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人。买卖是商品经济中最常见、最基础的行为，但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时代，有买有卖、又买又卖、买了又卖、低价买来高价卖出的做法，在1960年代叫“投机倒把”，要被绳之以法；在1970年代叫“二道贩子”，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到1980年，就有“倒爷”这一毁誉参半的称号了。

“倒爷”是计划经济价格“双轨制”的产物，也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而远离人们的生活。由于同时存在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就给那些嗅觉灵敏或者拥有关系的人带来了利用价差牟利的机会。

倒爷们最初不过是从乡下收来几百颗鸡蛋、小心翼翼搬回城里换粮票，或从沿海论斤称来电子手表用军帽装了在各地大城市兜售，后来发展到缺什么倒什么、什么紧俏就倒什么。国际倒爷牟其中，用川东某城濒临倒闭的厂里的积压罐头换回了民航飞机，让双方受益而自己从中更是赚了一大笔。随后，大大小小的倒爷们开始琢磨着倒腾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其中真有个外国倒爷将一段不常通车的国有铁路慷慨地倒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派了施工队前去拆除了一大半路轨时，这一大骗局才被发现。

倒爷兴起的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汇率计划双轨制的实行。

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双轨制”汇率：企业的出口收汇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必须按较低的官方汇率上缴国家，余下部分可按调剂市场汇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据市场供求信号进口盈利商品。

“双轨制”是一种由“国家兜底”的试错机制：“双轨制”是一项颇受争议的试错机制。据当初设计这套改革方案的专家回忆，它是在当时计划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家既保护和封闭存量（保护和赎买既得利益者），又培育和发展增量（市场和新生力量）的渐进式改革思路。而当“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一出台，却变成了“只放没调、放也不畅”的蹩脚戏，结果造成了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一时，招致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和埋怨。对此，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等人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认为“双轨制等于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势必出现‘撞车’与混乱，助长计划内外价格的‘权力寻租’现象”。当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胡和立研究的数据显示，仅在1988年，国家控制商品的价差为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利差为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外汇牌价汇差为930.43亿元以上，三项合计总价差为3569亿元以上，大约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30%。如此丰厚的红利，怎能不让“第三只手”心动？因此，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兴起一股“全民经商热”，找关系、走后门、搞计划、批条子、办公司成了一夜暴富的捷径。

倒爷队伍异军突起

1979年后，中国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双轨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给那些“倒爷”们带来了商机。

在那个时代，火车硬座、麻包袋几乎成了“倒爷们”共同的道具。据说温州美特斯邦威老总在用200万元做大一个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包袋装着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而林文和同样是大包小包地扛着产品在火车上挤来挤去。这些倒卖行为在当时被命名为“投机倒把”。

1986年，受价格管控的影响，彩电生产量大滑坡。1988年，国家允许各地浮动20%，这又吸引了林文和这些“倒爷们”的目光。但一年后，国家为了制止“黑市交易”，再度控制流通体系和价格，导致“生产和需求”同时萎缩。20世纪80年代，“官倒”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其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于是，“打击官倒”成为1989年廉政的一个口号。当初为了铲除“官倒”，中央决定价格并轨，价格并轨后没有差价。只是当时的价格改革的条件实际上是不具备的，一时间的抢购风潮，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个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机倒把”罪。只有未被取消且暂行了20多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偶尔还是会像幽灵般溜出来让人们再次领教“投机倒把”的含义。

倒爷转向俄罗斯

在国内遭受打击之后，很快，“倒爷”们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当起了“国际倒爷”，事实上，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等地，中俄边境贸易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相当兴盛，许多村庄几乎村村都有人在俄罗斯做“倒爷”，回来又走，走了又回。当地人至今念念不忘当年“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的“盛景”。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有“国际倒爷后仓库”之称的秀水街，逐渐成为中国与东欧相互了解的重要通道。那个年代，北京人曾亲眼目睹过俄罗斯商人席卷秀水街的采购狂潮，于是，胆大和聪明的一些人便试着也奔向俄罗斯。

20多年来，北京通过这条小街的民间贸易，不自觉地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商道。而那些抓住了机遇、冲破了旧经济体制的“二道贩子”，后来统统在王朔的笔下被尊称为“爷”，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时代特色的称呼为世人耳熟能详。

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那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这条线路在“倒爷”们的眼中，熟悉得如同回乡的乡间小路。

列车一进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皮夹克、羽绒服等蜂拥而下，而在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这些“倒爷”们都挣了大钱，这些传奇经回国后的“倒爷”们口口相传，极具煽动效应。一时间，中俄边境，掀起了全民搞边贸的高潮。从最初的黑龙江“倒爷”、北京“倒爷”，发展到后来主要以福建和浙江的“倒爷”为主。只是，个中艰辛只有这些国际“倒爷”们自己知道。

中俄民间贸易的线路，就是他们用汗水乃至血水杀开的，其间的故事惊心动魄，当事人回首往事心情也异常复杂。在倒爷生涯道路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几乎都遇到过抢劫，也有人送了命。

在俄罗斯最大的中国货市场莫斯科市阿斯太，虽然外观简陋，但租金奇高。由两个废旧集装箱上下搭建的店 铺，年租金和各类“好处费”“保护费”，总共在50万人民币左右。不过比起生意的利润，这些“打发俄罗斯人的小钱”已经不在“倒爷”们的算计之内。

生意做大了，钱也赚得多了，艰难的是要将挣回来的钱带回中国去。查每个中国商人携带的美金便成了俄罗斯海关的重要任务。因为那时候，火车是惟一的渠道，“倒爷”们只能冒险将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美金随身携带回国。

于是，每次进出俄罗斯，都成了一种狂欢似的宣泄。列车一进俄罗斯，进入餐车就餐的都是中国“倒爷”们，因为每到一个俄罗斯的车站，货物都会立马脱销。而列车一出俄国边境进入中国，“倒爷”们又都松了一口气，“回家真好！”

从“倒爷”到华商

正是这些“倒爷”们的所作所为，使铁板一块的流通体制出现松动，直至坍塌。沿着他们的足迹，原来为国家所独有的外贸体系在私营企业和国际“倒爷”的联手作用下走向开放。而随着贸易的发展，从前的“倒爷”也成了如今的华商。

中俄贸易的演变历史或许能成为国际“倒爷”作用的最好注脚。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令中俄两国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一方面俄罗斯急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原料及工业产品，加大双边贸易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萧条，日用品严重匮乏，而中国的轻工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大批中国货开始进入俄市场。进入俄罗斯的温州商人都对那个年代怀念不已。

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2000年为80亿美元，而前苏联时期最高贸易额仅是46亿美元，苏联解体后，1993年贸易最高峰为72.8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俄出口额为22.3亿美元，其中服装出口约10亿美元，鞋3.2亿美元，以上两项占据了出口总额的60%。

22.3亿美元的出口中，其中包括10亿美元的民营出口。2000年对俄出口几乎一半是中国私营企业、个体户完成的。显然，在俄罗斯的中国个体商人、也就是那些国际“倒爷”们功不可没。

国际“倒爷”在浙江曾盛极一时。在对俄投资比较密集的浙江嘉兴、温州，当地的外经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他们不完全掌握当地对俄投资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投资不经报批就出去了。

只是当年那批早年的“倒爷”中“鱼龙混杂”，一些人把劣质产品带到了俄罗斯，比如说棉絮里夹杂着玻璃碴的“羽绒服”。许多不法商贩，甚至采用胶水把毛粘在人造革上，用黑心棉填充羽绒服。

中国货的以次充好，乱标价格，伪劣假冒，严重损害了中国货的声誉。林文和就目睹了那些年中国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有一段时间，“有些莫斯科商店门口干脆挂出牌子：本店不售盗版商品和中国商品。”林文和说。

这也直接导致了贸易量的下降。《黑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中俄边境贸易增长到1993年的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只有1.9%，仅为1990年3.7%的一半。

当地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国际倒爷的生存环境。2007年4月1日，俄罗斯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在市场从事零售经营的法律开始正式生效。从2006年12月该条令颁布以来，每到周末，各大市场就会上演华商甩卖货物的景象。这些顾客更多地来自周边城市，他们闻讯赶来购买低价甩卖的中国货，一些俄罗斯商人则大批收购囤积，希望等中国人走后卖个好价钱。而在此之前，精明的温州商人郑秀康等人，在俄罗斯投资20亿元建经济合作区，把原来出口到俄罗斯的成品，以半成品运来，在当地加工，把中国制造变成俄罗斯制造。这样，禁售令对他的产品就失效了。

倒爷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别。民间倒爷名为“私倒”，官家倒爷称为“官倒”，后者神通当然是更为广大。官倒手里一般都有权有势，通过“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要形式。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倒爷”是值得书写的群体之一。就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 坊、集体工厂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堤防。

20多年过去了，曾令计划经济下流通体制坍塌的“倒爷”，也已经成为一个过往时代的名词。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倒爷”这个词说起来似乎依然不是那么的褒义。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善于抓住商机的那拨人。

牟其中“罐头换飞机”

南德公司的牟其中算得上当年中国第一倒爷，他的壮举是“倒飞机”——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奇迹。他乐于谈论的话题是国家、改革、命运这些大词。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三度入狱的牟其中从大陆首富到首骗的故事是那个年代的传奇。

没有外贸权，没有资金，没有航空经营权，牟其中的“空手道”发挥到极致：把当年苏联4架图-154飞机用价值4亿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中国。“罐头换飞机”的故事大大启发并超越了当时中国人的想像力。

他还提出过多项宏伟策划：把喜马拉雅山炸个50公里宽、2000米深的口子，引入暖湿气流，让中国西北成为降雨区；1993年提出要在满洲里独家开发一个边贸口岸，建设“北方香港”。他还提出过搞活3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765工程”，最早意识到通过对国有企业的重组和倒卖积累财富。1989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受邀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的中国民营企业家。1994年，他被《福布斯》列入全球富豪榜，达到了声望的顶峰。

1997年，一本突然出现的杂志增刊《大陆首骗牟其中》让南德集团分崩离析，当年他的手下干将冯仑、潘石屹、王功权等人较早离开牟其中创业，都成为了中国的商界巨头。

冯巩“狂吻俄罗斯”当倒爷成为一种现象，各行各业对它的关注也就理所当然了。

当时有一部描写倒爷的电影《狂吻俄罗斯》，相声演员冯巩在片中饰演一名音乐教师，与妻子离异后，对生活感到困惑，与好友双成一起去闯荡俄罗斯。在当倒爷的过程中，他爱上了年轻美貌的俄罗斯姑娘，并喜结良缘。

未完善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认为：在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历程中，存在着大量寻租活动所获得的灰色收入，这种收入有大有小，几乎是全民性的，都是不公平的分配。政府官员或国企领导人的亲友，利用信息和权力(诸如批条等)的不对称，获得“合法的”经营而获利，也是不可忽视的不公平分配。

他认为“造成这些不公平分配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尚未最后完成和完善，还存在大量旧体制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同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制建设和执行都十分不完善。这些本质上都是过程不公平”。