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1日 ，中国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国新办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尧舜古国文明不再是传说，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发布会上，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何驽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说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证据？

何驽列出了几大证据。

首先，陶寺遗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证。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把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的史迹系统对应。

还有《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何驽说。

王巍指出，尽管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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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原始宗教中的转生媒介》，《中国文物报》1989年12月17日，第三版。

《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9期。

《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

《关于瓮棺葬俗的原始逻辑思维发微》，《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

《梅槐桥类型卜甲、卜骨的分析》，《考古与文物》1991年5期。

《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哲学与逻辑思考》，《东南文化》1991年1期。

《略论商时期“板楯蛮”考古学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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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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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3期，261~276页。

《意识形态考古理论与实践初探》，《东南文化》2009年1期，7~10页。

《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从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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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艺术考古理论与方法刍议》，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44期，2010年3月。1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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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54期，2012年9月。18~34页。

治学之路与心得：

我自幼喜爱历史、文学、地理，高中二年级参加高考前，立志学习考古专业。有幸考入北京大学，学了7年的考古。出于对考古的狂热与挚爱，硕士毕业到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工作，对我学术的成长极为重要。期间去了美国学习考古学理论10个月，思维大开。工作11年后，回北大回炉。两年博士毕业到考古所工作，一直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

我是一位在中国考古界内颇具争议的考古学家，主要因为我的创新。但是我的恩师李伯谦先生和考古所的领导始终给我以理解与支持。

我主要创新点如下：

初建了江汉平原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

提出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防洪功能说。

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阐述长江中游文明起源进程的兴衰。

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功能区划，使陶寺遗址都邑性质与国家社会性质初步显现。

提出都邑聚落9项考古指标。

发现迄今考古发掘的世界最早的陶寺观象台。

提出陶寺朱书“文尧”解释，为“尧都平阳”的考古证明提供重要证据。

分析得出25厘米为1陶寺尺长度基元。

破解陶寺圭尺功能，确定最初“中国”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概念。

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

关于创新，我的心得有四点，一是结合使人广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学假设或想象使人创新，三是宽容与包容有助于学术进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个人进步。

结合是新石器与夏商周考古相结合，地方工作与中央工作经历相结合，南方与北方考古研究积淀相结合，田野实践与考古学理论相结合，中西考古学理论相结合，考古学与多学科相结合，考古与文献相结合。

有前提的科学假设是科学探索和创新的原动力与敲门砖。我信奉“没有想象比想错了更可怕” 的信条，因为想象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没有想象绝无可能有科学探索的进步。我崇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发表”座右铭。我认为“材料牵着鼻子走”与“理论指导实践”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已，不存在谁对谁错，采取哪种适宜的方法只取决于研究什么问题。

我秉承对我观点的反对、批评、围观包容态度，积极汲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看待学术争鸣，理解对我的误解。这一切总能化作推动我前进的积极动力。我不与人论战，仅以表达我的观点为目的。我相信时间能够证明观点的对错，学界自有学术公论。

勇于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否定自己错误的观点，抛开所谓的“面子问题”，实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