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07 10:56
今文尚书，是书名，为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二十八篇，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文献的汇编。先秦儒家所传《尚书》原有百余篇，经秦焚书亡失。汉初，秦博士伏胜传二十八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因为是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当时的古文《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先秦时期的《尚书》经秦焚书亡失，山东济南的秦博士伏生（名胜）初为避兵乱逃亡，把自己手中的《尚书》藏在屋壁中。汉初天下安定，伏生回乡，从壁中取出藏书，其竹简大多蠹坏，经过整理得完整的二十八篇，在齐鲁传授，学者甚众。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
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时人推举伏生，但当时伏生已经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由伏生口授，晁错笔录，传得二十八篇，被立于学官；到了汉武帝时，民间得《太誓》一篇（一说是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所得），合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为二十九篇，故《史记》、《汉书》的《儒林传》中说《尚书》为二十九篇。不过后来这篇《太誓》被马融等人发现为伪作，遂废，仍为二十八篇。
据学者考证，实际上当时还保留有不少的古《尚书》篇章，远不止二十八篇，但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有师说的才能被立于学官，无师说者不得立，晁错笔录的这二十八篇因为有伏生的传授，故得立于学官；其它残存的篇章因为没有师说，故而不得流传。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此前，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2、夏书（2篇）
《禹贡》、《甘誓》
3、商书（5篇）
4、周书（19篇）
《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辨析，基本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先秦文献，记述的内容上起于五帝时代的帝尧，下至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但是其创作时代不一。这些篇章多为史官所作，属于当时王室所藏的官方文献档案，主要是王和大臣、诸侯在一些重要活动中的讲话、对话记录，所谓诰、誓、命、训。其一部分是出自对古史事件的追述，一部分是当时史官的笔录，还有部分是后人的拟作。其中《虞书》的部分虽然记录的时代很早，但是产生最晚，和《夏书》中的《禹贡》篇一样，是战国时期的拟作，所以其文体内容和其它篇章全然不同，且有“大一统”的思想。西汉时所传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根据师传，用当时的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经”；到了西汉末，刘歆在秘阁校书时，发现了一批用古文写的书，包括《周礼》、《尚书》、《左氏春秋》等，称为“古文经”。
《甘誓》则当是史官的追记，是夏后启伐有扈的誓词，《墨子·明鬼下》认为是禹伐有苗的誓词，所以称为《禹誓》。《商书》的部分基本是属于追述，其中可能有部分是商代史官的作品，如《盘庚》、《高宗肜日》等，也有部分是周代史官追述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都经过后来周史官的编辑和改造，主要是为了便于时人阅读。《周书》大部分是周代史官的笔录，记述的言论和事件都比较质朴近实。
《汉书·儒林传》记载了西汉伏生所传今文三家的传授系统，同时在一些有关经师的传文里补充了不少材料。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欧阳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平陈之学”。即其再传弟子平当、陈翁生所传授增益的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派一传再传之后，出现了“孔许之学”。即其一传弟子孔霸、再传弟子许商所传授增益的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派再传之后，出现了“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即其再传弟子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李寻所传授增益的小夏侯氏学。
这三家中，欧阳氏学隐隐成了《尚书》今文学的主干，尤其到了东汉后奄有一代，后来“汉石经”所刻《尚书》即据欧阳氏本。大夏侯氏学则主要宣扬阴阳五行说（其余二家也宣扬，以此派最出色）。自夏侯胜从夏侯始昌受《洪范五行传》，即主要传习此书，由其弟子周堪再传许商，许商又撰《五行论》（《汉书·艺文志》作《五行传记》），进行宣扬，影响深远。小夏侯学则主要在搞很多非常繁琐的章句，形成了一家特色（其余二家也搞很多章句，但以此派称最）；同时此派李寻也以好《洪范》五行灾异擅名，有论灾异表奏。这是三家在共性相同之下各自的特色。
这三家构成西汉《尚书》传授的全局，其它另外有所师承或师承不明者参互其间，而终以此三家为其归。但由于各派的章句、师说不同，纷纭不定，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就五经同异进行辩论，为反映家法的大辩论。
汉代今文经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儒生方士化，经学神学化。特别重视鬼神，以阴阳五行说释经。
2、倡“通经致用”来为王朝服务，使经学渗透到政治活动中。
3、章句繁琐，解说空疏。
从晋代以后，所谓的《尚书》是指今、古文《尚书》的合编，但这里面的“古文尚书”已经不是汉代的“古文尚书”，而是魏晋时期人造的伪书，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问世后，这个“古文尚书”是伪书已成为定讞，所以从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开始，清代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今文二十八篇上，极力推崇汉代今文，用功甚勤，名著迭出，蔚为大观，给后人研究《尚书》提供了很大方便。因为《尚书》以“佶屈聱牙”最难于读懂著称，又以错乱分歧最难于梳理著称，清代朴学者便踏踏实实地针对这两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下了极大功夫。
一方面，有的学者做了大量搜集资料的工作和校勘的工作，把汉代古文，汉代今文尽量追寻出它的原貌，凡可搜集到的汉代古文、今文材料，尽量都搜集起来，提供给后代治《尚书》者；另一方面，有的这些则从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等方面做了许多精深的研究，是许多本来无法读懂的文句大抵可以探索到它的一些意义，就比以前好读多了。因此，清代的《尚书》研究是近代《尚书》研究的先导，同时也是近代《尚书》研究丰厚的基础。
清代今文《尚书》学主要有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吴派著作主要为后来者搜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等；皖派则在考订和论断上成绩卓著，如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常州学派讲求致用，尊今文，也不主张废弃古文，代表著作如庄述祖《尚书今古文考证》、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清人的研究成果，开创近、现代《尚书》学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