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2-23 23:02
1970年10月5日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施工的工人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腹径腹径60厘米的陶瓮，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10月11日，在第一个陶瓮出土地点的北侧不远处，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大小类似的陶瓮，瓮上面盖有一层银渣，其内装有金银器和玉器；考古人员在陶瓮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银罐，银罐内装有一件精美的镶金兽首玛瑙杯。这次发现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各种金银器、银铤、银板、银饼、中外钱币、宝玉珍饰和贵重药材。这次出土的文物被称为何家村唐代窖藏。
何家村唐代窖藏共出土文物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琉璃器1件，水晶器1件，玉带10幅，玉臂环1对，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其中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有3件，定为中国国家一级文物的有数十件。
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这批金银器的数量非常大，价值非常高。经实测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总重达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700多两（唐大两），再外加十副玉带，它们的总价值在唐代大约折合黄金900——1000两，铜钱3830万钱。
考古工作者经过钻探并对照文献，初步判断1970年何家村的位置是在唐代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处。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考证，这批文物“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6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他认为这批窖藏文物是邠王府中的财物，可能是在“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而后来未能挖出，所以才保留到现代。
而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的学者考证，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唐代尚书租庸使刘震，窖藏埋藏年代应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原兵变时，也因兵乱保存到现代。
何家村窖藏的制作工艺代表了唐代的最高水平。何家村金银器使我们对唐代的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专家推测当时可能已经使用简单车床对材料进行切削、抛光，窖藏文物的焊接、铆、镀、刻、凿等的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大量优质银器的出现也表明当时冶银技术的进步。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留有文字，这些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的经济制度。此外22枚银饼中有4枚是庸调银饼，为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
何家村窖藏应为唐代宫廷之物，这些物品反映出了丰富多彩的宫廷生活。如鎏金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就印证了唐代宫廷舞马的记载。据《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在位多年，善乐音，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
《新唐书·礼乐志》、《通典》、《通志》、《乐府杂录》、《明皇杂录》等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唐代张说的《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有“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的诗句。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有些文物直接来自波斯萨珊、东罗马、中亚粟特和日本等地，如各种钱币。
还有一些文物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如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仍保留有粟特带把杯的风格，但其上的仕女形象已完全中国化了。这些文物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多种 文化碰撞、融合、创新的过程。
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 。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此杯为模仿兽角形状，口沿外部有两条凸起的弦纹，其余的装饰重心均集中于兽首部位。兽作牛首形，圆睁双目，眼部刻划得维妙维肖，炯炯有神，长长的双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双耳硕大，高高竖起。兽嘴作镶金处理，同时也是作为此杯的塞子，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就连唇边的毛孔、胡髭也刻划得细微精确，显得十分生动。这种角杯实际上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rhyton）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因此，这件玛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传来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就金银器中，饮食器有碗、盘、碟、杯、壶、羽觞等130件，药具有锅、盒、铛、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灯头、熏炉、熏球、锁钥等32件，装饰物有钗、钏、铃铛等40件。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记的，最迟是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庸调银饼。
但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上限可早到7世纪中叶，下限可到8世纪中叶。属于7世纪中叶的金银器，有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狮纹莲瓣银碗、海兽纹云瓣银碗、狩猎纹高足银杯、人物八棱金杯、乐伎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双狮纹单柄金铛等多件。这些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现，显然受到萨珊银器工艺的影响，反映了初唐金银器的时代特征。
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日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应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许多金银器上都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条件。经测定，唐代每两平均数值为42.798克,一大斤为684.768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唐大斤最精确的测定数据。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大量的药物，其中的药物在唐代属名贵药物，例如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以及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显示了唐代药物学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这也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和药物最为系统、完整的一次发现，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此外，还有几种外国金银货币，如东罗马的希拉克略(610～640)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590～627)银币等，应是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标志。
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
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除上述的异域钱币外，还有由粟特输入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长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偶然能出上一两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这么集中的发现十分罕见。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宝库，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亮点都集中到了这里。
领略了何家村遗宝的风采之后，我们自然会问：这批珍宝的主人是谁呢？自遗宝出土后，学界关于遗宝主人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学者提出“窖藏的主人是搜集古钱和外币的爱好者”，是一位“收藏家”，进而进一步提出窖藏的主人就是章怀太子和其子豳王李守礼，经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的专家学者们精心研究，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而遗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
齐东方说，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和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租庸使刘震就居住在兴化坊中。“租庸使”，是唐代中央专门设置的征收租庸调的官员。何家村遗宝中的庸调银饼是否也暗示着租庸使刘震宅与何家村遗宝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让人押着“金银罗锦二十驼”出城外逃，自己则与家人随后赶来。这段文字透露出刘震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财富珍宝。租庸使的职责之一就是保管朝廷的财物。也就是说，何家村遗宝与刘震有关，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齐东方做了这样一个推测：在突遭战乱时，连皇帝都逃离京城。谁也无法预料事件发展的结果。有条件、有权力处置官府财物的刘震，先派人带走“金银罗锦二十驼”，而自己则与家人随身携带经精心挑选的宫廷珍宝逃跑。何家村埋藏的珍宝都是体积小、价值高、少而精的珍品，便是很好的旁证，还有一重要文献《无双传》也对刘震出逃做了记载：当时城门守卫得知刘是朝廷要员不敢开城门，刘震只得又往其家所在的方位跑去。我们可以设想，在难以出城的紧急情况下，刘震不得不返回家中，将这些珍宝埋藏起来。而据该文献记载，刘震还做了叛军的命官。很快，唐军收复了京城，刘震夫妇被斩。刘震私藏的珍宝也就永远不被外人所知了。
为了破解、验证历史上的诸多疑问和谜团，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专门抽调精兵强将，首次对何家村遗宝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解读和破译。 大家知道，唐王朝是非常尊崇马的，在唐代，马不仅广泛地应用于战争、交通、运输等方面，而且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之中，最让人憧憬的就是风流天子唐玄宗时期的舞马。
文献记载，玄宗时，宫廷专门驯养了百余匹舞马，玄宗经常亲临现场观看并训练。每到唐玄宗千秋万岁节（玄宗的生日）时，这些舞马就在兴庆宫勤政、花萼楼下给唐玄宗跳舞。舞马都披着非常漂亮的锦绣衣服，挂着璎珞，牵马的壮士也都着金挂玉。高潮时，舞马就会跃上三层高的板床，壮士们把床板和马一起举起来，舞马衔着酒杯给玄宗敬酒祝寿。舞马也随之喝了酒，醉了，“舞马衔杯醉如泥”这句唐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以往只是依据文献记载展开联想，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何家村遗宝中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竟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专家充分考证后表示，舞马祝寿确有其事。唐玄宗除了喜好舞马之外，还常在高兴时为下属赏赐金钱。他常在承天门（遗址在莲湖公园内）楼上设宴娱乐，兴致高昂时，便向楼下抛撒金钱以作赏赐，并由此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金钱会。
由于这种赏赐活动热闹非凡，以至于数十年后，流落民间的宫女还不断向人们讲述此事，“开元皇帝掌中怜，流落人间二十年。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这里的金钱指的就是“金开元通宝”，它是不流通的，仅供赏玩。钱币收藏家们做梦都想有一枚“金开元通宝”，哪怕是见一下也好。可他们也仅能在文献中品味历史了。
真正的“金开元通宝”出自何家村，而且一共出了30枚，这是“金开元通宝”迄今唯一的一次发现。何家村窖藏出土钱币39种，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大发现。出土钱币包括唐代流行的开元通宝，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钱，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珍银币，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
还一次出土了“金开元通宝”30枚，“银开元通宝”421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