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中国人口急速增长。乾隆末年，人口已从康熙时的一亿骤增至约三亿。面对这一社会现象，洪亮吉在《意言》中阐发了新颖而深刻的见解。洪指出，人口的急剧增长，已经和生产的缓慢发展形成尖锐的矛盾。人口增长的速度为生产增长速度的五六倍，这就不能不使两者发生矛盾，从而引起社会危机。洪以为，从乾隆中叶到嘉庆初，社会情况就有急剧的恶化，物价飞涨，百姓终岁辛劳，也只能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可知社会危机不仅在太平之世无法避免，而且会随太平之世的发展日益严重。洪在肯定人口成倍增长与生产发展缓慢的矛盾是导致社会危机的“自然必然性”的原因时，也指出了其他因素对加剧社会危机的作用。他以为，土地的严重兼并，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无业游民和寄生虫的大量存在、吏治的腐败，造成农民赋役繁重，以及寺庙僧道占据土地，盘剥农民，都是加剧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这些观察无疑是切中时弊，非常深刻的。面对社会矛盾，就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水旱疾疫”的自然淘汰。当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二是“君相调剂之法”，即政府改良政治措施，采取一些调整、救济手段，“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洪的人口论作为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有其积极的意义。洪通过提出人口发展与生产的矛盾，引导人们把视线从社会危机的诸多表面看法，转入人口与生产、土地本身，启发人们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从事于改变生产与土地的命运的斗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其思想客观的进步意义也是勿容置疑的。但洪的人口论存在严重局限。他离开社会制度孤立地观察人口发展与生产的矛盾，而且他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