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1-19 17:36
侯建，湖北武昌人，原名，春光；字军光。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1930年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后来自筹资金创办《文学新闻》报，由于他的文笔犀利、直逼要害，从一个普通的“文化人”，变成了引起左翼文化阵营十分关注的战将。
1931年10月，由左翼文人潘梓年介绍，在上海静安寺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里见到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王二人代表组织通知侯建：根据他的要求与表现，同意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名特别党员，以后与潘汉年单线联系。
同时告诉侯建：组织上决定他参加中央特科工作。要求侯建在社会上逐渐地褪去“左”的色彩，慢慢地变成一个灰色人物，向中国国民党的中、下层社会转变，然后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战略情报。当时，中央特科是专为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而特别设立的政治保卫机构。任务是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特务，营救被捕同志，是党中央直接指挥的对敌进行地下隐蔽斗争的特别工作队。从此，侯建便成了潘汉年情报网中的重要人物，很快就利用其得天独厚的社会关系，打入了中国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
1932年春，侯建通过表兄的介绍，结识了时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CC系首领陈立夫手下红人吴醒亚。在中央特科的具体安排下，侯建又秘密加入了CC系上海反共特工小组，逐步取得吴醒亚的好感与信任，1933年春，吴醒亚正式吸收侯建加入了由他和潘公展直接领导的法西斯反共团体“干社”，被任命为情报组长，俨然成了“干社”的主要骨干。1933年7月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侯建改为与王子春单线联系，侯得到任何情报均及时报告给王子春，同时接受王子春所交给的任务，直到1935年夏天，联系突然中断。因为发生了“西怪人”事件。所谓“西怪人”事件，就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局长Joseph Waltom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力行社逮捕。Joseph Waltom被捕后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职务均不透露。当时舆论界称此案为“西怪人”之案。然而，中国国民党特务从“西怪人”的笔记本中，找到了侯建的化名“春光”及联系电话号码，因而侯建被捕，负责处理此事的是中国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翁光辉。虽然翁光辉对侯建拒绝交待中共情报组织的机密十分恼火，侯建只说为向“西怪人”学习英语才同他联系的，关于共产党情报，只用英语谈了一次共产主义理想问题，其他什么也不肯说。但碍于吴醒亚的面子，不敢动刑。加之侯的父亲侯晓岚是老同盟会员，追随、支持、资助过孙中山革命。侯的母亲袁殊兰是苏州有名的富家小姐，与中国国民党高层要员家属颇有交往。其父母一齐出动，多方疏通，侯建被押送到武汉“反省院”进行“闭门思过”，不久被担保释放。侯建出狱后，觉得继续留在国内难以开展工作，请求再度出国留学。经组织同意，他留学英国，专攻无线电通讯技术。
1937年春，潘汉年奔波于宁沪杭，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恰巧侯建也学成归来，回到上海。他设法找到了潘汉年，汇报了学习情况和收集到的有关法西斯阵线（德意日联合）的一些情报。这样，经历了两年的风风雨雨，侯建又回到了党的情报战线，成了潘汉年手下的大将。与此同时，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侯建，说侯建是留日本、英国的高才生，有非凡的才干。戴笠便派人四处找他，要他参加军统工作。侯建立即把此事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一听大喜过望，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莫错过，指示侯建借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于是，两年前被国民党力行社逮捕的侯建，于1937年9月，在戴笠的领导下，成了力行社的骨干分子。1939年初，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侯建正好赴港参加戴笠亲自主持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侯听说潘汉年在港，便设法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敌伪及国民党军统的活动情况，潘汉年表扬侯工作出色，并约定在上海见面。在港期间，戴笠多次召见侯建，对其多方考察的同时，不得不对侯建的能力与才华表示赞赏。会议结束之前，戴笠单独交给侯建一个绝密任务：全力对付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并设法将其摧毁。侯建想，国难当头，在目前形势下，一切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原则。只要符合这个原则，都可以答应下来。然而，他有两点失误：一是潘汉年已离港，又无法直接联系，没有向潘汉年汇报与请示，从而未能得到党的支持与帮助；二是年轻，缺乏经验，对戴笠所领导的一些特务头子缺乏足够的警惕。侯建回上海后，反复调查研究，制订如何摧毁“76”号魔窟的详细计划，并将此计划的副本呈交军统系统上海地区区长王天木审核备案。岂料王天木早已秘密投靠了汪精卫，此事很快暴露，侯建被捕，押进了“76”号魔窟，险些丧命！
侯建被多次审讯后，汪伪的两个特务头子李士群与丁默村发生了分歧。丁默村认为侯建太可恶了，应该立即杀掉。李士群认为侯建精通无线电技术，懂得多国语言，尤善日语与英语，是难得之才，无须处死，可留为己用。两人争得脸红耳赤，互不相让。最后只得听周佛海的。周佛海没有到会，对双方意见写了这么一句话：“凡可杀可不杀者，就不要杀。”于是，侯建得以幸免于死。后来，李士群把侯建带回到自己家里，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与李一样也是一个叛徒，早年参加中共活动时就认识侯建了。这样，三人便在李的客厅里交谈起来。李士群对侯建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只要愿意合作可免一死。”岂料侯建冷笑一声说：“哼，不要以为日本人是你们的后台，我也有日本人做我的后台。”接着又对李士群说，“你能让我打个电话出去吗？”李不知道侯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在犹豫，还是叶吉卿反应快，指着电话机说：“你打好了。”并示意李士群上楼去，由她一个人看着侯建。侯建立即拨通了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电话，用日语与对方交谈。叶吉卿也懂得一些日语，几句话之后，就已经听出苗头来了。她让侯建一个人在客厅慢慢喝茶，用些糕点，自己上楼去与李士群商量。不一会儿，李士群夫妇下楼来，告诉侯建，让他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考虑再说，立即派人把侯建送到虹口区一个秘密地方住下。叶吉卿在叛党之前，与侯建的妻子牛景新也熟悉，便给牛景新女士打了个电话，告知牛景新，已经找到了侯建的下落，叫她放心，士群正在设法营救侯建出来等等。于是，侯建的事又一次出现了转机。那么，侯建给谁打了电话，一个电话，竟有如此威力？与侯建通话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此人是个中国通，是一个以文职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老资格高级特工，他名义上为副总领事，但总领事也让他三分，他实际上是岩井特务机关的总头目。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人士，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同时收集有关战略方面的情报。侯建也是上海滩名噪一时的文化人，曾奉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岩井英一有过交往。在岩井英一看来，侯建的日语水平，可以到东京电台当播音员，加之侯建聪明机智，投其所好，经常请岩井英一上馆子，陪他逛舞场跳交际舞，岩井很快把侯建当作好友。现在侯建遇到了麻烦，他满口答应帮忙。两天后，他亲自带了两名书记员，赶到“76”号，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把侯建带走。见到侯建时，他让侯建先上车，帮侯建关好车门，自己再上车，令“76”号的汪伪特工惊奇不已。侯建被释放后，岩井要侯建公开表态与日本政府合作。鉴于在接受戴笠任务时，未能及时向潘汉年汇报请示的失误与教训，侯建学乖了，便表示容他考虑几天再说。岩井答应了。侯建立即千方百计寻找潘汉年，恰巧这时潘汉年也在上海，侯建找到了潘汉年，向潘汇报了自己被捕经过和岩井所提出的要求，请潘决策。潘汉年对侯建是信任的。他肯定了侯建在国难当头，以抗日救国为首要任务的决定是对的。但必须向组织汇报请示之后才能开始行动。潘考虑了一会后说：“存在就是发展，不妨将计就计，打入岩井机关，作为有日本特工机关为背景的汪伪的反对派而存在。”潘汉年又说：“至于军统的关系，也不要中断，你可以写一封亲笔信，说明你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被王天木出卖，而被‘76’号特工部逮捕，不得不假意投敌，请求长官谅解，并保持默契等等。”根据潘汉年的指示，侯建立即给戴笠写了信，并设法交到了戴笠的手中。同时，侯建也答应了岩井的要求，加入了岩井机关，成了一名日本“特工”。不久，侯建又收到戴笠的亲笔信，信中对侯建的处境表示充分的理解，赞扬侯建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因此而暴露了内奸王天木也是可取的。戴笠还劝侯建“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不过，侯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抗日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的唾骂，认为侯建是一个“软骨头”，经不起考验，而“反水”当了汉奸，纷纷写信骂他，与他断绝往来。
侯建承受着毁誉的痛苦，忍辱负重，在“汉奸”的行列中，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为国家独立而默默地工作着、战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