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开《稼轩词序》评价辛词：“果何意于歌辞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它，意不在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耳”。

辛词在形式、格律、语言手法上大胆创新：第一，词换片一般要换景、换意，他不受分片约束，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前九句写军营生活，直贯而下，末句来一大转折，感慨现实。第二，手法上，有时大量运用典故，有时又纯粹采取白描，不仅能抒情、写景，而且能叙事、议论。第三，语言上，取径甚广，将六经、楚辞、庄子以及古诗中语句，一齐融化在他的词中。用韵绝不限制，不讲雕琢，随意抒写、形成一种散文化的歌辞。如《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又喜欢用通俗的民间俗语。如“快斟呵，载诗未稳，得酒良佳。”

以文为词，既是方法的革新，也是语言的变革。前人作词，除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语言外，主要从前代诗赋中叹取语汇，而稼轩则独创性地用经史子等散文中的语汇入词，不仅赋予古代语言以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宋末刘辰翁曾高度评价过稼轩词变革语言之功：“词至东坡，倾荡磊落， 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辛稼轩词序》）

但是过多强调这种倾向同时也产生了不良后果，这表现在：

第一，玩弄文字游戏。缺乏社会美

文学的社会美，体现在认识价值上，苏、辛的大部分词价值较高，但有些词认识价值不大，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如苏轼的《叹荔枝·怅望送春杯》、辛弃疾的《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等词，不仅古人批评“非词家本色”（文体仁《七颂堂词绎》），读者也不大所喜，只能反映封建士大夫空虚无聊的心境。尽管有些词评家把它吹得玄乎其乎，冠以“开拓”、“革新”之美名，到底不是大家气象。如果大作家的次品也可以原谅的话，天下就没有不可原谅的作品了。小学生的作文更应称道了。

第二，堆砌典故，空发议论，谈玄说理，缺乏意境美。

词是抒情文体，所表现的感情比一般的情更为细腻。这种细腻深约的心态，通过物化而形成“词境”。好的词章具有独特的词境。“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读苏、辛的作品，格调、境界上乘之作自然不少，还有少许作品缺乏意境。如苏轼的“櫽括体《哨遍·为米折腰》等，辛弃疾的《卜算子·千古李将军》、《哨遍·一壑自专》等词，堆砌典故，卖弄才学，缺乏意象，拼命不让读者看懂，没有什么欣赏价值。空且泛，抽象说教，非词之本色，尽管不是苏、辛词的主流，但也不能以丑为美。更谈不上标新立异。

第三，表现太直露，缺乏含蓄美

词是合乐可歌的诗体，音乐的旋律决定了词的风格。“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表现太直露则与之婉曲柔软的风格不相适应。如同唱歌，如果只会放开喉咙拼命喊号子，那他的听众也是门可罗雀。读苏、辛的豪放词和婉约词的名篇佳作，或阳刚，或阴柔，不乏给人美感。但有些词锋芒毕露，风格单一缺少变化。如苏轼不厌其烦地表现他的老庄思想的词，醉酒词，辛弃疾的散文化的词，表现太直露，单一，无含蓄美。让“关西大汉”震得耳根子发麻。

第四，语言散文化，缺乏艺术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美也就不能使读者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感的陶治，苏、辛许多词中大量运用散文化的句子，读了味同嚼蜡。如“甚矣吾衰矣”、“有个尖新底”、“听兮清再佩琼些”、“明兮镜秋毫些”、“贤哉令尹，三仕己之无喜愠”、“舍我其谁也”等等。大量运用虚词、俚语俗句。如果不是苏、辛两位大名人，换上别人，评论家不但不会吹捧，恐怕评价恰恰相反，说他狗屁不通。与其读这些词，倒不如去玩味古文尚书或骈、散文。

第五，声韵不协律，缺乏音乐美。

作词要审音用字，分辨阴阳，以文字的声调配合乐谱曲调。苏、辛由于玩弄文字游戏，堆砌典故，乱用虚词，俚语俗句、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协律，平仄、清浊不分，雕章凿句，佶屈聱牙。无法入曲谱。如前文所举。如果把这些词也算作上乘佳作的话，文学不可能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