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六届、七届委员，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广西区科协名誉主席。

2017年1月15日23时02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党组成员侯德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南宁逝世，享年85岁。

侯德彭同志逝世后，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赵乐际、马飚、李兆焯等通过各种形式对侯德彭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彭清华、陈武、陈际瓦、马铁山、侯建国、范晓莉、蓝天立、于春生、喻云林、王凯、赵德明、危朝安、李克、杨道喜、沈北海、温卡华，老同志赵富林、陈辉光、曹伯纯、陆兵、马庆生以及自治区其他领导同志、部分省级离退休老同志，在侯德彭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侯德彭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向其亲属表示慰问。李纪恒等领导同志，也通过各种方式对侯德彭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青少年时期

侯德彭于1938年至1944年，在江苏省泰州市大浦小学学习。1944年至1948年，在江苏省泰州中学学习。在泰州中学，他从初中读到高一。此校非等闲之校，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便是泰州中学的学生（ 59届），除此之外，该校如今的著名校友还有李德仁、童凯、侯德原、侯德彭等众多名人。 侯德彭于泰州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上海解放后，侯德彭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亦即后来的共青团）的活动，并在1949年11月加入了青年团。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城市急需大量人才，而当时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挑选文化基础好、思想单纯、年轻可靠的骨干，作为人才的储备进行教育培养。就这样，1950年高中毕业的侯德彭连文凭都还没有来得及拿，就作为优秀团员代表被上海静安区团委选派到中央团校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培训后，正准备南下参加土改工作的他，因学习期间能力出众、政治思想坚定，被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北大深造

由于基础知识扎实，工作方面又好学肯干，侯德彭很快获得了组织的肯定和信任。因此，当1952年中直机关决定抽调一批干部进入大学学习时，他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侯德彭在高中时就很喜欢物理，也正是出于对物理学科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他选择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52年至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学习，获理学学士学位。

担当学生会领导

北大是一个精彩热闹的校园，学生们组成多种多样的社团，节目精彩纷呈。此时的侯德彭非常活跃，并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当时北大的共青团书记便是后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胡启立，两人因学生会与共青团的密切关系，多有交往。

北大是一个精彩热闹的校园，学生们组成多种多样的社团，节目精彩纷呈。学生会宣传部当时不仅管理着诗社、音乐社、话剧社等社团，而且掌握着全校的广播台，下设稿件组、播音组等。有些由宣传部长或干事撰写。那时，校方、老师、同学都很支持他们的工作。这群意气风发的学生的确也很大胆，写篇稿子全校广播，一点也不手颤。

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侯德彭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可以说，北大学生会的经历，让侯德彭无论在领导能力、组织能力还是在创新能力上，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几十年以后，侯德彭从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到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主任、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教委主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在他看来都离不开在北大学生会的锻炼。

入保密机构学习

546信箱”是国家为培养原子核领域的人才，于1955年在中关村成立的保密单位，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前身。“546信箱”当时负责招收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相关学科的学生进行学习，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但主要还是北大的学生。在招收了几班学员后，“546信箱”从中关村搬回北大，成了北大技术物理系。后来的“两弹之父”朱光亚就是当时的主要教师之一。善于平衡工作和学习之间关系的侯德彭，不仅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学习上更是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当时北大的考试成绩中每门课最高分为五分，侯德彭除了热力学和体育是四分外，其他都是五分的最好成绩。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被调到“546信箱”，成了第一班的学员。尽管自己的课程已经很紧张，但侯德彭还是去听别的系的课，如金岳霖先生主讲的哲学，让年轻的侯德彭很感兴趣，听得如痴如醉。而且他还不光听一个系的课，很多系的课他都去听过，包括前副校长侯仁之开的地理课。

参加工作

在北大毕业后，侯德彭又回到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在那里，他接替了何祚庥的工作，当时的同事还有龚育之等人，科学处的领导则是于光远。当时的科学处规模很小，处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始终发扬着科学的作风，工作氛围非常活跃，而这些人也在日后各自的工作研究领域中成为佼佼者。

错划右派

正当每个人都干劲十足的时候，“反右运动”的阴霾降临了。由于科学处宽松的工作氛围，加上自身耿直、豪爽的性格特点，侯德彭说了一些不满的话，结果被划为右派分子。当时他的右派言论，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他自己对此也从未动摇过。他当时坚持认为：中国不要完全跟着苏联走，中国有自己的情况，应该走有自己特色的路；科学有自己的规律，不要有太多人为干涉。在当时日趋紧张压抑的政治环境中，能说出这样的话并坚持这些观点，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不是处在那个时代之外的人所能想象的。联系到侯德彭在北大听马寅初校长做报告的情形，以及他自己对民主、科学的信念，便会发现，这就是真正的侯德彭，一个纯粹的北大人。他证明了真理是时间的孩子。

下放广西

侯德彭被划成右派后，被下放到了广西，命运就是这样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但也是他日后辉煌的起点。

侯德彭被调到了位于南宁的广西大学，但由于右派身份，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在校园的建设工地上负责量土方，过上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与他心爱的物理研究似乎渐行渐远，他自己更是仿佛被遗忘在了那片工地上。那段时期的侯德彭，也渐渐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然而真正有血气的人，既不曲意求人重视，又不怕忍受忽视。

机会终于降临了。广西大学由于缺教师，开始到处寻找能胜任教师职位的人才。侯德彭毕业于著名的北大物理系，又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自然是很适合的人选。就这样，侯德彭开始走上了讲台。

登上讲台

侯德彭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在三尺讲台上将一生所学倾囊相授。他最开始是给化学系上普通物理课，一炮就打响了。用侯德彭的话说，正是由于北大严谨的学科训练，让他打下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在广西大学，物理专业的所有课程他都能教。很快，侯德彭讲课讲得好在全校出了名，他课堂上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教室里坐不下了，有的人甚至就站在窗外旁听。

尽管已经获得上台授课的机会，但是右派的身份问题仍严重困扰着他。初到广西时，因为右派的身份，侯德彭和所有朋友都断绝了关系，后来才慢慢恢复。悲观的人，先被自己打败，然后才被生活打败；乐观的人，先战胜自己，然后才战胜生活。侯德彭无疑是一个战胜生活的人。被问及当时是否因右派身份而感到沮丧时，侯德彭说：“我并不承认自己失败啊，不然我哪还有精神去教书啊。”那时候，侯德彭坚持白天上课，晚上翻译外文著作。“因为没有文件、没有材料、没有杂志可以看，我只能到图书馆去找。”就连当时翻译的著作也都没有原书，都是他的同学提供给他的一页页英文纸张，可他就是这么拼命、这么执著地坚持着。也在此阶段，结识他未来的妻子——大右派黄现璠之女黄小玲，开始他们的恋情。

担任校长

侯德彭长期的坚持与执著获得了回报。拨乱反正以后，他脱掉右派帽子，重新受到重视。1978年，科研教学工作突出的他成了物理系的副主任。在当年的庐山物理学大会上，他碰到自己的老师同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物理学前沿的发展状况。会后，侯德彭把这些同学一个个地请到广西大学做报告，他自己也亲自上台讲。就这样，广西大学物理系慢慢培养了一支队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教授。此外，他还和原子能所的同志一起成立核物理数据组，带领大家做核数据整理，开创了广西的原子核数据研究工作。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广西大学理论物理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开始小有名气。此外，侯德彭在广西大学物理系又率先开展了中子共振理论和少体物理方面的研究，率先获得了理论物理硕士学位授予权。

侯德彭此时已经是物理系主任，1980年，他又被任命为副校长。对于从物理系主任到升职为副校长，侯德彭笑谈当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当上了。那时候，侯德彭还住在他爱人黄小玲（时任南宁五中教师，后任广西医学院教授，著名史学家黄现璠之女）的单位宿舍里。有一天，学校的党委书记来找他，这让侯德彭多少感到有点意外。党委书记掏出了关于上级任命的一纸文件，说他已经被任命为广西大学副校长。侯德彭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肯定。侯德彭当上副校长后，并没有要求大房子，工资也没有加。这在他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大展拳脚的好机会。侯德彭施展着他改革创新的才华抱负，广西大学的风气面貌因此大为改观，侯德彭赢得了更多的肯定和信任。

担任副校长的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此时回头一看，1978年的时候，侯德彭还是物理系副主任，然而1980年起他就开始出任副校长，1982年又担任校长直至1986年，期间还兼任过校党委书记，可说为改革开放后新时期广西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侯德彭通过在中山大学从事少体物理研究的一个同学，认识了美国的一名教授，三人决定发起举办一届少体物理国际会议。侯德彭多方协调运作，最终确定会议举办地为广西南宁，并亲自主持了该会议。参会者共一百多人，来自世界各地，许多青年学者通过此次会议交流，顺利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会议的成功也让广西一时间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会议结束之后，三人还主编了《少体物理：原理与应用》一书。由于在少体物理方面的成就，侯德彭于1993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著有《核共振理论》、《少体物理》等论文和著作多篇，译有《量子理论》、《机遇与因果的自然哲学》、《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等多达三百余万字的自然哲学、科普著作和科学专著，与他人合作引进翻译维纳所著经典著作《控制论》。

纵观侯德彭的事业历程，从大学物理系主任到校长，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主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到自治区教委主任，再到区政协副主席，一路走来，他都位于领导岗位上。然而，侯德彭从没有领导的架子，更从未给自己和家人谋过任何私利，他有的永远是那些朴实耿直的话。

侯德彭的大儿子1980年考上北大的时候，侯德彭已经是广西大学的副校长了，仍然没有多少钱。儿子来回北京从不敢坐卧铺，都是坐硬座。再稍往后，尽管配备了汽车，但侯德彭从未用来私下接送过孩子。那时候送孩子去车站，都是孩子骑着单车出去，妻子坐公交车跟在后边。最后由妻子将孩子送走以后，再把单车骑回来。对于侯德彭的这种作风，他的妻子也一直很理解支持。她说这也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他们要告诉孩子，大家都是平等的，老百姓的孩子能这么去，你也能这样，没有什么特殊。1990年，他们的小儿子从清华毕业，孩子说他不想回广西。他说我回广西做出成绩了，人家说是爸爸的功劳，做得不好就会给爸爸丢脸。这样，身为领导的侯德彭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孩子提供任何特殊照顾。

作为领导，侯德彭始终保持着清廉的作风，他们一家也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1992年，侯德彭的小儿子跨越重洋去美国读书，家里也无法给他太多的帮助，只能靠他自己到餐厅打工赚钱。由于以前没有打过工，他多次被拒，后来别人再问他有无经验时，他就说有，结果刚一做工就露了馅。直到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才在一个餐馆里找到了兼职工作。记得儿子打电话回来时对妈妈说：“妈妈，我好苦啊……”而电话的这一端，心疼的母亲早已经泪眼蒙眬。对于孩子们，侯德彭总是很放心地交给妻子负责看管、教育，他自己鲜有时间过问。对于孩子们在异国他乡所受的苦，他只是说：“我没有钱，我处于那样的位置，也没有钱给他。”

作为丈夫和父亲，侯德彭似乎对妻子和孩子缺少惦记和爱护。然而作为领导，他对别人却永远是那么关心。在侯德彭担任广西大学领导的时候，有一个矿冶系的学生，英语特别好，想出国留学，并且外国大学也同意接收。然而，麻烦的是，这位学生的岳父属于“文革”时期的“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之一。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说那个学生有家庭背景问题，最好不要派出去。“但我看，这个并没有什么嘛，这个不能搞株连。”“我说是他家庭有问题，又不是他有问题，这有什么不行的。去，没问题！”就这样，侯德彭不顾外界的议论和压力，毅然支持他出国留学。最后，在侯德彭的支持帮助下，那位学生顺利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如今，他在美国已经事业有成。然而，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侯德彭对他的帮助。他深知没有侯德彭的包容和爱护，他是难以走出去的，更遑论取得今天的成就。

即便后来到了更高的领导岗位，侯德彭仍始终保持着他亲和的本色。他说：“作为领导，你还是一定要想到大家。领导不是我管你，不要那么想。”在担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他就非常关心部下的成长，对于他们的福利、升迁、家庭等，都给予很多关注。也正因此，尽管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十多年了，他的许多老部下、老同事还常常来看他。

侯德彭没有任何官架子，在他看来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并不因为各自的职业而有身份上的差异。侯德彭现在居住的小区里，一位年轻的保安对他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侯德彭作为老领导，没有丝毫的架子和官僚作风。相反，他平易近人，而且很健谈，他会和小区的保安聊他最近上网时看到的一些新闻、趣事，也会聊他最近比较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用那位保安的话说：“侯老很同情弱者。”

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侯德彭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