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在政法工作中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突出的表现是“怕漏不怕错”，强调“严厉打击”但对防止冤错重视不够。破案率的高低，往往成为考核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政绩优劣的关键。对于某些影响重大的恶性案件，上级领导往往会“限期破案”。

2001年又进一步提出“命案必破”，这就给刑侦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命案一旦告破，则立功授奖，皆大欢喜，也就证明了你是称职的领导；命案破不了，那就表明你工作不负责任或者没有能耐，一票否决，甚至会丢了“乌纱帽”。提出“命案必破”的初衷，无非是要求高度重视对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的侦破，本意并不错。但是，真理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一口号蕴含着极大的危险。

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杀人案件较容易侦破。这是因为杀人案件必然会留下许多证据———有被害人的尸体；有犯罪现场；有血迹、血衣或其他痕迹；有杀人所用的凶器，等等。再者，由于杀人案件影响较大，公安机关也舍得投入精力去侦破，因而杀人案的破案率通常会高得多。

但是，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必定会有一部分命案难以侦破。国内外的刑侦实践表明，对命案能够达到70%—80%的破案率，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命案必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指标怎么办？直接的后果就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不破不立”，形成一部分隐案、黑案；二是虚报战功———只要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就要其认罪。只要招认了就算破了案，对上、对外都能交账。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出现冤假错案就在所难免。

如果这种硬性的考核指标和功利主义的机制不改变，类似的冤案即使不发生在佘祥林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王祥林、李祥林身上。

从佘祥林提供给媒体的申诉材料看，在他被刑警队扣押后，审讯持续了10天11夜，一天只吃两顿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申诉书列举了刑讯逼供的几个场景，尽管具体情节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可以确信，佘祥林肯定被实施了刑讯和指供、诱供。要不然好端端的一个无辜青年，怎么会招认杀人？

刑讯逼供，就是对被讯问者施以肉刑或变相的体罚，逼使其承认被指控的罪行。如在本案中连续10天11夜的“突击审讯”，由两队警察轮番上阵实行疲劳轰炸，施加一个人无法承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使被拷问者陷于极度疲劳、极度困乏和极度恐惧中，使其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屈从拷问者的意志，承认原本并未犯过的“罪行”。

指供、诱供，则是在所提问题中包含着希望得到的回答，诱使被讯问者“顺杆爬”。被讯问者在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状态下，采用这种讯问方式会迅速见效，几乎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一旦招供，讯问者又会进一步确信他就是罪犯。其思维逻辑是：如果你没有罪，怎么会交待出那么多细节？殊不知这些所谓“细节”，正是由讯问者诱导而逼使无辜者复述出来的。无辜者一旦屈打成招，便掉进了无底深渊，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当年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是以这种屈打成招的、完全不可靠的口供作为主要证据，一审判处了佘祥林死刑。

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是由严刑拷打造成的，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总祸根。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迄今许多警察对严禁刑讯逼供的政策与法律规定还当作耳旁风，甚至提出种种说词，认为“刑讯逼供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对犯罪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正因为如此，刑讯逼供才屡禁不止。直到如今，一些执法部门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还缺乏清醒的认识，纠正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它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

佘祥林“杀妻”案以“死妻复活”的荒诞形式，再次把严禁刑讯逼供的严肃课题摆在了全国公众面前。要高度重视，拿出切实措施，不能听任其一而再、再而三地铸成冤案。

据新华社的有关报道，佘祥林“杀妻”冤案，当初就有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存在认识分歧，但经过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有关办案单位、办案人员进行协调，并提出了明确处理意见，要求京山县法院“一审拉满（判15年），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这样就绕开了省高级法院。这种近似于“先定后审”的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佘祥林冤案的平反，再一次凸显出“先定后审”的弊端。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即使有关部门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也必须坚持法定的诉讼程序，认真审核有关证据，把好事实关和证据关，坚持依法独立审判，才能避免此类冤案的再次发生。

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以“民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特别是对于死刑判决，往往突出强调“民愤”，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佘祥林“杀妻”冤案中，我们便看到了“民愤”是如何影响司法机关办案的。

事实上，除了刑讯逼供之外，张在玉的娘家亲属无端怀疑佘祥林杀妻，并以各种方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客观上成为铸成这起冤案的重要助力。在张在玉失踪3天后，其三哥张在生就到派出所报案，并提出佘祥林可能因其妻患上精神病而杀妻的怀疑。在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张家亲属认为很可能就是张在玉，张佘两家遂反目成仇。假如当初那具无名女尸的身份没有被错认，也许不会酿成这起冤案。后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张家亲属多次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声称“民愤”极大，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

由此可见，当某些群众由于不懂法而又认准了一个死理时，往往会打着“民愤”的旗号，做出一些极度不理智的举动，迫使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错误认识去办案。

其实，“民愤”是一种情绪化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例如，一般民众对小偷十分痛恨，而对走私犯罪则几乎没有民愤。丢了自己的钱，人们会感到切肤之痛，恨不得把小偷都杀掉才解气；而走私是偷国家的钱，人们似乎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损失，反而还能买到便宜货，所以对走私犯罪以及盗用名牌、盗版光盘等没有“民愤”。

看来，我们应该对“民愤”再冷静地思考。如果司法机关顶不住“民愤”的压力而铸成了冤案，那些无知的民众却不会为你去埋单，吃不了还须你自己兜着走。

佘祥林“杀妻”冤案真相大白后，下一步面临的是再审改判，为蒙冤者平反昭雪并进行赔偿。据报道，对佘祥林如何进行赔偿，有关法院已做了研究。用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佘祥林被羁押了3995天，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初步估算的赔偿金将在22万元左右。”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制定的，上述赔偿标准显然过低。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搞“形象工程”，请一位名演员去唱一首歌，出场费动辄数十万元。而无辜者背着“杀人犯”的黑锅，受尽了委屈与折磨，坐冤狱11年却得不到名角唱一首歌的收入。两相对照，令人深思。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赔偿法，规定的赔偿额很高，通常是受害人经济损失的数倍。美国有一位被控强奸的犯人入狱17年后，检验出精液不对，宣布无罪释放，法院给了他冤案赔偿费850万美元。平均每坐一年牢获赔50万美元，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年薪相等。

与其他国家的冤狱赔偿相比，我国的赔偿金额确实过低，而且它的计算方法就颇成问题：所谓“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该如何理解？这使人联想到黑心老板被迫补发拖欠民工的工资，难道蒙冤坐牢是为监狱打工？他遭受的折磨就可以一概不计吗？

再说，“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当前我国职工的收入呈现相当复杂的情况，一般职工除了工资以外，另有各种补贴、津贴和奖金，例如公务员的“车补”每月就高达一两千元。工资以外的收入通常都大大超过了工资。

①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上访申诉竟被关了9个月。9个月后，让她家拿钱来领人。佘母被领回时已变成又聋又瞎，3个月后含恨而死。

②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为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

③某村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张在玉的良心证明，被关了3个月。

可怜无辜的佘祥林被错定为杀人犯，他一家竟被搞得家破人亡。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是否属于应该赔偿的范围？如果说国家对佘祥林仅仅赔偿22万元的话，岂不等于在旧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那就会又一次造成新的不公正。

总之，佘祥林“杀妻”错案凸显出立法、司法和国家赔偿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又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佘祥林也绝不应是白坐11年冤狱。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不应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热闹，而应以主人翁的姿态，剖析这一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总结经验教训。但愿佘祥林的冤案不要在热炒了一阵之后又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佘祥林付出的代价，理应对健全法治和保障人权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