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隋炀帝时，命僧人法果在洛阳缩写佛经经目。所以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朝统治者虽也有几次抑制佛教的活动；但总的说来还是提倡的。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时，彭偃就建议：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么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么害处了。因为存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教斗争中的一个回合。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在各种对于会昌灭佛原因的分析中，矛头纷纷指向了皇帝身边的几个道士。佛道冲突被视为永昌灭佛的主要原因之一。道教在唐朝的地方达到了无比尊崇的地步，原因是李唐王朝把老子李耳视为自己的祖先，而老子又是道教三清之一。道教与皇权的结合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有唐一代，道风盛行，从皇室成员、王公大臣乃至平民百姓都和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始于张道陵首创“五斗米”道，这是天师道的前身，以龙虎山为基地，天师道逐渐奠定了道教正宗的地位。因其尊崇老子为道教始祖，因此，天师道最受到皇室的青睐，历代天师都享尽尊荣。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道教的另一个派别茅山道教又称道教上清派，有唐一代茅山人才辈出，王远知、潘师正、白云道士司马承桢、李含光、吴钧等都和受到皇家的封赏。

唐朝大部分时期是佛道并重的，两派宗教势力为了赢得官方的支持，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到唐朝中期，双方势力争执不下。道教虽然在皇帝面前多次占了上风，让佛教势力吃了几个小亏，但是在民间信徒和拥有的资产来看，佛教明显是处于优势地位。唐武宗笃信道教，早在藩王时代就和道士赵归真交好。赵归真（？～846）为唐代道士。曾在敬宗朝（825～826）充两街道门都教授博士，出入宫掖，人呼赵炼师。向敬宗“说以神仙之术，宜访求异人以师其道。”武宗好道术修摄之事，对赵归真更为宠信。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开成五年（840）九月，武宗初即位，便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箓道场，武宗到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

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这样评介：“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

另外，政治上儒家重臣，比如武宗的主要政治助手李德裕，鼓吹道统的韩愈、杜牧等以巩固皇权道统的为号召，坚决攘佛，再加上中唐以来，国力大为衰落，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这也是社会走向衰落期，社会思潮必然的一种反映，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灭佛运动如同暴风骤雨，灾难一个接一个的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会昌二年（公元842）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会昌三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三百余人。会昌四年，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从5人-30人不等。其它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此次灭佛的成果是，为唐王室收缴了良田数千万顷，强迫还俗的僧尼26万人，拆寺4600所，可谓“战绩辉煌”，但对僧尼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少有的浩劫。

从佛教自身发展规律来说，前两次灭佛运动的实际效果其实并不大，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毁佛后没几年都死了，嗣位的新皇帝并没有继承他们的毁佛政策，相反，一即位就宣布改弦易辙，重兴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弹，很快恢复了禁毁前的状况，而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上升期，佛教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抵消王权灭佛的巨大破坏。

然而，武宗这次灭佛不同，经过隋唐时代的盛极一时发展出来的中华佛教八宗在经过几百年的传播之后，自身已经没有多少能够推动佛教发展的活力因子，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虽然其后的唐宣宗停止灭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恢复，但那是着眼于过激地灭佛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远谈不上兴佛，中华佛教从此开始走向下坡路。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

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

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唐武宗的政治头脑并没有被宗教思想所迷惑，他不可能为扶助道教去打击佛教。至于儒家与佛教的矛盾，虽然中唐韩愈提出激烈的反佛崇儒主张后，不断有身体力行实践这种主张的儒士如姚崇、李夷简、石昂父子等，但从有唐一代诗文可以看出有更多的儒家知识分子对佛教理论有诸多学习和吸收，并且儒家势力在“会昌灭佛”的发动中确实也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有唐一代释、道、儒三教都很繁荣，相互竞争也很激烈，并且出现儒道合力排斥佛教的现象，但到中晚唐时期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已取代竞争排斥成为主流。“会昌灭佛”不是宗教斗争的结果，而应该是世俗政府对势力过于膨胀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宗教组织的一次打击行动。这与法国1572年“巴托罗缪之夜”天主教政府对胡格诺教徒的屠杀以及当时的塔利班政府站在伊斯兰教一边毁灭巴米扬大佛的行动是有些区别的。

由对“会昌灭佛”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中央政府虽然也对宗教加以利用，但也努力维持自身的非宗教色彩，并保持对宗教势力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相沿袭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使中国政治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非常明显的世俗特征。这种特征在以往使中国社会免于陷入宗教狂热，也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唐武宗（814年～846年)中国唐代皇帝。即李炎。840～846年在位。本名瀍，临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弟。封颍王，累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病重，宦官、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皇太子，立李瀍为皇太弟。同月文宗去世，李瀍即位。次年改元会昌。武宗在位时，任用李德裕为相，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会昌三年（843），泽潞镇（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欲袭位割据。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命诸道出兵征讨。次年，刘稹为部下所杀，叛乱平息。武宗崇信道教，且鉴于佛教势力泛滥，损害国库收入，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 ，于会昌五年（845）下令拆毁佛寺，并派御史分道督察。经数月努力，全国拆毁寺院、招提、兰若共4.46万余所，还俗僧尼26.1万人，奴婢15万人，没收大量寺院土地。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