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危机

更新时间:2024-01-10 19:50

保加利亚危机,指的是19世纪后期年保加利亚的统一问题和欧洲列强争夺在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引起的一场巴尔干政局的危机。1878年柏林会议后,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巴尔干政局仍以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俄、奥对立为主要特点。

背景介绍

保加利亚危机 1885-1887Bulgarian crisis因保加利亚统一问题和欧洲列强争夺在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引起的一场巴尔干政局的危机。

1878年柏林会议(1878)后,巴尔干政局仍以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俄、奥对立为主要特点。1885年9月东鲁美利亚起义,驱逐奥斯曼帝国行政长官,宣布合并于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1879~1886在位)批准了东鲁美利亚的请求。保加利亚公国国内亲俄与反俄势力一直进行着斗争。

东鲁美利亚起义由反俄势力领导,因而俄国一反过去赞成该地区与保加利亚合并的主张,谴责亚历山大大公撕毁柏林条约。同时,东鲁美利亚的事态有向保加利亚人占人口半数以上的马其顿蔓延之势,这又引起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王国的惊恐。

经过

1885年10月,各有关国家在君士丁堡举行大使级会议。德、奥、法、意支持俄国的方案即由奥斯曼帝国收复东鲁美利亚,修改该地境内的法律。英国反对,提出由奥斯曼帝国苏丹任命保加利亚大公为东鲁美利亚行政长官,并使保加利亚保持事实上的统一。斯时塞尔维亚在奥匈的支持下,借口维持巴尔干的均势,向保加利亚索取补偿。

1885年11月14日,塞向保宣战,侵入保境。保军反击获胜,追逐塞军,直逼塞京。11月28日,奥匈帝国以奥军参战援塞,威胁保无条件撤出塞境。保被迫接受以恢复战前状态为基础的议和条件。其后,在英国策动下,奥斯曼帝国与保大公亚历山大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同意采取英国的建议,由保大公兼任东鲁美利亚的奥斯曼帝国行政长官。沙皇虽然不得不同意土、保协定,但对亚历山大一世大公余恨未消。

1886年 8月21日,依靠俄国支持的一部分保加利亚军官废黜了亚历山大大公。此举引起保举国不满。部分军政界人士发动反政变,敦促亚历山大大公复位。沙皇政府反对,扬言要占领保加利亚。9月7日,亚历山大大公被迫弃位出走。

1887年7月7日,保议会选出亲奥、德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斐迪南一世(1887~1908在位)为大公,保加利亚危机平息。俄国在这场国际冲突中遭到失败,丧失了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在保加利亚取得的政治优势。奥、德势力在保加利亚站稳了脚跟。整个危机期间,德国表面上持调和立场,但暗中支持奥匈,加深了俄国与奥、德之间的矛盾,促使俄国转而同法国接近。

意义

柏林会议后五年的时间里,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了一个包括俄国奥匈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复杂的同盟体系,欧洲的国际政治一时为俾斯麦同盟所左右,柏林成为欧洲外交舞台的中心。1885年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却使俾斯麦同盟濒临破灭的边缘。

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后,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完成了对欧洲国际政治环境革命性的改造,同时却造就了困扰世界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德国的天然优势和其他欧洲国家不接受这一优势的矛盾。1战败不仅使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剥夺了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更大大恶化了它的地缘政治环境。

这样法国对德国来说就成为一个无法和解的国家。法国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对付德国,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准备复仇,法国都需要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这就使得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而很难局部化,因此也就限定了德国外交的基本向。在俾斯麦看来,孤立法国、维护欧洲现状与保障德国安全是一回事。

俾斯麦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为了孤立法国就必须保持俄国、奥匈和德国三个君主大国的保守联合,为此他还需要对俄奥关系发展施加影响,俄奥关系过于密切以致于撇开德国,或者为争夺巴尔干发生冲突都会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外交地位。在把俄德友谊视为德国外交基石的同时,他还不能得罪在近东、中亚与俄国尖锐对立的英国。1875年-1878年的近东危机,反映了俾斯麦政策相对于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俄奥矛盾的激化,使俾斯麦难以长期回避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俾斯麦通过1879年的德奥同盟暂时找到了出路。同盟的真正归宿是1881年6月结成的俄奥德三皇同盟,这就使德国得以继续保持对俄奥关系的牵制及在两者之间的调停地位。

社会影响

1885年9月,奥斯曼帝国所属的东鲁米利亚省发生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公国合并。素来以保加利亚保护者自居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能容忍经由不听命于他的亚历山大大公之手实现两地的统一,从而巩固大公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地位。俄国试图通过大国协调迫使保加利亚取消合并,但保加利亚统一的既成事实,已不可逆转。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面临空前失败,巴尔干地区酝酿着新的危机。

1886年1月,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布朗热就任法国陆军部长,在法国掀起了一场要求向德国复仇的狂潮,德法关系骤然紧张。

两场危机同时发生,俾斯麦同盟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被俾斯麦视为德国外交根基的三皇同盟即将期满,而且续约无望。国际局势有完全失控的可能,俾斯麦做梦都害怕的东西夹击之势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德国如果在俄奥巴尔干竞争中采取支持奥匈的政策,就要承受俄德关系破裂,并因此向法国提供潜在盟友的后果。而在当时环境下又完全排除了放弃奥匈的可能性。

保存奥匈帝国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俾斯麦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奥匈一旦在外部压力下解体,不仅会危及欧洲均势,使德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也将打破德意志帝国内部微妙的政治平衡。

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打开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前景。俄土战争俄军浴血奋战,二十万将士丧命疆场,收获的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1886年9月,亚力山大大公在俄国压力下被迫逊位。11月,沙皇特使考尔巴斯未能迫使保加利亚摄政当局推举出俄国中意的大公候选人,铩羽而归,俄保断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丧失殆尽,沙皇的“尊严”被践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巴尔干形成了俄军即将入侵,并引发大国冲突的危殆局面。

俄国一旦进军保加利亚,势必控制罗马尼亚。届时匈牙利将处于俄属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三面包围中。奥匈的多瑙河生命线也有被切断的可能。保持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影响,既是奥匈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帝国生存之所系。1886年11月13日,奥匈外相卡尔诺基在匈牙利议会发表演说:俄国无权占领保加利亚并单独决定其命运,否则兵戎相见。俄国舆论大哗,普遍认为俄奥协调已失去意义,俄军方和泛斯拉夫派考虑对奥匈实施军事打击。

俾斯麦同盟最直接的目的是约束俄奥,防止两国冲突。他此时的基本策略是对两国实施双向抑制,敦促两国在三皇同盟框架内解决分歧。针对奥匈在英国怂恿下可能采取的强硬政策,他一再发出警告,保加利亚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奥同盟只具有防御性质,要帮忙找英国去。3对于俄国,他再三表示,德国愿意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政策,但奥匈的大国地位不容牺牲,出路在于俄奥就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达成妥协。4俾斯麦扮演“诚实的掮客”,虽然暂时回避了在俄奥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却暗含着同时疏远两国的危险。奥匈不由要问:“德奥同盟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德国有两个盟友,奥匈只有半个。”5如果说德奥同盟在1879年的缔结加剧了俄国的孤立感,迫使它回到与德奥结盟的轨道上来的话,那么在此时,它只能加深俄国的敌意。1886年11月,沙皇在接见新任法国驻俄大使拉布莱时表示:俄国希望法国强大,两国需要并肩携手,共度难关。这番表示,一方面是考尔巴斯使命失败,沙皇挫折感加深的结果,也是对卡尔诺基国会演说的回应。要想按俄国的意愿解决保加利亚问题,就得排除奥国的阻挠。奥匈的实力并不构成威胁,关键是德奥同盟。如果俄国要发动对奥匈的战争,或使俄国的战争威胁产生效果,必须预先阻止德国的介入。希望在法国。有迹象表明,俄国军方和泛斯拉夫派,通过著名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卡托科夫从10月末起已对沙皇的决策倾向施加了重大影响。为了牵制德国,沙皇有可能急剧改变其欧洲政策,法俄结盟的前景已隐约可现。俾斯麦同盟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布郎热运动为俾斯麦摆脱困境提供了良机。

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宁。80年代上半期,费理内阁当政期间,法德关系还有过一段“殖民协约”的好时光。但是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难以弥合的创口。1885年费理“殖民内阁”倒台,标志着法国复仇主义势力的抬头。以著名诗人戴鲁莱德为首的民族主义团体爱国者联盟到1886年7月成员已逾十万,成为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布郎热进入夏尔.费雷西内阁任陆军部长后,一时成为法国复兴、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象征。1886年秋季起法德关系趋于恶化。

俾斯麦并不惧怕法国的实力,哪怕是一个复仇主义的法国。它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两场危机几乎同时发生。一旦德国卷入奥俄巴尔干冲突,很难指望法国会袖手旁观。那时德国就必须正视两线作战的冷酷现实了。

1886年夏,戴鲁莱德访问俄国,鼓吹法俄结盟。6月,卡托科夫在《莫斯科新闻》上撰文,批评外相吉尔斯的欧洲政策,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俄国的外交路线。他指出俄国将抽象的君主团结原则置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之上,是犯了历史性错误。俄国必须摆脱束缚,在外交上恢复行动自由。7时称‘卡托科夫的攻击‘。

在当时的情况下,法俄政体悬殊,战略利益和战略重点存在严重分歧,两国并没有立即结盟的可能。法国不会以牺牲自身在近东地区的长远利益,来支持俄国当下的巴尔干政策。俄国更不可能帮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冒破坏现状并与德国交恶的风险。但是如果压力和受挫感过强,法俄为了摆脱困境,就有可能形成利益的契合点。谁也不能保证两国最终不会走到一起。1887年1月,俄国特使舒瓦洛夫为弥合分歧,修补俄德关系访德后,来自俄国方面的沉默进一步证实了俾斯麦对俄国可能改变政策的猜疑。俾斯麦调整策略,决心利用德国现有的外交资源和法国的事态发展,为重新组织德国的外交阵容寻求契机。

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英德间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角逐。两国都不愿率先出面干预而结怨俄国,同时又都需要避免在未来欧洲的外交竞技场上陷于孤立。若能造成对方与俄国的相互制衡之势,该国外交将获得空前的主动权。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对俾斯麦的意图深感疑虑,担心英俄一旦为巴尔干问题发生对抗、冲突,而深陷于巴尔干事务,俾斯麦将趁机击破法国。英国的策略是催促奥匈充当巴尔干的反俄先锋,以使对奥匈承担同盟义务的德国无路可遁。俾斯麦则大肆渲染德法边境的紧张局势,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舆论,恫吓法国政府,扩军备战不要过分,与德国为敌不会有好结果。同时借此向英奥和俄国表明德国必须全力应付法德危机,无暇东顾,巴尔干危机只能靠那些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国家自己去解决。

1882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887年5月即将期满,缔约方对同盟的兴趣都不大。但随着法德危机和保加利亚危机同时发生,意大利在俾斯麦心目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俾斯麦利用1887年2月同盟续约的机会,以支持意大利北非扩张政策为代价,加强了三国同盟内部的团结,阻止了敌对国家对意大利的拉拢,同时为奥匈对付俄国争取到了安全稳固的后方。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就为以意大利为桥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国与三国同盟国家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当时,英法间由于1882年英国单方面占领埃及后形成的埃及问题,存在尖锐矛盾。布郎热运动的沙文主义鼓噪也同样针对英国。英国若能在埃及问题上争取到三国同盟国家的支持,将大大加强其与法国谈判时的地位。如果能促使英国在巴尔干采取一项坚定的维护现状的政策,并在近东地区调动起足以遏制法俄的力量,奥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国也就能够避免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而与俄国发生冲撞。为了向英国施压,俾斯麦表示:德国在大陆上看住法国,英意就获得了行动自由,英意在北非联合遏制法国,并与奥匈合作在近东共同对付俄国,欧洲的均势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国不参加欧洲政治,势必陷于孤立,而德国也就没有理由要去反对法国在北非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原望。9在俾斯麦的策动下,1887年2月,英意互换照会,3月奥匈也以照会形式加入,三国订立了《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承诺共同维护地中海现状。

德国地处中欧,一面临海,三面被围。积极有效的东方政策是德国外交的基石。如果德俄长期对立,德国外交就是一盘死棋。反之,德国就可以在东西方之间操纵自如,进退有余。在俾斯麦眼里,孤立法国与联合俄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俾斯麦一方面鼓动俄国在巴尔干推行前进政策,一方面以此来动员抵制俄国扩张的地中海联合。同时向深感孤立的俄国证明德国友谊的可贵。俄国外相吉尔斯认为,无论是保障俄国黑海地区的安全还是解决保加利亚问题,俄国都需要保留俄德奥三皇同盟,至少要维持与德国的友好合作。但是,法俄结盟对俄国不利,法国也不可能同俄国结盟。俄国如果失去了德国,将意味着彻底孤立。13至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态度,正如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当时指出的那样:“沙皇从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必须保持与德国的联合,从顺应民意和国内稳定考虑,他又必须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德国的憎恶。”

卡托科夫3月发表的社论深深刺痛了沙皇,置沙皇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皇同盟这个秘密,并予以猛烈抨击。这就迫使沙皇要么放弃与德国的联合,要么公开表态支持三皇同盟,而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结局。沙皇在震怒之余对卡托科夫提出惩戒。卡托科夫影响的缩减,反衬出吉尔斯地位的巩固。

鉴于沙皇断然拒绝续订与奥匈的条约,5月,俄德在柏林重开谈判,准备以俄德双边协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讨论中立条款时,俾斯麦试图通过全面支持俄国的近东政策诱使俄国同意,在俄奥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有条件的中立。为此俾斯麦向俄国谈判代表宣读了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文本,以期表明德国无意承担与德奥同盟条约内容相悖的义务。

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俄德冲突的情况下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德国将怎样应付?15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了。

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机,再次访问俄国。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万一。

5月,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奥斯曼帝国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18俾斯麦趁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入侵的危险,德国始终有责任采取进入战线的政策。”在英国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12日,和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奥斯曼帝国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奥斯曼帝国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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