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甚至认为，文字传播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若干世纪后，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热从研究儿童的传播心理归纳出简单的两项传播功能：社交功能和内传功能。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则认为传播具有工具的功能。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在《传播的游戏理论》（1967）中仿效荷兰学者黑伊津哈在《人类游戏》中的观点，提出了传播的满足功能和快乐功能。这些罗列和解释，显然过于简单，而且主要是从传播对个人的心理影响的角度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并未涉及组织和社会的层面。

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1948）一文中从大处着眼归纳了传播的三种社会功能：

(1)监视社会环境；

(2)协调社会关系；

(3)传衍社会遗产。换句话说，传播媒介应是环境的瞭望者，政策的塑造者，知识的传播者。后来，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一书中，在上述三个功能之外补充了一个功能：提供娱乐。

也是在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有三种主要功能：

(1)授予地位；

(2)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

(3)麻醉受众神经。前两种为正功能；后一种为负功能。

威尔伯·施拉姆曾先后两次对传播的功能进行探讨和总结，在《传播学概论》（1982）一书中，他正式将传播功能定为：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同时又分为外向功能和内向功能。在传播学研究中，施拉姆的“四功能说”巳被许多传播学者接受，但它一般只适用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某些方面，不太适用于人际传播。

罗宾森（W．P．Robinson，1972）则从语言学角度罗列了人际传播的13种功能：(1)避免不愉快的行动，(2)接受社会规范，(3)美感，(4)寒暄，(5)允诺与保证，(6)节制自我，(7)节制他人，(8)感叹，(9)表达社会属性，(10)显示任务关系， (11)非语言领域的参照；， (12)教育和 (13)询问。这种划分是不严密的，而且也不能包括一切传播活动。

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长篇报告中以全球眼光归纳了八种传播功能： (1)获得消息情报； (2)社会化； (3)动力；(4)辩论和讨论；(5)教育；(6)发展文化；(7)娱乐；(8)一体化。英国传播学家沃森和希尔（Werson and Hill）显然对上述传播功能的划分和描述都不满意，而试图作出更为全面、科学的归纳和分析。在他们编撰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词典》（1984）一书中，他们从较广泛的意义上提出了传播的八项功能：(1)工具功能，即实现某事或获得某物； (2)控制功能，即劝导某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3)报道功能，就是认识或解释某事物；(4)表达功能，即表示感情，或通过某种方式使自己为他人所理解；(5)社会联系功能，即参与社会交际；(6)减轻忧虑功能，即处理好某一问题，减少对某事物的忧虑；(7)刺激功能，就是对感兴趣的事物作出反应；(8)明确角色功能，是指由于情况需要而扮演某种角色。

以上这些传播功能，虽然它可以服务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然而，它不是忽视传播功能的复杂性而失之简略，就是不注意科学分类而流于杂陈，于是总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点。

从功能呈现的方式来看，它可以分为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显性功能是人们可以明显看出或感觉到的作用或效能，而隐性功能则是人们不易察觉的作用效应。这两者有可能产生正面作用，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Melton）在《明显的和潜在的功能》 （1947）一文中，把显性功能解释为有意图的有意识的预想的功能效果，把隐性功能叫做无意图的无意识的未能预想的功能效应。前者是传播者为实现传播目标而明确提出来的，有助于调节或适应各种社会关系的任务和使命，并且容易受到人们的理解和欢迎；后者是隐藏在传播活动的过程之中，为传播者所始料不及的、突然或很长时间才反映或显示出来的效能，通常被人们看作是额外任务而不被欢迎和理解。这两种功能，有时几乎像人和他的影子一样不可分开。

例如，某大城市曾出现过一次流行性甲型肝炎，大众媒介立即投入了预防甲型肝炎的报道和宣传。大规模传播活动的明显作用是，事件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并迅速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但是，未能预想到的消极作用是，不少人放弃或推迟去该市做生意或旅游，而本市则有不少人由于害怕传染而在家装病或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远走他乡避难，给该市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

从功能释放的效应来看，它可以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正功能是信息传播的正常效果，也是传播者所预期的和追求的。只要传播者在事前对整个过程逐项精心组织，巧妙安排，通常都能实现。负功能则是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不愿见到的和力求避免的令人不愉快的负效应。

在大众传播中，每一项正功能都可能转化为负功能，但被批评较多的主要有这样几种负功能：虚假信息，信息泛滥，信息污染，麻痹大众，垄断意见，人情冷漠，金钱至上。负功能对正功能的影响力有干扰、滞退的消极作用；而正功能的有效发挥，也有助于抑制负功能的产生。

从功能应用的区位来看，它可以分为思想功能和交际功能。思想功能是指人类传播活动对人的思想意识所产生的种种作用，包括信息、教育、启发、娱乐、影响等等。交际功能是指传播活动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所产生的各种作用，包括享受家庭温馨，感受朋友情谊，追求补偿，摆脱挫折，抵制强权，驱除紧张感，打破孤独感，等等。

从功能产生的渠道来看，它可以分为个人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和社会的功能三种。

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

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环境监视功能。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2）社会协调功能。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适应环境的变化。

（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

这三项功能是包括人际关系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在内的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功能，大众传播不仅具备这些功能，而且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

赖特的四功能说

赖特继承了拉斯韦尔“三功能说”，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

（1）环境监视——大众传播在特定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活动。

（2）解释与规定——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中通常伴随着对事件的解释，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

（3）社会化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也称之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与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相对应。

（4）提供娱乐——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是务实的，它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尤其在电视媒体中。

施拉姆的功能学说

施拉姆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监视、协调、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经济功能表现在：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商场；开创经济行为等。一般社会功能包括：关于社会规范、作用等的信息；接受或拒绝它们；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的新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娱乐等等。

施拉姆分类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其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传播活动所具有的对个人身心发展的作用，或者须由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个人去完成的任务，就叫个人的功能。这种功能依照施拉姆（1982）的解释也叫内向性功能或社会成员自身功能。

对儿童来说，在他学习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过程中，父母、家庭、老师、同伴、大众传播媒介等都对其行为与心理的发展及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初步模糊地认识到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处理人情事务的方式，也获得了各种角色的概念和知晓了日常生活的规律。

对成人来说，他要在传播活动中完成的任务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要接受信息、理解信息、作出反应、学习文化知识、享受娱乐之外，还要“使个人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造就和改造周围世界的人的一种手段”（[苏]阿尔诺利多夫，1948）。这就是说，传播的个人功能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个人的社会化功能和个人的个性化功能。可以说，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它的最重要的使命和功能就是造就一定类型的、符合某个阶级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需要的个人。

个人的社会化功能和个性化功能既彼此对立又相辅相成，了解环境、适应环境更是驾驶环境、改造环境的前提和台阶。在人类传播活动中，社会化功能帮助人们正确地把握社会关系和认识环境状况，并把它们转化成个人的内在本质和自己的社会性质。但是，每一个人又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独特的个性形式中去把握关系和认识环境，进而发展和改造这些关系和环境。因此，在新式的传播社会里，个人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个人个性化过程，是个人发现本身的“自我”的过程。人类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它既促使个人实现着社会化，又保证个人维持着个性化。

在传播活动中，媒介组织所具有的能力和作用或应该完成的任务，就叫组织功能。它包括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

告知是向人们迅速、及时地提供新近发生的新闻和信息。它是人类警视环境，了解环境、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告知的内容，知道了世界的变化、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现象、新事物；从而周期性更新认知和知识。因此，没有告知，社会生活本身是不可想象的。在大众传播出现以前，告知的任务主要由口头传播、群体传播和传单、小册子、告示牌等媒介肩负，而“在我们的时代，监视（告知）的任务已有很大一部分被新闻媒介所接替”。但是，新闻媒介并不限于告知新近发生或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事实，也可以报道早就发生的但又不为人们所知晓的有意义的历史事实，还可以预报某些即将到来的喜讯、危险或变化。在大众传播的载体和科学发明中，不论是电报还是电话，是广播还是电视，是传真机还是计算机……无不被迅速地用于告知信息的活动之中。可以说，迅速、真实、准确地告知或报告信息，已经成了传播世界中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所谓表达，就是人们通过媒介和符号表述和交流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告知提供的是外在信息，即皮肤之外的信息；表达传递的是内在信息，即皮肤之内的信息。古人就特别重视内在信息的交流和表达功能的释放，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因此，在人类传播中，情是根，言是苗；声是花，义是果。“上自圣贤。下至愚骏（傻）”，“未有声人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者，他不仅应该客观地报道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和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也有理由向人们表达自己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和观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同时，他还有责任将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痛苦的真实情况通过适当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使问题得到解决。作为接受者的广大公众，他们也同样“具有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或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其他媒介）表明自己意见、思想的权利。”作为“大众媒介的负责人，应该鼓励他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在传播中发挥更加积极的（表达）作用，办法是拨出更多的报纸篇幅、更多的广播时间，供公众或有组织的社会集团的个别成员发表意见和看法。”大众传播媒介应当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感情、沟通思想的工具，而不应当只是少数人的传声筒。

解释，就是“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墨子·小取》）它是对告知和表达功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告知和表达常常是表面的、浅层的和陈述性的，而解释则是内面的、深层的和说明性、分析性的。就对信息内容的反映来说，告知着重报道事实，回答何人在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而解释则着重分析事实，回答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解释者要尽可能完整、清楚地交待事件发生的背景、起因、意义和影响，以及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这种在告知基础上的解释叫事实解释，例如解释性新闻、调查性新闻和深度报道，就都是以解释事实为主。就对思想感情、观点的陈述来说，表达只是说出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特殊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而解释则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剖，以论述和阐明持这一态度和看法的理由和目的。这种在表达基础上的解释叫意义解释，例如对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对政治态度和主张的论述，就都是意义解释。意义解释的目的，是向受众指出某一事件出现的背景及原因，阐明某一观点在相关意义中的优越性，以帮助受众认清形势，明确态度，确定对策。由于广播、电视加强了告知功能和作为信息来源的吸引力，报纸和杂志的告知功能已越来越小，但是，报刊在说明、解释和评论社会事件方面所起的作用却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就社会目标和公众事务展开广泛辩论而又需要针对简单的报道作出深刻分析的时候，解释更是必不可少。

在中国古代，人们提倡“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就是强调文字传播必须表达一定的观点和主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指导功能。指导是人类传播的基本功能，是指通过告知消息、表达观点、解释缘由、公开劝服，对受众的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一定的方向性指点和引导的作用。同上述三种功能一样，指导功能存在于人类的一切传播活动之中，不论它是政治的、经济的传播，还是文化的、艺术的传播；也不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都要履行或释放指导功能。施拉姆（1984）将“指导”看作是传播的一大用途。墨里尔（J．Merrill，1984）把指导与教育看作是美国新闻传播的通性，认为“没有观点的客观报道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稻草人。”德弗勒和丹尼斯也说：“大众传播能改变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改变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还可能改变人们的公开行为”，因为它常以教师和指导者自居。新闻传播媒介一般是通过循循善诱、典型示范、触类旁通、潜移默化等软性方式间接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有的也通过社论、评论、批评、按语、揭露性报道或调查性报道等刚性方式直接释放自己的指导功能。但是，“指导”不是“指挥”，也不是“领导”，其指导性信息是非指令性和无约束性的；“指导”不是行政上的指令和军事上的命令，而是善意的忠告、真诚的指点。对于指导意见，是接受还是拒绝，是听从还是反对，一切仍由受众自己作主，传者不能越俎代庖。

人类传播在组织层面上的四项功能虽然被分开论述，但是它们一般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诸种功能交织、融合在一起共同履行自己的使命和任务的。

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因而也必须具有社会的功能。其社会功能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明人方孝孺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方孝孺：《答王秀才书》）明道与立政功能具体表现为：“书以载道，文以经世，以言语代赏罚，笔舌代鞭扑。”（魏了翁：《唐文为一王法论》）清人魏禧甚至主张“言不关于世道”不为；方苞则认为： “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皆“弗列也”。在这里，“言”与“文”不仅具有政治功能，简直已是政治工具了。在当代，政治已日益生活化，生活也日益政治化。这样，人类传播活动，就不能不反映政治、表达政治、服务政治和参与政治。从媒介服务于政府而言，大众传播可以帮助政府收集情报，解释情报；传播政策，执行政策；宣传法律，传递规范；稳定社会秩序；协调社会行动。从媒介服务于人民而言，大众传播可以帮助人民了解政府功能，监督从政人员；表达民情民意，影响政府决策；认识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西方传播理论总是竭力抹煞其媒介的政治功能，过分夸大媒介与政府的敌对关系，把媒介吹嘘成民主自由的卫土和独立不羁的“怪物”。其实，西方大众媒介从来就不是政府、法院、教会之下的“第四阶级”和“无冕之王”，更不是与政府平等的伙伴关系。用英国学者戴维·巴勒特（D．Barrat）的话说：在政府眼里，西方大众媒介“正像一个受到信赖的囚犯，良好的表现可以赢得某种特权，但被关押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事实。”O美国某记者协会主席杰夫·科恩（J．cohen，1990）也承认：现在华盛顿的记者已把自己降为“白宫的传声筒”、“政府的速记员”，美国舆论与官方论调已日趋一致。“惟一不同的，是他们逐步背离人民大众和中产阶级，加入富豪行列，攀龙附风，以笔谋私。”可见，“敌对媒介”的罗曼蒂克表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神话，即为了树立民主的形象由政府编造的神话。”

传播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一股具有极大潜力的经济力量。首先，传播媒介是经济变革的“扩大器”。美国学者勒纳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为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创造所需的合适的气氛和环境，可以提高人们的识字率，进而引起人们观念的更新和生产技术的提高。所以，充分使用媒介，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运作，还可以大大促使不发达国家加快历史的步伐。其次，传播媒介又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威尔伯·施拉姆（190）认为：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提供关于国家发展、经济变革的信息，向人们教导必需的技术与知识，使公众通过媒介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从而发挥积极作用。换句话说，人们可以自觉地运用大众传播工具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美国学者罗杰斯（E．Rosen，1969）还指出：大众传播是国家现代化的“催化剂”。他认为经济发展不是目标，而是过程。这个过程一步步由农业前社会、农业社会、工业前社会、工业社会向更高级的社会迈进，而传播都在其中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抛开媒介的负面效果不论，传播媒介除了可以促进个人创造性的发挥、科学知识的积累、生产技术的提高之外，还可以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刺激和满足社会需求，指导和服务经济生活，协调和控制经济运行。

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首先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拥有巨大的教育价值，可以从某些方面起到等同于学校的部分作用；其次，它可以创造一种重视教育、具有强烈教育意识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大众争相吸收和享用文化知识；同时，它能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逐步夹带和积聚知识；还有，就是直接传播知识。除了广播电视的教育台、教育频道和时段以及用于教育的报刊、网络之外，一般的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知识有着自己的特点，即它总是传播最新的知识、最常用的知识、最受公众欢迎的知识。用贝尔纳·瓦耶纳的话说：小学和中学是传授已构成的知识，高等学校教授正在构成的知识，而新闻（媒介）的任务是传播处于萌芽时期的知识。”同时，“真正的教育也离不开新闻（媒介）。因为大众传播工具是一种扩大器，可以使教育者的作用超越一般传统的对象。”正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有着如此强大的教育功能，才逼迫教育系统逐步放弃对教育的垄断，并开始思考如何合理而科学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辅助正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广泛而普遍的。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传播工具被人们看作是“文化工具”，传播对文化的影响又被当作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传播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1)承接和传播文化。它可以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继承下来、传播出去，使之世代相传并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2)选择和创造文化。面对外来文化，传播媒介一味排斥和盲目照搬都是不对的，而应依据一定的标准加以合理选择，并结合本土文化予以创造和发展。(3)积淀和享用文化。传播使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积。文化传播的时间愈久远，文化积淀就愈深厚；而悠久深厚的文化，又为文化享用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文化享用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是娱乐。特别是在当代大众传播中，娱乐功能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娱乐信息不仅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定版面、时间中占有的百分比越来越大，而且那些看上去是纯新闻、纯广告、纯理论的内容也越来越具有娱乐性和消遣性。在大众传播中，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也许正是由于娱乐功能的飞速膨胀，使得许多传播学者只看到传播的娱乐功能，而看不到文化功能和搞不清娱乐功能在文化功能中的位置。

对于上述传播功能，不论它是个人层次上的功能，还是组织和社会层次上的功能，它们都是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作为统一整体，三类功能中任何一项功能的发挥，都要依赖其他功能的互动与支持；而某些功能的过量释放，又会导致对其他功能的挤压与侵占，引起碰撞；而信息的质量、流量、流向的失衡，功能分配不合理，搭配不科学，又会伤害到社会需要的多样性，引起受众的不满。所以，对于传播功能认识、把握和控制的正确程度，不仅直接影响传播成效，而且能够反映出大众媒介的决策者和传播者水平的高低和他们对诸种功能关系以及社会需要、受众心理认识与了解的准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