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三世去世以后，其子瓦西里三世以“统治全俄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的名义登上沙皇宝座。东正教会则宣称：“君主的旨意就是上帝的意志。再此期间，关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帝国”的思想已经成为当时俄罗斯统治阶层和东正教会上层神职人员的一种思潮。公元1510年，当时的一位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在写给瓦西里三世的心中宣称，“莫斯科是新罗马帝国”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者，”他指出，“莫斯科国在扩大自身的权势时，也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督教帝国的基础，鉴于拜占庭帝国在政治上的死亡和宗教上的毁灭，这就使莫斯科大公国命中注定是个基督教帝国的领袖。”

瓦西里三世在外交方面的负责人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首先积极的推行这项政策，他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莫斯科是新的世界宗教中心。伊凡雷帝正是利用这些舆论，用东正教作为自己进行征伐战争的旗帜，向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进攻。当战争受挫时，他又利用东正教为号召，进攻钦察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等国家。但是当时的俄罗斯正教会还没有取得自主地位，还没有能够摆脱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操纵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普世牧首的控制，伊凡雷帝对此十分不满，急于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伊凡雷帝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就在公元1548年去世了。

继承其皇位的费多尔十分平庸。大贵族鲍里斯·费多诺维奇·戈东诺夫蓄谋篡位，他为了收买人心，取得一部分大贵族和俄罗斯正教会上层人员的支持，趁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二世到莫斯科来“募化”金钱和豹皮的机会，诱使耶利米二世同意俄罗斯正教会自主。通过条件交换，俄罗斯正教会于公元1589年正式获得了自主地位。鲍里斯·费多诺维奇·戈东诺夫委派其亲信约夫担任莫斯科牧首区的第一牧首。从此，俄罗斯正教会才真正成为了东正教中最大的教会。它在东正教的尊称排列上，名利第五。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458-1687年间，在苏联的乌克兰地区好有一个属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管辖的“全俄罗斯和基辅”都主教区。这个都主教区当时受到波兰的控制，罗马天主教能够在那里依靠波兰当局的支持进行各种游说活动。公元1596年，这个都主教区大部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由于各种压力和游说，在布列特斯——列托夫斯克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管辖。公元1686年，俄罗斯军队收复了基辅。翌年，在基辅的东议天主教会即宣布同罗马天主教脱离关系，归入莫斯科牧首区管辖。公元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上了沙皇的宝座，开始了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他从波兰迎回了其父费拉莱特大主教，让他坐上了莫斯科牧首区的牧首宝座。这就形成了当时的俄罗斯的世俗政权和神权由这对父子所掌握的局面。

公元1653年，尼康担任了莫斯科牧首区的牧首，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的支持下，决定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上也进行“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其目的是消除各地教会在崇拜仪式上的差异，使所有的教会组织能够严格的服从牧首的权力。因此这次改革又称“礼仪改革”。尼康在具体的改革步骤中，以公元1652年希腊正教会用的祷文和仪式最为参考，依照希腊正教祈祷文格式印行书籍，并要求俄罗斯正教的神职人员和教职人员穿希腊正教会所用的服饰。在礼仪上，尼康下令改变十字的式样，以三个指头代替两个指头，将“耶稣”这个词的拼写法由“Isus”改为“Iisus”，并规定圣像的绘制必须按照拜占庭方式。尼康所推行的这次宗教礼仪改革受到了绝大部分大贵族和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支持，但是也遭到了教会下级神职人员和许多信徒的反对，他们脱离了俄罗斯正教，被称为旧礼仪派，导致了俄罗斯正教会的一次大分裂。

尼康竭力扩从自己的势力，再三强调教会的权力应该高于皇权，他用比喻的手法，把自己比作太阳，把沙皇的权力比作月亮；他自称“大君主”，不断干涉国家事务，甚至对军事行动也横加干涉，发号施令。尼康牧首违背沙皇进行这次宗教改革的初衷的种种表现，以及过份跋扈的行为很快招致以沙皇为首的绝大多数朝廷权贵的疑忌。统治集团内部终于发生了沙皇和尼康牧首之间的权力之争。公元1666年，召开了俄罗斯正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还两名来自希腊正教的自主教会的牧首参加，会议上一方面强调了这次宗教仪礼改革的正确性和将这场改革进行下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严格的谴责了尼康的行为，撤消了尼康的牧首职务，并把他作为一名普通的修士流放到位于北方边远地区的菲拉波托夫修道院，尼康作为俄罗斯正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这样从俄罗斯统治集团的舞台上消失了。

公元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进行振兴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和商业等事业的同时，也对俄罗斯正教进行了改革。公元1721年，他颁布敕令宣布：废除俄罗斯正教的牧首制度；建立由政府管辖的“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该机构的首脑由沙皇直接任命。彼得一世往往挑选一位亲信武官担任此职，这就使这一机构实际上成了由沙皇直接掌握额宗教管理部，负责管理教会，以使教会能更好地为沙皇的对内、对外政策服务。同时，还在全国8个省中设立“教区宗教会议”负责管理该省的教会事务。主教及派遣到国外进行传教的传教团长均由“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提名，由沙皇任命。

公元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俄罗斯正教会采取了反对革命的立场。公元1918年1月23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教会同学校分离”的法令，从此结束了俄罗斯正教在俄国的国教地位。公元1922年，以吉洪牧首为首的俄罗斯正教会该年发生的饥馑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对的状态，牧首公署因此关闭，吉洪牧首也受到法律的处分。以亚·维弗登斯基和弗·克拉斯尼茨基为代表的司祭集团，组织了“俄罗斯正教临时教会高级行政公署”，主张废除牧首制，进行教会改革，他们的提议受到了“已婚司祭”们的拥护，不久就产生了一个由主教、司祭和平信徒组成的机构，代替牧首管理教会。直到公元1943年，俄罗斯正教会才重新恢复牧首制度，由谢尔盖大主教担任莫斯科牧首区牧首。谢尔盖牧首不久去世，阿列克塞继任该牧首区牧首。公元1961年，俄罗斯正教莫斯科牧首区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并在罗马天主教举行的第二次梵蒂冈教会会议以后，同罗马教廷改善了关系。

首先，在前苏联时期，当局始终对宗教采取压制和排斥的态度，宗教在当时被视为腐蚀人们意志的精神鸦片，当时无神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数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遭受迫害，宗教领域一片凋零。只是在1988年4月29日戈尔巴乔夫同东正教的大主教和主教大会的成员举行会晤之后，当局的宗教政策才有了较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对东正教所作所为表示了歉意，并且很快制定了宗教法，以保障宗教活动的自由。

其次，俄罗斯东正教已有悠久的历史，其在俄罗斯社会的危机时刻和历史的紧要关头所起的作用，是俄罗斯人不能忘怀的。在把俄罗斯人从鞑靼——蒙古入侵者的铁蹄下解救出来的战斗中，在消灭德国的法西斯战争中，俄罗斯东正教会每次都会积极的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同侵略者展开斗争，把侵略者赶出家园，起到了团结人民，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的重要作用，在俄罗斯社会处于危机时刻，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社会不安定，经济不景气，广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们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教会身上，希望利用它的传统影响，团结全体人民，将俄罗斯引出深渊。

最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70多年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骤然过时，许多人的精神信仰出现了危机，随着各主权国家独立浪潮的兴起，俄罗斯民族意识增强。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经历一场复兴。在今天，俄罗斯东正教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宗教派别，教徒人数达7千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教堂林立，宗教节日及庆典活动通过新闻媒介频频在国内传播，烘托出浓厚的宗教气氛。俄罗斯宗教界通常将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洗礼的988年称作定基督教为罗斯国教的纪念年，在此以前罗斯上自王公下至臣民主要信仰多神教，为什么日益繁盛的罗斯在10世纪末改信基督教呢？原因是，一、它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的主观需要，也是符合罗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基督教成为罗斯国教，不是拜占庭帝国以外部武力强加的，而是由罗斯本国统治者推行的。弗拉基米尔之所以愿意将它施于臣民，是因为基督教对他维护统治有益。然而多神教毕竟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其许多习俗已经与时代的要求相违背。例如，多神教徒不喜欢甚至不允许异族进入自己的土地，这显然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多神教中的人祭做法被周边封建国家视为野蛮人的陋习，阻碍了罗斯与外界的平等交往。二、基督教进入俄罗斯还受当时国际大气候的影响。10世界末，俄罗斯周围已经是一个一神教的世界，波兰于966年接受了基督（天主）教，捷克较之更早，东方是穆斯林诸国和拜占庭基督帝国，国际环境进一步的影响加速了罗斯一神教的进程。随着同拜占庭的经济交往，事实上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接受基督教是罗斯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罗斯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信仰的统一促进了东斯拉夫各部落的团结，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意识开始萌发，基督教的引入对罗斯的政治体制、民族性格、文化传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俄罗斯东正教与多神教的混合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处于政治的需要，将拜占庭的东方正教引入基辅罗斯，他首先受洗入教，而后命令所有基辅罗斯人入教。由于“罗斯受洗”不是出于人们的自觉自愿，多数基辅居民对“受洗”有疑惑或恐惧。因此，当时接受东正教是一种表面形式。原来居民信仰的多神教经过改头换面保存了下来，由此便出现双重信仰，这明确说明了罗斯人在其基督教化以后几百年间宗教意识的状况。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罗斯人们对它慢慢的适应了下来，新的圣像、十字架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后在民族的传统中确立了下来，成为大多数人的东正教信仰。但是，当时在人们的观念中，不仅在老百姓，就连在当时的知识份子的头脑中，仍然没有放弃对多神教神祇的崇拜。在人们的意识和生活中，新旧两种宗教密切的相互交织在一起，旧的多神教成为新的东正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正教与多神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既相信善恶两种本源，有认为恶神具有巨大的力量。

（2）俄罗斯东正教重视对圣徒、干尸和圣像的崇拜

圣徒是东正教对已故东正教徒册封的尊号，指被正式承认对国家和教会有卓越贡献、品德圣洁和信仰虔诚的东正教徒。俄罗斯正教会把圣徒描绘为忠于职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化身。在罗斯时代，圣徒崇拜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时罗斯东正教会和大公们要与邻国平起平坐，要向全世界证明也有自己的圣徒，罗斯在很长时间内隶属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和拜占庭教皇的管辖。因此，罗斯教会无权册封圣徒。在封建时代，俄罗斯东正教会摆脱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的控制，成为独立自主的教会。从此以后，俄罗斯教会有了册封圣徒的权力，圣徒开始逐渐增多。

按照东正教会的说法，干尸是圣徒的遗骨，作为崇拜职务而具有神力，创造奇迹的能力，具有庇护和保佑的作用。在东正教里，“遵守教规者”或者圣徒的尸体、遗骨常常因有神迹而不腐烂被视为干尸。干尸崇拜在拜占庭特别盛行，其数量有很大，干尸可作为赠品，也可以用来买卖。最初，在罗斯受洗时，并没有所谓的圣像，也没有圣像崇拜。后来，随着东正教在罗斯的传播和发展，圣像也从拜占庭运来了。于是，罗斯教会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榜样，制作了一些“显灵的圣像”，这些圣像在罗斯居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封建时代，圣像崇拜在俄罗斯有增无减。

（3）俄罗斯东正教的排他性和不宽容

迫害旧礼仪派（民间宗教）。17世纪中叶，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掌权期间，为了巩固政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会，为自己服务。为此，就要消除东正教经书中存在的分歧和礼仪上的差别，使全国教会活动统一化，使一切教会组织更加严格的最该教会的领导。为了对教会进行有效的改革，沙皇指定尼康牧首为东正教会改革的领导人。尼康所进行的教会改革激起旧礼仪派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徒的愤慨和反抗。为了把教会改革进行到底，沙皇与尼康牧首结合起来共同迫害旧礼仪派。

‚排挤伊斯兰教。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因对伊斯兰教无兴趣，最后选择了东正教作为国教。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帝后，对内加强专制统治，对外实行扩张，他夺取喀山时，对伏尔加河流域穆斯林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摧残，不仅摧毁清真寺和学校，还把穆斯林居民赶出城。

ƒ限制天主教。俄官方对天主教既有宽容的一面也有排挤的一面，但排挤更多于宽容。伊凡雷帝时期，俄官方及其教会允许西方人士信奉自己的天主教，但禁止向俄罗斯人传教，更不能在俄罗斯土地上建造自己的教堂。18世纪在俄罗斯又出现了天主教学校，因为非法而被勒令停办。19世纪初期，耶稣会士的活动重新在全世界恢复起来，并开始在东正教中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徒，公开宣称天主教比东正教优越，这样就引来了东正教会的强烈不满和斥责。进而导致之后的天主修道院被关闭，修士遭到流放，财产被没收，天主教堂归东正教堂所有。

ƒ镇压基督新教。基督新教最初是从德国传入的，在俄罗斯不属于传统宗教，而是外来宗教，即异教。当时基督新教思想的传播者一经被发现，就会被俄官方当做异端处以火刑。

（4）俄罗斯东正教的依附性

沙俄帝国是个正教合一的国家。东正教依附于帝国政权，皇权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正教为自己服务，而教权的存在和发展也需要皇权的支持。这说明双都需要相互支持、相互依靠。但是，俄罗斯历史的经验表明，教权依附于皇权则是主要的。这种依附性是从拜占庭那里继承来的即东正教会直接受制于沙皇，完全依附于沙俄世俗政权。

俄罗斯东正教起源于拜占庭。罗斯接受基督教是客观历史条件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之前已经提及，在接受基督教以前，罗斯人信奉多神教。多神教是古代斯拉夫人多共同遵守的一种原始宗教，撕拉多夫神教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其信仰内容主要通过生活习俗和礼仪表现出来。从神学角度看，撕拉多夫神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包含着泛灵论的思想，又蕴含着先验论和超自然人的蜕变学说。在撕拉多夫教徒看来，超自然的人物具有人形、兽形或人兽混合形的外表。超自然的力量遍布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可避免的同他打交道。最初，多神教徒崇拜自然，他们把自然现象归结为神作用的结果。他们祭祀恶神和善神，认为这些神控制着人间的一切自然现象和地球上的某些物质。

古罗斯国家的军事政治建制的形成源于对抗拜占庭、保加利亚、哈扎林人以及南面的伊斯兰国家的需要。形式上，古罗斯国家形成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时期，他在位时，东斯拉夫人的部族得到统一。东正教亦在此期间成为唯一的国家宗教。古罗斯在南方边境设置要塞。罗斯就这样有了国家组织的所有形态。基辅公国的崛起，应该说主要是因与拜占庭的交通关系而促成。10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利格征服了基辅公国和几个小公国，把首府迁至基辅，他统一了第聂伯河流域的大小公国，后来人们把这个统一体叫做基辅公国。奥列格王公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内采用高压政策，强迫人民纳贡；对外实行扩张政策，侵犯邻国，特别是拜占庭的领土。公元907年，奥列格王公率兵出征君士坦丁堡，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在海上却遭到了打击。伊戈尔第二年在征收贡品时被杀身亡。伊戈尔死亡，其子斯威亚托斯拉夫尚幼，于是其妻奥利加开始管理基辅公国，从公元945年至公元962年，历史17年。奥利加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掌管国家权力的女性和第一位拥有东正教徒身份的统治者。据史料记载，她在公元954年或公元955年皈依了基督教（东派，即东正教）当然奥利加的皈依并不意味着她的臣民的皈依，但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确是族人心理与价值趋向的一个风向标。之后随着发展，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因害怕基辅公国的强大，于是发起进攻，夺取了保加利亚首都，围困罗斯军队。斯威亚托斯拉夫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发生内讧，一时致使公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后来其三子弗拉基米尔掌握了政权，重新统一了基辅公国。

弗拉基米尔大公意识到强大的军队虽然可以维持一时的稳定，但是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有一个举国统一的意识形态，用共同的思想来团结分散的民族，以此确立古罗斯国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君主地位。开始时他尝试把多神教统合划一，最主要最高的神——雷神佩伦代替其他神，然而却以失败告终，因为要顾及古罗斯国家中不同民族的利益并非易事。多神教既没有统一的崇拜对象，也没有统一的圣书和共同敬拜的场所。改革多神教信仰的尝试改变不了旧式族群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不能消除罗斯人在于周边的外交和商业往来的民族敌对与不和谐情绪，为此，只能选择某种更高层次的有普世价值观念的世界性宗教。罗斯接受东正教也是经过深思和考量的。据说，罗马教会、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有人到罗斯人中间传教，弗拉基米尔也对当时周边的宗教做了考察，结果发现，伊斯兰教严格戒酒而喝酒恰恰是罗斯人的兴趣，故没有接受；至于犹太教，看其历史发现，

犹太人无法保护自己的子民留在耶路撒冷，感到其神灵不够强大，也没有接受。在考虑天主教，加入天主教首先就要承认罗马教权的权威，这样并不符合罗斯人的村社思想。而对于东正教，拜占庭的皇权被认为神授之权，此说法正是对罗斯大公的胃口。因为东正教肯定“皇权乃天授之权”神化了统治者的权力，也巩固了国家政权，加快了国家的统一。

罗斯接受东正教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如下：

①东正教的引进，使罗斯国家出现了更精高的意识形态，从而为民族的整合提供了心理基础和理性信仰的依据。

②东正教的“君权神授”理念确认了国家权力的神的来源，该理论认为君王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此君王的地位等同于上帝，君王的职责是维护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福祉，所以人民连同教士也应该顺从君主。

③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从品质上改变了生命，有了道德选择。

④出现了新的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僧侣阶层。

⑤罗斯受洗礼后扩大了它与边远城邦和国度的政治交往、经贸联系。

⑥随着基督教传入罗斯，保加利亚裔神父基里尔创造了文字被带进罗斯，为了传播《圣经》福音的需要，形成了罗斯统一的文字。

亦称“旧教派”。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教派。不接受17世纪尼康的改革，反对并敌视官方的俄罗斯正教会，主张保持宗教旧礼仪，故称为“旧礼仪派”或“分裂派”。后来分裂为许多流派，其中以教堂派和反教堂派最为著名，分布在俄国各地。成员大多为下层贫民群众和低级教士，他们反对政府的横征暴敛，宣传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7世纪下半叶形成了强有力的反国教势力，曾遭沙皇的严厉镇压。

这是在公元18世纪出现的一个同“鞭身教派”有一定关系的宗教派别。这一派否认国内和国教会的权威，废除司祭和圣礼，其宗教仪式是围绕着一个放着面包、盐和水的桌子唱祈祷颂诗。他们相信上帝和人不能分开，认为上帝就是在人们心中。提出“三位一体”就是记忆、离职和意志。他们的理想是要建立地上的乐园。其礼仪仅限于恭敬的鞠躬和彼此行礼。杜霍波尔派的信徒是蔬菜主义者、平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由于他们在宗教上所持的“反国教”立场和拒绝“服兵役”的行动，他们在公元1773年后，屡遭沙皇俄国政府的迫害。经过英国“贵格会”的协会，公元1889年，有7500名杜霍波尔派信徒定居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在萨斯喀彻温省以优惠的条件售予土地，并免兵役。公元1908年，该派首脑人物彼得·弗尼金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又建立了一个拥有6000名杜霍波尔信徒的公社。该派在公元1939年再次改名为“基督属灵团体联合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该派发展很快。其中有一个称“自由之子”的团体，常以裸体游行、纵火、爆炸等方式表示他们对世俗社会的蔑视。

亦称“阉割派”这一派建立于公元1770年，创立人塞列凡诺夫原是彼得堡“鞭身教派”的一个成员，他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自称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宣称他降临世间的使命是在俄罗斯建立弥塞亚王国，因此吸引了不少追随者。这一派认为人类的肉体结合的是“罪恶的渊源”。这一派成员相信通过“阉割”可以达到神圣、圣洁的天使境地。为了使这一派信徒能够达到14.4万人这个“神圣”数字，阉割派信徒都能不畏艰险的秘密传教。他们和基督教神秘信徒一样，坚信基督即将降临。该信徒多数经营商业，彼此帮助，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用各种方式来劝导阉割派放弃这种自残形式，不过，这一派至今还没消亡，只是人数已大为减少。

这些“返国教派”的活动，使得沙皇俄国政府极为不安。公元1905年4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缓和某些社会矛盾，以便集中力量来对付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对“旧礼仪派”的各个派别颁布了“宽容敕令”。公元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旧礼仪派”的“教堂派”和“返教堂派”都获得了苏维埃国家的承认。到公元20世纪70年代初，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教堂派”约拥有信徒80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分布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的“旧礼仪派”信徒。

它是公元20世纪初从俄罗斯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宗教派别，创立人是巴尔塔市修道院的修士司祭列维佐尔·英诺肯提乙。他自称是“圣灵”的化身，为这一派信徒视为“显圣”。他宣扬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即将到来；主张不要财产，不要家庭；提倡纵欲，热衷于宗教狂热活动。公元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这一教派转入了“地下”活动，其传教范围主要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

最古老的基督教会之一。公元4世纪时，圣尼诺到格鲁吉亚传教，该地居民始奉基督教，设立教区后属安提阿牧首区管辖。据教会史记载，该教会早在东罗马皇帝芝诺在位时，已得到当时安提阿牧首区的牧首“漂泊者”彼得的同意，取得自主地位。从这以后格鲁吉亚正教会的首脑一直尊称为“卡多利柯斯”。公元1810年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公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格鲁吉亚正教会重立自主的“卡多利柯斯”。公元1977年，由大主教伊利亚三世担任该教会的首脑，几个教区都任命了新主教，在姆什希设立了一所神学院。

美国独立后不久，俄罗斯正教会于公元1794年派遣传教士到当时尚属俄国的阿拉斯加地区建立了教堂。公元1872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又在旧金山建立了一座主教座堂。此后，俄罗斯正教逐渐向东发展。到公元1890年，北美已有50万人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移民。公元1905年，俄罗斯正教会把它在北美的教会中心迁到纽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美国正教会因为与莫斯科牧首区断绝了联系教务行政上处于瘫痪状态。公元1922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美国建立希腊正教大主教区，美国正教会面临有可能形成许多源于不同民族的教区的局面。公元1970年，莫斯科牧首区正式承认美国正教会的自主地位。从此美国正教会不用再按民族背景来说明他们的宗教隶属关系。美国正教会由主教、甚至人员、平信徒组成的联合会进行管理，它包括近500个教区。

该教会是个自治教会，它与芬兰教会不同的是，在隶属关系上属莫斯科牧首区管辖。它是俄罗斯正教会修士大司祭尼古拉·卡萨金于公元1872年在日本建立的。司祭经东京神学院培训后确立，教会的一切事务由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组成的机构进行管理。公元1945-1970年，日本教会属北美俄罗斯都主教区管辖。公元1970年4月莫斯科牧首区承认日本正教会为自治教会。

东正教会把童贞女玛利亚尊为高于一切受造物的、“最贞洁的司智天使和荣耀务无比的天使”。把她看作圣母，看作是圣子面前为全人类说情的人，所以东正教信徒为这种说情而不断的祈祷圣母。对圣母的爱和崇拜是东正教笃信精神的灵魂，是这种的心脏，它温暖和活跃整个身体。正信的基督教是在基督中的和与圣母交往中的生命，是对圣子基督和圣母的信仰，这种爱是与圣女之爱分不开的。东正教在异口同声的呼唤最神圣的耶稣之名的同时，也呼唤最甜蜜的玛利亚之名，不把他们分开。谁不知圣母他就不知道耶稣，对基督的信仰若不包括对圣母的崇拜，就不是真正的教会基督教信仰。而之后的新教与之截然不同，新教在信条和生活方面都不知晓圣母，所以新教在理解神成为肉身的时候就是不完满和无力量的。这种对圣母的忘却正是新教的特点，新教有时直接达到了对圣母的亵渎。但是教会从来不把作为神成肉身者的圣子和使圣子得以神成肉身的圣母分，教会在崇拜基督的人性的时候，是通过圣母来崇拜的，因为基督是从圣母那里接受人性的，圣母就代表全人类，就是人类本身。童贞女玛利亚就是开在全人类之树上的天堂之花。在她身上实现了这样一种神圣性，人类甚至在原罪之后也能达到这种神圣性，当然要靠旧约教会的神恩帮助。如果说旧约教会是基督之前的全人类，的神赐生命的核心，那么圣母基督的家族则是这种原罪后的神圣性的核心，全部旧约教会的任务就是培养、保存和准备能够领受圣灵的神圣人类，人类领受圣灵也就是圣母得报喜，所以圣母不仅仅是手段，而是神成肉身的直接积极条件，是神成肉身的人的方面。圣灵把圣母完全神圣化，住在圣母身上。

童贞女圣母玛利亚是不可见的，但她是使徒教会的真实核心，在她身上包含着原初基督教的奥秘，她在圣母安息日按照人类方式经受了自然死亡，但没有腐朽，按照教会信仰，她被自己的圣子复活，在天上以自己得荣耀的身体位于圣子之右，仿佛填上的女皇。当圣母在天上处于荣耀地位时，神已经是“万物中的有”了。祈祷圣母在东正教礼拜中所占据的地位甚至无法确定，除了若干直接的圣母节外，每一次礼拜中都包括对圣母的无数次祷告，在教堂中她的名字和耶稣的名字在一起被不断的称颂。在教堂各处、在信徒家中都有圣母像，圣母圣像有各种类型，她们的原作被认为能显灵。一种特殊的热情是与圣母崇拜相联系的、是与圣母的人性相联系的，也是和女性因素相联系的，种种因素存在于圣母身上，并通过圣母而存在笃信行为中，这是圣灵的优先显现。

圣母崇拜的起源是在早期的东方教会,在前基督教文明时期,那里就有深厚的女神崇拜传统。有种说法认为圣母崇拜起源于古罗马时代对狩猎女神狄安娜的崇拜。传说玛利亚死后也是葬在以弗所城。当地人归属基督教后,沿袭了偶像崇拜的传统,并将对狄安娜的崇拜移至到圣母身上。最早的考证一记录是在拿撒勒出土的2一3世纪的石刻,上面有“万福玛利亚”的字样。另有一份3世纪埃及的纸卷上有赞美玛利亚的诗：“天主之母,我们投靠你仁慈的庇护，当我们陷入诱惑时，请勿拒绝我们脱离危险，无站者！万福者。”可见圣母崇拜在当时已经出现。

基督教的圣母崇拜与环地中海区域的大女神崇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两者在许多方面仍有不同。在由大女神到圣母的过程中，女神崇拜经历了两次重大改造。第一次是父权制社会在取代母系社会时将远古的大女神从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拉下来；但由于女神崇拜包含着深厚而多重的意义，其中母性这—生命的内容迎合了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即母亲原型，因此在前基督教时代，近东诸女神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受到广泛的尊崇。第二次改造来自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犹太教缺乏女神崇拜传统，而脱胎于它的基督教在最初也对异教女神采取排斥和消灭的方式，但早期各种异端的出现显示了女神崇拜的强大的生命力，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干扰，基督教不得不有选择地接纳女神崇拜中不至危及正统信仰的成分，其集中表现就是圣母崇拜。

989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980-1015 年在位）将东正教引入俄罗斯，后者取代原有的多神崇拜成为国教。由于 10 世纪时的俄罗斯刚刚摆脱蛮族状态，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俄罗斯可以说是在“幼年”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故而东正教信仰就成为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发源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乃至俄罗斯人的思维、行为及日常生活方式等无不反映着东正教的影响。 在东正教内，圣母的全称是“我们全然神圣、无玷纯洁、最蒙祝福和荣耀的圣母，天主之母及卒世童贞的玛利亚”，其中“天主之母”的名号来自 431 年的以弗所第三届大公会议，“卒世童贞”来自 553 年的第五届君士坦丁堡会议。正教也相信玛利亚象所有人一样经历了死亡，但她不朽的肉体被圣子复活同灵魂一起升入天堂，在上帝身边为人类求情。这样一来，东正教圣母信仰就有三个方面与天主教圣母教义相近，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分歧在于东正教坚决反对天主教圣母“无染原罪”的教义，这不仅因为它没有圣典和教父传统，更是由于东西方在原罪问题上存在着差异。 同西方一样，东正教也承认原罪是人对上帝的背叛，它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是“使人失去了自己的神赐状态，这一状态是他本来具有的，因为他具有似神性，本能够与神相通”；其二是“使人性接受了死亡。人的肉体本质使他失去了自己对灵魂的服从。相反，却使不应有的东西胜过了灵魂，肉欲摄住了人，在精神生活中孳生了自私、嫉恨和傲慢”。当然，在不承认玛利亚“无染原罪”的同时，东正教会也不能容忍任何属于个人的罪孽（即本罪）来玷污圣母无比的圣洁，对圣母的爱和崇拜是东正教笃信精神的灵魂，是这种笃信的心脏，它温暖和活跃着整个身体”。在颂赞玛利亚的圣洁方面，天主教宣扬她无罪的出生，而东正教宣扬则是她身体上和精神上双重的贞洁。

由于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已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的利益与沙皇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列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国家机器时，约20万教职人员和修道士站在旧体制一边，参与了自卫军反苏维埃的政治活动和叛乱，教会也遭致了致命的打击。1917年11月8日首先颁布的《土地法令》中规定，教会和寺院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全体劳动者所有，从而结束了教会的经济特权；《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取消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其他宗教的特权地位，亦在实行宗教平等；《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法令中，明确规定：“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只做普通的群众团体存在，信仰宗教只是公民的私事，公民不在因信仰或不信仰宗教而享有或剥夺某种权力。教会失去了国家物质上的支持和受法律保护的特权，也是去了对人们采取宗教强制的可能。该法令取消了东正教的国家地位，实行教会与国家彻底分离的国家世俗化原则，剥夺了教会组织的法人权利，也就是说它不能在银行开设账户，无法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有一些是世俗国家供认的，有一些是苏维埃政权独创的。其实在整个苏联时期只是在二战和战后十几年，由于战争的特殊局势，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才明显缓和，苏联开放了一些教堂，社会也认可了教会的存在，而在其他时间里政教关系一直很紧张。在与政治的斗争过程中，教会内部的斗争在所难免，支持政府的教会改革派应运而生，出现了三个革命团体——“活的教会”“教会复兴联盟”“古使徒教会社团联盟”。20世纪30年代，在反宗教宣传的强大攻势和宗教政策的严格控制下，俄罗斯东正教会跌入谷底，教徒人数急剧下降，教会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

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正是斯大林体制形成时期，从1924年列宁逝世到1927年，斯大林仅用了6年的时间击败了几个党内反对派，仅仅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建立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奠定了基础。在斯大林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中所产生的结果与改革预想恰恰相反，社会阶级斗争更加激烈了，又无人敢质问斯大林理论的错误。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无疑是更加严厉的。例如：在国立或私立学校中向幼年人和未成年人传授宗教教义被判处一年以下劳动改造；为教会或宗教团体的利益而强迫募捐者，判处6个月以下劳动改造或300卢布以下罚金等等。1929年颁布了《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此决议也是各种限制条件，1929年的宗教法，也是对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和压制的法令。这一时期的反宗教运动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在斯大林时代，国家政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从政治上加深了政权与教会之间的矛盾。在斯大林执政前期，无论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还是从国家政策出发，都想尽快消灭宗教，因为他认为宗教在国家中散发着一种反国家情绪，是苏维埃政权中一种敌对力量之一，一种挑不起稳定的因素。20世纪40年代初的俄国东正教自身的生存是非常困难的。代理大牧首谢尔盖以他为正是正教会成员，承担了这个时期领导整个教会的重任。此外东正教也采取了其他办法来维护教会的各种活动，直到1943年苏联政教关系正常化后，主流派真正占据了教会的主导地位，各分裂教派又回到俄罗斯东正教的怀抱。

随着苏联对西部领土的占领开始，苏联官方便基本上停止了对俄国东正教的迫害。为什么占领西部领土后，苏联就停止了对东正教的迫害呢？因为苏联必须尽快征服和同化这个地区的广大居民。光有军事占领并不能臣服当地居民，利用，莫斯科东正教会去进一步统一当地的东正教会是最好的办法。利用教会最为对外扩张的有力工具是沙皇俄国一贯传统。通过教会去统一教会，使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居民，可以同他们的东部同胞重组一个统一综合体，这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最好不过的呢。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的整个宗教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之前一系列反对宗教的法律和信条全部反过来。1942年，政府对东正教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并且在复活节前夜，政府破例的允许教会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虽然在战争时期，政府还是允许在莫斯科重要教堂的周围点燃起蜡烛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1943年1月5日，谢尔盖代理大牧首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允许以自己的名义在银行开账户，以存放全国各教会募捐的国防捐款，斯大林不仅同意，而且还对教会为红军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因为教会不允许在银行有账户这是苏联法律规定的。在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人们感受到苏联的统治阶级和教会关系的缓和与转变。例如，斯大林把负责宗教事务的领导人叫到自己的别墅、并要求建立宗教方面的专门国家机构用以改善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对东正教的政策发生变化呢？即由原来限制、镇压、消灭政策转化为扶植、支持、允许其合法活动的政策呢？

①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的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战前斯大林一直用阶级斗争来加剧国内紧张局势，目的是铲除党内异己和社会中反对他的力量，由于战争的需要，斯大林改变了政策，只要支持法西斯战争的都成为好朋友。加上从战争开始以来，俄国东正教会不遗余力的积极动员教徒参军参战，积极捐钱捐物，组织了著名的飞行大队和坦克纵队，在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在这些的基础上也打动了斯大林，到1941年时终于致使斯大林改变了对东正教的态度。

②战争头两年的实践，也使斯大林认识到东正教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教会的号召有很大的动员力。

③头两年战争的实践表明，教会还是一只巨大的精神力量。宗教的优势在于精神方面，在战争开始以后，宗教对人们所起的影响要比当局的政治工作所起的作用更大。

④东正教会还是国际斗争的重要力量，迫使斯大林不能不重视这支力量。

⑤战争爆发以后，由于苏军的最初失利，大片领土陷落。在德国的占领区内，德国马上恢复了东正教的占领权，大量开放教堂，为了回击德国人这一针对苏联的措施，斯大林也不能不改变宗教政策，以争取信徒和广大居民支持苏联、支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