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在他青少年时代，也曾象当时的文士一样，“注虫鱼，吟风月”，“为雕虫篆刻之技”。然而，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他断然一改旧心，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一洗明季的浮躁习气。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树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

他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他赞同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关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写作视为一种救世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因此，他要求自己的文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诗文集中充满了反映现实，体现忧患意识的作品。

在明朝灭之后，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南明政权身上，作《感事诗》“日角膺符早，夭拄主■临。安危宗社计，拥立大臣心。旧国仍三豪，多方有二斟。汉灾当百六，人未息讴吟。”又“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仇。告天传玉册，哭庙见诸侯。诏令屯雷动，思波解泽流。须知六军出，一扫军神州”。这些诗句表达了他拥立福王的心情和收复失地的决心。

南明政权覆灭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民间斗争上。如《千里诗》：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推官二子被难》：苍黄一夜出城门，白刃如雪日色昏。欲告家中卖黄犊，松江城上去招魂。反映了作者不为清军暴行所威胁，决意继续斗争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深刻揭露了明末腐败的政治，也热情讴歌了抗清志士，同时控诉了清军的铁蹄蹂躏。风格沉雄悲壮，朴实感人。在他北行之后，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则多是眷恋故国，关怀民生心境的真实写照。苍劲沉郁，颇有杜甫的遗风。如：《重谒孝陵》：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是他晚年作品，也仍然有着浓重的怀念故国的情怀。“居然■落念无成，陈驷流萍度此生，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常随黄鹄翔山影，惯听青骢别塞声。举目陵就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

在他笔下也寄寓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夏日》诗写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硕鼠》徒兴叹”。他憧憬着“四海皆农桑，弦歌遍井闾”的太平盛世，表示“愿作劝农官，巡行比陈靖。畎浍氵遍中原，粒食始百姓。”

在顾炎武的文集中，他的文章以文字淳朴，不事雕琢而见长。他强调文章的实用性，因此极少去写那些为死者歌功颂德的应酬文字。他曾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现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就是对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因为做了“无关于经术致理”的应酬文章，顾炎武也对他持保留态度。他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顾炎武不仅拒绝做应酬文章，而且有力抨击了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于文学中的拟古弊病。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因此他断言：“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他还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则后为合格。”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有许多优秀的文章，切中时弊，干人论世大有裨益。

在学术研究上，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主张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为转变明季空疏学风，开启清初实学先路，作出了积极贡献，使他成为清初务实学风的倡导者。《亭林遗书》中许多的学术著作反映了他在考据学、金石文学、音韵学方面的巨大成就。

他的《左传杜解补正》，破除了《左传》研究中今古文壁垒，博采《左传》、《公羊》、《谷梁》三家之长，并且对前人所讥刺的唐人啖助的《春秋》研究尤加赞许。他不同意对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的批评。认为：“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所以，顾炎武的《春秋》研究深为后人重视，被评为“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

正是因为顾炎武深湛的学术造诣，才使得这些学术作品没有被一同禁毁，得以保留，并影响了清代的学术研究。开创了一代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