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南·坎南

（1861—1935）生于西班牙的马德拉群岛。出世后不到三周，因母亲病逝，全家迁回英国的伯恩茅斯，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坎南于1880年进入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188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88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897—1926年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1931年受聘于牛津大学，担任悉尼·鲍尔讲师职务。他在1902年和1931年担任过英国协会F部主席，1932—1934年期间担任过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并曾荣获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和曼彻斯特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称号。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学说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在这一方面，他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研究成果。2．编校亚当·斯密的有关著作。如他所编辑的《国富论》，曾一度被认为是最好和最标准的版本。他还在1896年编辑了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法学的讲座稿。3．传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从他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以及他的经济理论观点看，坎南深受英国经济学传统理论的影响，并与同一时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有相近的观点。如他在1919年以《纸英镑》为题重新出版的《金块报告》中，赞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汇兑比率恢复金本位制，这一理论观点不仅表明了坎南在货币问题方面的立场，而且直接导致了在以后的年代中与凯恩斯的冲突。因此，在他去世以后，《时代》周刊在刊登坎南的讣告时，给他冠上了“正统经济学家”的称号。也就是他的传统经济思想，培养了一代学者，并使他自然地成为伦敦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坎南的主要著作有：《初级政治经济学》（1888年）、《1776—1848年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893年）、《英国地方说史》（1896年）、《经济展望》（1912年）、《国富论》（1914年）、《货币：与价格升降的联系》（1918年）、《经济理论述评》（1929年）、《现代通货及其价值的调节》（1931年）、《经济大恐慌》（1933年）等。

利奥尼尔·罗宾斯

（1898—1984年）生于英国的米德尔塞克斯。1920—1923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他几乎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其中，1923—1924年任研究助教，1925—1927年任讲师，1929—1961年任经济学教授，1962—1969年在辞去教授职务后，任兼职教授，1967—1980年，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荣誉教授。在校期间，罗宾斯还长期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系主任。除此之外，还在牛津大学干过短期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担任过战时内阁办公室部门的负责人，1944年还与凯恩斯一起，代表英国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罗宾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经济学宗旨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罗宾斯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界定，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等看法，对经济学家确定经济科学的性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2．长期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确立伦敦学派的独特作用；3．在经济思想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罗宾斯自己撰写的著作和他对其他经济学家的影响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罗宾斯本人在研究工作中很少用到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必不可少的数学工具，但在他领导下的伦敦经济学院却成为当时研究经济计量理论的中心。罗宾斯的主要的著作有：《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1932年）、《大萧条》（1934年）、《经济计划和国际秩序》（1937年）、《阶级冲突的经济根源》（1939年）、《战争的经济原因》（1939年）、《和平与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1947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1952年）、《经济思想中的经济发展理论》（1968年）、《现代经济理论的演变》（1970年）、《反通货膨胀》（1979年）。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1899—1992年），“20世纪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人物和奥地利传统的最主要的代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仅在经济学领域，而且是政治哲学、心理学和认识论领域的一位多产作家，……”1899年5月8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参加炮兵部队的工作。随后，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学习，1921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3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3年，哈耶克去美国访问，以研究美国经济问题研究助教的身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工作。1924年，哈耶克回到维也纳。随即与一批年轻的、初显才华的经济学者聚集在著名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密塞斯的周围，并参与了密塞斯研究20年代奥地利经济问题的私人研讨班。1927年在密塞斯的支持下，哈耶克担任了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的所长，1929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讲师。此时的哈耶克已成为奥地利有名气的经济学家了。1931年应罗宾斯的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就在这一年，哈耶克用英文出版了他的著作《价格与生产》，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使哈耶克荣升为教授，并接受了图克（Tooke）讲座教授的职位。在英国的19年时间中，哈耶克高举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先后与凯恩斯、兰格展开了论战。通过论战，哈耶克不仅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独特思想的论著，初步形成了被人誉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Fried rich Hayek）的理论框架，而且大大提高了伦敦学派的声望。1938年，哈耶克加入了英国的国籍。1950年，哈耶克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他的研究工作转向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等更为广泛的领域。1969年退休后，以荣誉教授的身份返回自己的祖国，应邀到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工作，一直工作到78岁（1977年）。1984年，经撒切尔首相的建议，哈耶克被英国封为荣誉爵士。在以后的年代中，哈耶克在德国的弗莱堡度过。1992年，哈耶克在自己的家中永远停止了工作。哈耶克在经济学及其他领域工作了整整70年，不仅是兼数个学派的思想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位在多个学科都有建树、成果颇为丰厚的著名学者。从格雷1984年为哈耶克编辑的文献目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哈耶克已有专著18部、单行本25本、编辑或做序的书16本，论文235篇。哈耶克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围绕中性货币、货本理论、经济周期、国际货币秩序、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等问题上，全面、彻底地阐述和坚持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使之成为一位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各种经济流派的精神领袖。他的理论特色是，既与奥地利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特别是通过对凯恩斯的批评使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对国家干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的批判上，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因此，“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哈耶克的主要贡献在于：探索了价格在决定资本积累、工业破动和全国经济生产率方面的指导性作用，把自由竞争制度作为大多数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著名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讲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著作结合成为严谨的经济理论的整体，对经济史，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有重大的影响，对法学，科学方法论以至心理学的研究者都有影响”。哈耶克的主要著作有：《价格与生产》（1931年）、《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1933年）、《资本纯理论》（1941年）、《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年）、《自由的宪章》（1960年）、《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1967年）、《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分别于1973年、1976年、1979年出版）、《货币的非国家化》（1976年）、《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思想史的新研究》（1978年）、《经济的自由》（1991年）等。

对哈耶克的评议。无可非议，哈耶克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无论是他对纯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还是他那独特的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西方经济学家说史中地位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从他坚持了一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历程看，从他与多位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争论过程看，特别是他竭尽全力地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计划经济的经历看，他也是一个缺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特别把他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坐标中，更可发现他的一些致命的弱点和问题。一．怎样看待哈耶克经济思想在历史中的地位。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属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范畴，只不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是最为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它偏重于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自由”，“平等”的含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鼓吹实行竞争性私人货币制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也可以称哈耶克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要对哈耶克经济思想在历史中的地位进行正确的判断，就必须对哈耶克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用历史这面镜子对哈耶克的经济思想进行检验。在评价伦敦学派时已经谈到，自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这次危机是迄今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中最为严重和最为深刻的危机，体现了深度上特别深沉、广度上特别广泛、时间上特别长久的特点，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沉重的损失。从当时的情况看，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自由放任学说没有能经得住考验，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政策上一筹莫展，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当时西方各国由于长期根据自由放任学说制定经济政策，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这次大危机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在当时已经腐朽，马克思预言的必将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已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拖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要全面地否定单靠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进行自动调节，辅之以货币金融领域的传统信用调节政策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老理论，老方法。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考验面前，传统自由放任理论的老方法完全失灵的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30年代爆发的大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中的转折点，而且是在宣告马歇尔新古典学说为中心内容的自由放任传统经济思想破产的同时，成为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33年，就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片惶恐、经济呈现一片凄凉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两起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时间。一起是一月底德国法西斯总头目希特勒登上总理的宝座，另一起是三月初美国罗斯福入主白宫。这两位追求目标完全不同的领导人，却都开始实施国家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政策，开始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来对付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提出了他有关就业一般理论及其政策措施，从理论上实现了被人称为的凯恩斯革命。

西奥多·伊曼纽尔·古根海姆·格雷高里

（1890—1970年）生于伦敦，曾在伊林斯顿的圣欧文学院、斯图加特和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13—1919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的助教，1920年担任卡塞尔讲座的国际贸易讲师，1927—1930年担任经济学系系主任，1927—1937年任卡塞尔讲座经济学教授。格雷高里是伦敦学派中具有才华，并有所贡献的人员。罗宾斯曾称他是“在20年代，对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地位作出众多贡献的一代有才华的教师中，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格雷高里的著作有：《战争前、战争中于战争后的还汇》（1921年）、《关税：方法研究》（1921年）、《图克和纽马奇的价格史引论》（1928年）、《黄金、失业与资本主义》（1933年）、《经过一个世纪的威斯敏斯特银行》（两卷，1936年）。

下面对伦敦学派和哈耶克精心简要的评议：对伦敦学派的评议。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看，伦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并无多大的影响，它的理论和经济政策也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权威性书籍和辞典中，都很难找到“伦敦学派”这个词组。伦敦学派可说得上是生不逢时。它所形成的本世纪30年代正是市场机制的问题集中暴露、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的时代。这一时代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彻底粉碎了市场天然合理的神话，严酷的现实迫使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改换门庭，寻求新的理论。在这种形势下，连秉承马歇尔衣钵的剑桥学派，都开始放弃一贯坚持的自由放任理论，重新聚集在凯恩斯的大旗下。但伦敦学派此时却逆当时的潮流而动，企图依然高举自由放任的大旗，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建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中心，其后果必然是先天不足，难成正果。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其领袖人物之一的罗宾斯，在坚持了大半辈子的自由经济思想后，不得不在晚年公开地宣布：“问题出在人的智力，我已经成为理论结构的奴隶。”

这种理论结构完全不适合已经发展了的形势，所以它使我做出错误的判断。罗宾斯对凯恩斯理论的承认，应该说已宣布了伦敦学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坎南、罗宾斯个人，仍不愧是西方经济学界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正像前面所介绍的，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上都曾作过较大的贡献，都被后人冠之伟大的经济学家。伦敦学派短暂的历史再一次说明了，随着生产了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应该放映和描述这种变化的经济学，必须跟上历史的发展，想以不变应万变，不去认识或拒绝认识历史的变化，必然落伍，出现生不逢时的遗憾。

凯恩斯

凯恩斯一反西方经济传统理论中的观点，提出：

1．摒弃传统理论中把资本主义制度说得完美无缺的说法，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失业和分配不均的问题。2．摒弃“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否定资本主义存在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理论，承认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的经济显示；3．摒弃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承认在缺少政府的干预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难以达到充分就业；4．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凯恩斯提出了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大政府支出、赤子预算和举债花费。把财政政策上升为“反危机”主要的位置，把传统理论中首要的货币政策放在了次要的位置；5．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重点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极其波动的原因，以区别马歇尔以自由放任为基本内容的价格分析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虽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的经济的干扰，但在战后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方各国的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波动起伏降低，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繁荣，证明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确。事实表明，凯恩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挽救了资本主义。究其根本是，凯恩斯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也就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需求，它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的产物。

但哈耶克却从30年代起一方面与凯恩斯展开激烈的争论，否定宏观调控、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企图用中性货币理论代替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抵消“主要药方”的作用；另一方面大肆攻击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危言耸听地制造出美国、英国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奴役道路的言论，显然是一种不顾历史事实的对现实的嘲弄。因此，哈耶克坚持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从他个人来讲并不为错，但要放在历史的经济轴上来考察，明显地是在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这也就决定了他当时提出的种种理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批判是错误的，违背了当时社会总趋势的大方向。

二、哈耶克经济理论的可取之处。无庸置疑，哈耶克是一位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他60余年的认真研究也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的宝贵财富，甚至在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过程中，也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哈耶克是一位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位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研究十分深入、彻底的歼击机学家，因此，他对市场机制确立在促进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如信息分散论，就值得认真深入的研究；他对法治在确保竞争公正的作用，法治意义，法治、立法、执法三者含义的不同也是值得深入考虑的，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加强立法，推行法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机制建立、推行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国家干预弊端的分析，对可能导致人治的问题，也可供我们参考；他对加强竞争、防止过分的公平，也是我们在推行诸如优胜劣汰、择优上岗等具体改革工作可以借鉴的。哈耶克在经济纯理论的研究中，对货币理论、中性货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独特的见解和重要的创新，这是西方经济理论界已经确认的，值得我们在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探讨。他那特殊的研究方法，利用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挖掘一个社会制度的道德基础和文化基础，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对社会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多角度的审视，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这对增加社会责任感，提高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水平也会有极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