元代书家鲜于枢曾评为天下第二行书。该帖234字，写得字字挺拔，笔笔奔放，和颜体楷书一样，他的行书，也透出清劲丰满，严整茂密的风格。而且，在其真迹影印本中，枯笔和连带的地方都清晰可见，可供学行书的人细致地观察行笔的过程和转折处笔锋变换之妙。此外，王羲之的《丧乱帖》也是著名的珍品。

自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来，后代的书家莫不注意行书，甚至写碑版也用此体。从唐太宗写《温泉铭》开始，以后李邕写碑也是楷行夹杂，如《岳麓寺碑》《云麾碑》等，都是如此。到宋代书法大家苏、黄、米、蔡均以行书名世，传本颇多。赵孟頫、董其昌是元明清的大书法家，写碑版多行楷相间，作品为世所喜爱。

从书法史上看，行书在晋朝就逐渐脱离正楷，成为广泛的手写实用书体，而且至今仍有广泛的用场。唐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趋变适时，行书为要。”意即行书较切合实际应用。既比楷书简便易写，又比草书好认，便于通行。又因为行书介于楷草之间，伸缩性大，变化多，借助于楷草笔势来运用笔法，发挥艺术效果，以草书笔法的放纵冲破楷书的谨严，二者有机地结合，形成富有生机的新体。行书兼备各体之长，是其优胜于其他书体的地方。

行书因笔势贯通，笔划增加的勾挑、点画之间牵连着的游丝是草书的笔法，而是楷书的笔法又增加了行书的凝重，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学好行书是很实用的。

楷书即“真书”“正书”或“正楷”。古时曾叫“楷隶”或“今隶”，最初产生于西汉的民间，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内有不少隶书的痕迹。楷书是从隶书（包括草隶）演变而来的，始于东汉，通行至今。

汉魏时是楷书逐渐成熟的时代，还有许多章草（即草隶）的笔法，东晋才是楷体的盛时，现存在的最早楷书只有三国时钟繇等人的作品。另外，当时还有“吴之谷朗碑”等，字体笔划和楷书相近，其中有些章草痕迹。要注意草书并不是在楷书之后才有的，就和简化字一样，草体楷化，字就简单多了，也便于学习。

谈到楷书，必讲魏体，它不仅是楷书的一种，也是楷书走向成熟的基础。在古代书体中，它是和篆隶一样重要的书体，即专指北魏时的石刻、摩崖、造像、墓志等书体。魏体基本上摆脱隶法，体貌姿态百出，笔势浑厚，意态跳宕，分行布白各有其妙，但都以方正凝重为主。

唐太宗很喜好书法，崇尚王羲之（主要是行草书）书法，极力搜集天下名人和过去书法家写的书法原本和手札，王羲之的著名字帖《兰亭序》真本，据说就是被他带到坟墓中，至今没有找到。王羲之的另外一种名帖《圣教序》传世，则是靠其后裔怀仁一字一金买来集成的。统治者和文人们的重视给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土壤，唐代书法家之多和成就之高，是世所罕见的。近几年来在对唐太宗昭陵的考查中，发现有许多著名碑石文字，称其为“唐代书法的荟萃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