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监测点

在经历了多年政治运动冲击、重新回到研究和教学岗位之后，何观清教授深感中国的医学卫生决策需要疾病信息做基础。在1980年左右他开始倡导并率先在中国13个省、市建立了30个疾病监测点，目前这个监测系统已经扩大到30个省市（自治区）、145个监测点，成为国内制定医学卫生发展规划和疾病控制对策措施的重要信息来源，也为评价很多卫生对策的效果提供了科学依据。这项工作曾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高血压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何观清教授主持了在中国四川凉山彝族人群中进行的高血压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组成功地应用移民流行病学方法，通过前后十年的研究，发现凉山地区彝族极少有高血压病例主要是环境因素的作用，而非遗传因素的影响，这个结果为高血压病因研究作出了贡献。本项研究也获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流行病学研究

此外，何观清教授在50年代曾主持对一起不明原因的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证实了这是一种疫苗的严重过敏反应；在70年代参与过克山病的病因研究；在80年代，他指导研究生涉足更多的非传染病问题的研究领域，除上述彝族血压研究外，还有儿童血压研究、乙脑预测的数学模型、酒糟鼻的病因研究及防治、中学生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影响婴幼儿精神发育的因素和干预评价等。何观清教授几十年来先后发表科学论文八十余篇，主编及参与编著的教科书及专著达十余种。

献身教育 精心育人

何观清教授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流行病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作为在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60年的教育家，他丰富的教学思想和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永远是借鉴和继承的宝贵财富。

何观清教授认为医学的任务是解决人的健康问题，而解决健康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防病，二是治病，防病与治病相比，防病应该放在第一位。医学教育应使医生在学生时代就要树立起预防为主的思想。

何观清教授将毕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始终期盼将这所学校办成世界一流的医科大学。他坚持认为协和医科大学应该实施通科教育，反对过早进入专业，并认为一个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既可以做医生从事临床事业，也可以从事医学基础科研做一个研究人员，还可以选择预防医学成为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教育，不仅要培养会行医的医生，而且要培养对中国医学卫生事业有影响的人才，包括医学科学家和政府卫生官员。

何观清教授毕生治学严谨，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历来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这也是他本人一直在身体力行的精神。何教授逾八十高龄仍工作在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第一线，直到病逝。何观清教授一生精心育人，可谓桃李满天下。无论是他培养的大量协和医大本科学生，还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流行病学2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许多人现都已成为所在工作地区或单位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无论现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很多人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令人骄傲的成绩，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已成为所从事专业领域的知名专家，为中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严谨治学 尊重实践

何观清教授一生的成就众人瞩目，然而他的严谨治学精神及获取这些成就的学术思想，却是后人更应珍视的宝贵财富。

“学科总是要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展，而不应总是一成不变。”何观清教授从不满足只学习别人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用批判的态度去发展、完善不合理的过时理论。在做学问上，绝不鹦鹉学舌。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国内流行病学界在围绕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是只研究传染病，还是也应包括非传染病在内的争论中，何观清教授认为，流行病学不应局限于研究传染病的流行，也应研究非传染病的流行。虽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和流行机理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具有流行现象，因此都应是流行病学研究的内容。并坚持认为，流行病学是一门研究疾病分布频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学问，应该将“流行”这一概念转变为“分布”的概念。在中国确立流行病学这一现代概念，是中国流行病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对把中国的病因研究和疾病控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何观清教授在这一点上是做出了贡献的。在阐述传染病流行机理时，何观清教授认为用病原体、人群和环境三方面的相互作用去解释流行过程更为合理。“三环节、两因素”中的传染源仅仅是指病原体繁殖的场所，并未表明病原体的类型和致病力及其变异情况，因而在解释某些传染病如流感等病的流行中是有局限性的。随着流行病学研究内容的扩大，何观清教授进一步将三方面因素中的病原体改为致病因子，以适应非传染病病因的需要。因为非传染病病因可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因子两大类，而“病原体”的概念只适合生物性因子，无法解释非生物性因子的病因作用。这一观点使“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一切疾病”的看法，在理论上得到完善。何观清教授还特别指出，“三环节、两因素”的理论在控制传染病流行的实际应用方面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即把中国十分贫乏而又极为宝贵的卫生资源，浪费在确定传染病爆发和流行的传染源或消灭传染源上。对一些传染病来说，查清传染源对控制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意义并不大，而消灭传染源往往更是目前中国人力、物力和财力所办不到的。何观清教授则极力主张查清传染病爆发疫情的“传染来源”，认为这是控制疫情暴发流行的关键。

“流行病学方法的核心是现场观察和现场实验。”何观清教授认为这是流行病学的精髓，是流行病学家的行动指南，并把这一观点作为毕生的治学准则。在黑热病的防治研究、鼠脑乙型脑炎疫苗严重副作用的证实及克山病病因探讨中，他始终坚持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的调查。他之所以在众多的研究中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获得了反映事实本来面目的真实资料，使以此资料为基础的科学分析和推理才能得以成立。在他的著作和教学中，始终强调：流行病学调查必须要获得现场的真实原始资料。没有现场真实的原始资料作为分析推理的基础，无论使用何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和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多么复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和模型，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认为近年流行病学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在统计分析方法方面的进步，一些新步入流行病学界的年轻人往往只重视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的学习，而忽视如何深入现场实地，准确可靠地获得第一手资料及在调查方面积累经验。流行病学方法中现场观察是最基本的方法，现场调查是最重要的基本功，而统计分析只是工具，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两者不可颠倒。现场实验是采用人工手段来干预疾病在人群中的自然分布，目的在于验证提出的原因不明疾病的病因假说，或确定病因已明疾病的流行因素，或评价某一措施的防治效果。现场实验必须进行对照观察。因为一方面是许多疾病的自然史尚未弄清，另一方面是现场远比实验室复杂，易受选择偏倚、观察偏倚和混杂偏倚的影响，故更加需要强调设立严格对照的必要性。一项严重缺乏可比性的观察实验，往往很难获得正确的结论。

历任公共卫生系主任、教授，及以后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系名誉主任，并成为中国较早的流行病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此外，何观清教授还担任过中华流行病学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主编、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副主编等职务，1950年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和三级国旗勋章。他还获得过其它很多荣誉和地位，包括在晚年担任第六、七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何观清教授一生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曾在政治上经遇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荣辱不惊，仍然坚持无私地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奉献给国家的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事业，所有的坎坷和磨难都没有动摇他报效祖国的初衷。在政治上他坚持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在科研和教学中，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如在进行痢疾噬菌体菌苗预防效果评价这项研究时，他是冒着极大的政治压力的。一是因为痢疾噬菌体菌苗当时是国外援助引进的，“老大哥”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不容否定；二是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医学界还很少有人能接受来自西方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是最科学的评价方法。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不能人云亦云，盲目崇拜国外引进的东西。他坚持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去验证别人的结论，让事实来做裁决，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在确定国外引进的鼠脑乙型脑炎疫苗副作用研究时，也表现出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无畏品质。

何观清教授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爱国志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两次奔赴朝鲜战场，应用流行病学知识和技术，为粉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立下了功劳，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和三级国旗勋章各一枚，为保卫祖国做出了贡献

何观清教授从事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教学与科研60年，担任过众多职务，获得过许多荣誉。但在众多的荣誉面前，何观清教授始终谦虚谨慎，勤恳好学，直至晚年也是如此，一生都满腔热情地在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及编审等大量繁忙的工作中辛勤耕耘，为发展中国的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事业做贡献。

1、何观清 《西北黑热病流行病学之概要》 中华医学杂志，1948，34：295

2、何观清、宋从新、李容 《胸骨、脾、肝穿刺诊断黑热病的比较》 中华医学杂志，1948，34：479

3、何观清、胡真 《痢疾噬菌体预防痢疾的实地观察》 中华卫生杂志，1957，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